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徒吹牛皮,佛祖会生气
中国佛教协会老会长赵朴初居士,写过一篇文《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里头这样写道:
“佛是人,而不是神。他是公元前六世纪时的人,有名有姓,他的名字是悉达多,姓乔达摩。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的简称,是Buddha的音译,意为觉者或智者。当然,到了后来佛陀被人们神化了,但是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
文中,还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周老(建人)曾特地给我写了两封信,要我们赶紧研究佛教。后来我去看他,他和我讲,他曾和我国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住邻居,朝夕过从。这位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晚年开始系统地研究佛经,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并说自己在补课。他曾对周老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
赵朴初说的著名史学家,就是范文澜。
范文澜早年对佛教是全面否定的,例如,在所著《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编中,写有这样一段:
“佛书描写佛的大威力,确是大到无比,据说,他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帝释居前,入则梵王(婆罗门所奉最高之神)在后,左有密跡(力士),右有金刚,声闻菩萨充侍臣,八部万神任翊卫,讲涅槃(经名)则地震动,说般若(经名)则天花雨……如此等等大诳话,如果误信它万分之一,就会变成佛教的俘虏,精神昏迷,不敢有丝毫怀疑。”
佛陀的大威力,在佛教典籍中,是到处可以见到类似描写的,与《金刚经》中所写的佛陀形象,却是完全不同。
《金刚经》的开头,记述了佛陀的日常生活;到了吃饭时间,他就穿上了袈裟,拿起饭钵,走进舍卫城去乞食(佛经中的“乞食”,应该都翻译为“化缘”,更接近佛陀的原意)。
挨家挨户地乞讨了一遍后,佛陀就回到住处,吃了饭,收拾好袈裟,洗干净饭钵,又用清水洗濯双足,铺好座位,安静地坐下。
范文澜早年对于佛教极度反感,恐怕与佛教典藉中对于佛陀的虚夸描写,多少是有点关系的,乃至于他到了晚年,才开始系统地研究佛经,有“补课”之说;我很理解他早年的这种情绪,我在青年时代,就是看了范著,坚决不相信佛教的。
在同书中,范文澜还举了《仁王护国经》中一段经文,作为质疑的例子:
“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国土安立,万姓快乐,皆由般若波罗蜜”(信奉佛法),不论大小国土中,如有灾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般若,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姓安乐,帝王欢喜。若未来世国王护持三宝(佛、法、僧)者,我使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一名金刚吼菩萨,手持千宝相轮(轮是一种武器),二名龙王吼菩萨,手持金轮灯,三名无畏十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四名雷电吼菩萨,五名无量力吼菩萨。”
佛陀率徒长期居住的室罗伐悉国,正是亡了他的父亲净饭王之国的敌国,后来,它如同佛陀的父国一样,也是亡了国的。
范文澜说,灭国之仇,佛既出家,可以解释为不复留意,但,“释迦牟尼对自己奉教的老父,亡国时毫无拯救的方法,反接受室罗伐悉底国太子的祇园精舍,受太子的保护,所谓未来世国王有难,他会使什么大力菩萨拿着武器去保护,这不是扯诳是什么!”
这个质问是有道理的,佛教典藉里的一些神化宣传,有时也确实到了不顾荒谬的地步;范文澜在同书中又说:
“中国书藉自六经以至诸子百家,从来没有人敢说佛书那样的大话和诳话,庄子著书,号称谬悠荒唐,但比起佛书来,相差却远得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士人有信书的陋习,以为写在书上的话,都是不可不信的重要话。”
范文澜这段评论也是确切的,中国士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相信书上所说,以为典藉上既然这样子写了,那么诵读佛经,就真的会有如此威力;于是,也就跟随在吹牛的印度佛徒之后,自己也忍不住吹起牛来,且看《太平广记》中、关于诵读《金刚经》所生威力的几则记述。
