论良知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先生出征思、田前在天泉桥上叮嘱门下两位弟子王龙溪与钱德洪：“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一
良知四句教问世以后聚讼不已，尤其是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数百年来更是饱受以正统自居的众多儒者的非议。告子主张性无分于善与不善而受到孟子批判，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佛家鼓吹无善无恶，儒家以孟子性善论为宗，怎么能说心体为无善无恶？
王龙溪认为，“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王龙溪对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没有丝毫警惕，似乎是默契于心而情有独钟。他正是从四句教首句入手引申开来，别出心裁提出一个“四无说”：
无心之心则藏密，
无意之意则应圆。
无知之知则体寂，
无物之物则用神。
四句教首句说“心”，次句说“意”，三句说“知”，末句说“物”。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又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以阳明先生一贯主张学问功夫须真切简易这个宗旨来审视四句教，似乎显得支离决裂。
然而阳明先生说：“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在阳明先生看来，四句教不但不支离，反而是彻上彻下功夫。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此言为现代人解读儒家经典指明了方向，如能以意逆志，《大学》虽分疏个三纲八目出来，但丝毫不损害其为大人之学、一贯之道。
二
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须与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合在一起解读。王龙溪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此言大谬，把前两句割裂开，由心之无善无恶推导出意之无善无恶，且以无善无恶为究竟话头，对于有善有恶则等闲视之，王龙溪正是在此问题上犯迷糊而堕入禅门。
阳明先生曰：“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277条）。“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两句合在一起读，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阳明是从始位上言心体，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即是心无体。须注意，心并不是真的无“体”，所表达的更深一层意思其实是要以感应之是非之“用”来说“体”，或者说以“良知”来说心体。
《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无“体”，其“用”才能神妙无方，所谓生生之谓易。同理，阳明先生说心无“体”，其实是要把心之“体”落实在良知之妙“用”上。阳明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传习录》288条）。唯有首句说心体之“无”，后面才能把良知之“巧”给带出来。
王龙溪没有把前两句给贯通起来，由无善无恶之心推出无善无恶之意，没有从心“体”起“用”。在《大学》如没有善、恶就无法用为善去恶之诚意功夫，在四句教意之无善无恶则后面两句“知”与“格”字也必然虚说了，如何不沉空守寂？
“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犹如易无体，以生生之用为体。王龙溪之四“无”，所谓无心之心、无意之意、无知之知、无物之物，不过为外在的泛泛而谈，看似物我浑融、内外通达，其实是非外而是内，舍物理而求一颗孤悬之心。藏密、应圆、体寂、用神，皆是虚说光景，没有明白阳明先生所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之深厚义蕴。
三
其实，四句教首句与末句也是相呼应的。“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格物，非《大学》之格物，而是《中庸》之“成物”。四句教末句之“格物”，用阳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四句教是用齐整的言辞重新阐发《传习录》288条所蕴含的义理，不过更方便诵读记忆而已。
所谓“尽了万事万变”，其实是成就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究其本质，乃是此心实现了圆满。故末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从终位上说“心”；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从始位上说“心”。《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良知四句教则可谓：良知者，心之终始，不知则无心。
阳明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学”为孔门第一义，孔子以“学”字接引弟子。然而后世学者往往以博学多识为“学”，偏离了为己成德之实学。阳明点出一个“知”，其良苦用心是为孔门之圣学补偏救弊。致良知即是“学”，良知即是“性”，即是“生知”。顺其良知天则之条理，流行发用开来，此乃《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
阳明先生以良知说心，“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即是以“终”（良知）观“始”（心）。可惜王龙溪又返回到起点，以心虚说良知。黄梨洲曰“儒佛界限，只一理字”，当然也可以说，儒佛两家只在“知”字上见分晓。
四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三四两句同样要合在一起解读。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即是“行”，决不是先知善知恶，而后再为善去恶。
善、恶二字贯穿于四句教始终，如心之无善无恶，意之有善有恶，良知知善知恶，格物乃为善去恶。解读四句教不能执于文字，不能把善、恶二字本身看得太实在。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又“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非两端就把心与物从内到外贯通起来。阳明先生主张“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悉心研读四句教就会发现，阳明其实是以善、恶二端来说是非好恶，进而把身心意知物全涵摄在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两端则不可见道之全体大用。同理，无善恶两端则无良知之流行发用，必然虚说良知本体。
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对于心、意、知、物反复阐述，但“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一句却被学者们所忽略。“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良知知是知非、存是去非，落实在四句教中，即是先无善无恶，其次有善有恶，再知善知恶，最后为善去恶。四句话分别以善恶来说心、意、知、物，故四句教之微妙深义全体现在善恶二字上。
由此可见，四句教从首句“心”之无善无恶过渡到二句“意”之有善有恶，不是昏昧堕落。王龙溪以无善无恶为第一义，认为“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是完全错误的，究其本质，是把心体给绝对悬置起来。王龙溪之四无说背叛了师门良知学之立言宗旨，不过是“悬空口耳讲说”，好看不中用，故作高明而已。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似乎是先格物而后致知。阳明则以“致良知”解《大学》之致知格物，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知、格物为同一个功夫。良知知善知恶，此“知”其实是《中庸》“成物，知也”之“知”（善、恶在这个环节即体现为“物”）。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的内涵即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乃《中庸》所谓“成物”。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先生出征思、田前在天泉桥上叮嘱门下两位弟子王龙溪与钱德洪：“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一