“杜之亮”条说:
隋代仁寿年间,汉王谅谋反,杜之亮当时担任参军官职,和其他僚属一起被捕下狱。杜梦见一个和尚对他说:
“汝但念诵《金刚经》,即此厄可度。”
杜就照办了,后来,其他人都被处死了,他却因为行刑名单上,恰巧漏写了姓名而存活,接着,又遇到了赦免。
“三刀师”条说:
张伯英是唐代人,在乾元年间,因为盗取官马,被处以腰斩,可斩了三刀都无有损伤,刺史问他原因,他回答道:
“曾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
刺史就赦免了他,他于是削发出家,人称“三刀师”。
“白仁皙”条说:
唐高宗龙朔年间,白仁皙“运米辽东,过海遇风,四望皆黑,仁皙忧惧,急念《金刚经》,得三百遍”;忽然,见到一个梵僧对他讲:
“汝念真经,故来救汝。”
须臾风定,同船的八十余人都因他念经,而幸免于溺毙。
“银山老人”条说:
在饶州银山,一次发生了火灾,因为是草屋相连,“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事后查明,原来这家的一个老人“事佛持《金刚经》”,才使得火不能烧。
“王令望”条说:
王令望是唐代人,“少持《金刚经》”,一次忽遇猛虎,急念真经,使得猛虎不敢吃他,“曳尾而去,流涎满地”。
“开(同“年”字)行立”条说:
有个不识字的人,叫年行立,随身常带《金刚经》一卷,“到处焚香拜礼”;有一次,遇到十多个贼人抢他的货物,因为放了这卷《金刚经》于其中,虽然货物只有五六十斤重,贼人却拿不动。
他不仅不受损失,连贼人也被感动,改恶从善了。
只要念诵《金刚经》,甚至只要带了一部该经,就有这样的威力,更不要说那些日夜念经的和尚们了,他们所具的法力,简直是大到了不可思议。
《太平广记》中,“白仁皙”条所写的那个梵僧,就能倾刻间使得海上风浪平复;《清稗类抄》里,也记述了妙常寺中有个阚和尚,一次,他在庙前河水中洗陶瓮,有人开他的玩笑说:
“和尚这样太辛苦了,何不把瓮头翻过来洗。”
只见这个阚和尚,果然就将陶瓮从里向外翻了个面。
唐代高僧慧思,据传还会在空中飞行。
太建初年,慧思从北方南下,驻锡于衡山。当地官员接到了诬报,说他从北周带来兵器,准备谋反,急忙上告了朝庭;陈宣帝就下了诏书,要除灭衡山禅院的和尚。
大兵已在半途,再无申辩的时间,慧思就从衡山腾空,乘夜飞入京城,引起了金陵市民的轰动,宣帝也因而接受了他的陈述,取消了原先的诏旨。
佛门对奇迹异能的大力宣传,不仅使得普通的老百姓相信,甚至连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说自己会玩这一套,清代大诗人王昙就是典型的一例。
他说,自己曾经向西域章佳呼图克图(藏教喇嘛),学得了“掌心雷”。
所谓的“掌心雷”,就是握拳后开掌可发一声雷,其实就是利用了掌心里正负电荷的作用,任何人常人都能学会的,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五雷天心正法”所吹嘘的那般威力。
当时正值七省白莲教徒起义,就有人将他推荐给嘉庆皇帝;皇帝还算头脑清楚,不信这一套,王昙因此而仕途蹭蹬。
不过,也亏得王昙有如此遭遇,后来造就了他的悲歌慷慨的诗才。
佛门的迷信宣传,也造成了不少的悲剧;《太平广记》引《辨疑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出长安城向南走四十里,有灵母谷,进谷五里处,有座惠炬寺。
越过寺西那道深涧,再走十八里就到了峰顶,叫灵应台;台上建了一座塔,塔里有观世音菩萨的铁像。
人们传说菩萨曾在这里显形,又说铁像身上经常闪出佛光,长安城里的一些俗流之辈,争先恐后前去拜谒;每到大的斋日,善男信女都会送来不少供品,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同宿于台上,祈求见到佛光。
唐代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晚上,人们正在同声祈祷,靠近台顶的西南方出现了一对圣灯;这时,有一个健壮的当兵人,他呼唤着观音菩萨的圣号,一步步地走近了圣灯,却不料被老虎拽住带走了。
原来,人们看见的“双圣灯”,却是老虎的眼睛在闪亮。
死个把人又有什么要紧?既然相信了佛门的神通广大,若能求得佛菩萨的垂怜,不仅世间的灾难可以倾间化解,而且富贵也是倾间可得,天堂也是不难上的;几个悲剧又怎能挡得住,世人只想求助的心与贪欲的心呢?
你有求助的心吗?好的,很正常,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自己一点也不作为,却只想着求助于人,这也不太好吧?
这个话击中了人们的心中隐秘,仔细想想也是对的,自己也总得先要有所付出;舍小利而去换取大利益,也正是天下聪明人的普遍心思。
佛教不是还有“布施”的教义吗?
佛门也就借题发挥,于是,佛教典藉中又推出了一个新故事,说是从前有个王国,由一个菩萨做了国王,名叫昙无竭。
这个菩萨王数年才走出宫门说法一次,而信徒们一心只要向他作布施,不但车马珠宝无数,且有采女百计;实在无所奉献者,可以给他作仆役,供驱使。
下一句话就不明白说了,得由你自己去领悟。
寺院是佛菩萨的驻地,僧侣是佛菩萨的代表,向他们布施当然就能直接获得福佑,你不向寺院布施,难道你要傻得布施给穷人吗?于是,就有一些善男信女,对坐在路边的穷困人装作没看见,直奔寺院里去了。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社会财富急剧地向寺院集中的社会现象。
魏晋时期,佛教寺院的经济还比较微弱,在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寺院经济,例如,南朝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
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财富,除了向农民出租土地的收入之外,还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之时就顾不上佛家的戒“贪”严律了,当时有个学者范缜,就揭露了社会的弊端说:
“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
如果佛门不吹点牛皮,还能使得天下的老百姓如此去做吗?
佛教典藉中吹的牛皮也够多的,阅读之时稍不留心,就很可能会信以为真,这里再举出一个小例子:说有五百个王子,后来跟随佛陀出了家。
但在《律藏·小品》中,却记述了一段有趣的对话;当时,有释迦族的两兄弟,兄长对弟弟说:
“现在有很多王子都跟随佛陀出家了,我们家里还没有出家人,是你去还是我去呢?”
弟弟回答说: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可能出家的,还是你去吧!”
哥哥就说:
“那我就教你在家谋生的本领,犁地、播种、灌溉、除草、收割等等。今年做完了,明年还要做,年复一年,没有止境。我们的父辈已经去世,但是工作还要继续下去。所以,你要学会这些工作,学会了我就出家。”
试问,世上有靠自己种田来养活自己的王子吗?他们应该只是释迦的族人而已,从世代务农来看,属于印度当时的第三种姓吠舍。
五百王子跟随出家的故事,肯定又是后人对佛典作修饰与润色的结果,因为佛陀肯定不会这样说的,难道佛陀还存有丝毫的虚荣心吗?
而且,当时跟随佛陀出家的人中,也未必都是被他的教法所打动,有一些人跟随出家,还可能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辛苦。
当然,这是相比较而言的,比如我,就曾经考虑过出家问题,但想起了一大早就要起来诵经,仅是这样一个苦处,与自己的现实生活作了比较之后,觉得自己还是受不了的,夜里倒没有关系的,反正我是个夜猫子。
种种心思,我是能够明白的,因为有过经历。
这里发一个感慨,出家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以坚定的信仰与不畏辛苦作为基础的,所以,民国时期的印光大师,总是劝人在决定出家之时,要慎重再慎重;真正的出家人,决不是为了逃避生活上的种种麻烦与辛苦的。
近日从“西瓜视频”上看到,辽宁有一个寺院,所有的和尚都严格地以佛陀所制的戒律为师,比如遵守“不捉金钱”戒。
这些人是真正的出家人呵,他们难道还会弄一些古怪,企图骗取人们什么吗?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一群人,在自己修行的同时,又净化了社会空气,值得我们社会普遍的尊敬!
正因为佛门里会吹牛皮,比如说有什么神通与了不起的奇迹,所以,也就受到了范文澜的质问;你们说能以神通护国,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对自己奉教的老父,亡国时毫无拯救的方法,反接受室罗伐悉底国太子的祇园精舍,受太子的保护”呢?
如果不是吹了牛皮,那么,佛门的答复,原本是可以理直气壮的。
佛教的力量来自于自身的真理光芒,与佛陀是否亡了父国,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就是在家破人亡甚至亡了国之后,才信仰了佛教的,因为认识到它是真理;事实上,佛陀住到了祗园精舍以后,却开始了传教的鼎盛期,民众纷纷奉信佛陀的教旨与觉悟。
佛陀从来都是讲“如实语”的,信众也自会信从,无需后世的佛徒要在佛典中做些什么手脚。
佛门里任何神化的宣传与吹牛皮,当时虽然在争取民众的信仰上也很有效果,却也惹起了范文澜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反感,还搞得历史上有不少的读书人,早年毁佛而在中晚年信了佛教,这也真是罪过不小呢。
尤其是在当今的民智进步、科学昌明的时代里,佛门更要倡导佛陀当年所倡导的说“如实语”;如果继续吹些牛皮,就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佛祖会很生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