良知四句教问世以后聚讼不已，尤其是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数百年来更是饱受以正统自居的众多儒者的非议。告子主张性无分于善与不善而受到孟子批判，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佛家鼓吹无善无恶，儒家以孟子性善论为宗，怎么能说心体为无善无恶？
王龙溪认为，“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王龙溪对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没有丝毫警惕，似乎是默契于心而情有独钟。他正是从四句教首句入手引申开来，别出心裁提出一个“四无说”：
无心之心则藏密，
无意之意则应圆。
无知之知则体寂，
无物之物则用神。
四句教首句说“心”，次句说“意”，三句说“知”，末句说“物”。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又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以阳明先生一贯主张学问功夫须真切简易这个宗旨来审视四句教，似乎显得支离决裂。
然而阳明先生说：“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在阳明先生看来，四句教不但不支离，反而是彻上彻下功夫。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此言为现代人解读儒家经典指明了方向，如能以意逆志，《大学》虽分疏个三纲八目出来，但丝毫不损害其为大人之学、一贯之道。
二
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须与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合在一起解读。王龙溪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此言大谬，把前两句割裂开，由心之无善无恶推导出意之无善无恶，且以无善无恶为究竟话头，对于有善有恶则等闲视之，王龙溪正是在此问题上犯迷糊而堕入禅门。
阳明先生曰：“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277条）。“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两句合在一起读，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阳明是从始位上言心体，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即是心无体。须注意，心并不是真的无“体”，所表达的更深一层意思其实是要以感应之是非之“用”来说“体”，或者说以“良知”来说心体。
《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无“体”，其“用”才能神妙无方，所谓生生之谓易。同理，阳明先生说心无“体”，其实是要把心之“体”落实在良知之妙“用”上。阳明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传习录》288条）。唯有首句说心体之“无”，后面才能把良知之“巧”给带出来。
王龙溪没有把前两句给贯通起来，由无善无恶之心推出无善无恶之意，没有从心“体”起“用”。在《大学》如没有善、恶就无法用为善去恶之诚意功夫，在四句教意之无善无恶则后面两句“知”与“格”字也必然虚说了，如何不沉空守寂？
“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犹如易无体，以生生之用为体。王龙溪之四“无”，所谓无心之心、无意之意、无知之知、无物之物，不过为外在的泛泛而谈，看似物我浑融、内外通达，其实是非外而是内，舍物理而求一颗孤悬之心。藏密、应圆、体寂、用神，皆是虚说光景，没有明白阳明先生所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之深厚义蕴。
三
其实，四句教首句与末句也是相呼应的。“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格物，非《大学》之格物，而是《中庸》之“成物”。四句教末句之“格物”，用阳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四句教是用齐整的言辞重新阐发《传习录》288条所蕴含的义理，不过更方便诵读记忆而已。
所谓“尽了万事万变”，其实是成就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究其本质，乃是此心实现了圆满。故末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从终位上说“心”；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从始位上说“心”。《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良知四句教则可谓：良知者，心之终始，不知则无心。
阳明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学”为孔门第一义，孔子以“学”字接引弟子。然而后世学者往往以博学多识为“学”，偏离了为己成德之实学。阳明点出一个“知”，其良苦用心是为孔门之圣学补偏救弊。致良知即是“学”，良知即是“性”，即是“生知”。顺其良知天则之条理，流行发用开来，此乃《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
阳明先生以良知说心，“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即是以“终”（良知）观“始”（心）。可惜王龙溪又返回到起点，以心虚说良知。黄梨洲曰“儒佛界限，只一理字”，当然也可以说，儒佛两家只在“知”字上见分晓。
四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三四两句同样要合在一起解读。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即是“行”，决不是先知善知恶，而后再为善去恶。
善、恶二字贯穿于四句教始终，如心之无善无恶，意之有善有恶，良知知善知恶，格物乃为善去恶。解读四句教不能执于文字，不能把善、恶二字本身看得太实在。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又“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非两端就把心与物从内到外贯通起来。阳明先生主张“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悉心研读四句教就会发现，阳明其实是以善、恶二端来说是非好恶，进而把身心意知物全涵摄在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两端则不可见道之全体大用。同理，无善恶两端则无良知之流行发用，必然虚说良知本体。
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对于心、意、知、物反复阐述，但“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一句却被学者们所忽略。“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良知知是知非、存是去非，落实在四句教中，即是先无善无恶，其次有善有恶，再知善知恶，最后为善去恶。四句话分别以善恶来说心、意、知、物，故四句教之微妙深义全体现在善恶二字上。
由此可见，四句教从首句“心”之无善无恶过渡到二句“意”之有善有恶，不是昏昧堕落。王龙溪以无善无恶为第一义，认为“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是完全错误的，究其本质，是把心体给绝对悬置起来。王龙溪之四无说背叛了师门良知学之立言宗旨，不过是“悬空口耳讲说”，好看不中用，故作高明而已。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似乎是先格物而后致知。阳明则以“致良知”解《大学》之致知格物，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知、格物为同一个功夫。良知知善知恶，此“知”其实是《中庸》“成物，知也”之“知”（善、恶在这个环节即体现为“物”）。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的内涵即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乃《中庸》所谓“成物”。
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於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未敢笔之於书，以滋学者之惑。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後快。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後无。
四句教，即出自《传习录》288条：“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四句教，即出自《传习录》288条：“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