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孙立平：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转载)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
2016-08-19 历史与文化
经常弄不清自己是谁；放历史情境里，更不知道自己会是谁。
多年前的一天，我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堆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然后问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被选择最多的群体是政治家，政治家中被选择最多的是可想而知那几位，可想而知那几位里被选择最多的是成吉思汗。理由是，当时国家最强，打的最远，疆域最大，一代天骄，举世无双，“有威名、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
接着，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恰好活在他那个时代，想一想，你会是谁？
问题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好吧，我来帮你们设想一下。首先成吉思汗就一个，成为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退而求其次，宗室诸王、万户官、千户官，一共分封还不到百人。
你不怕流血厮杀，想象当个勇猛的骑士也不错，这也一共才几十万。
就是整个蒙古民族，当时不过百多万，在中国版图内各民族人口中属于很少一部 分，就整个欧亚大陆来说更是如此。
成吉思汗曾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历史记载，蒙古铁蹄所到之处，屠城无数，哀鸿遍野，文明摧毁，满目疮痍。
而你，从概率上看，最有可能是家产遭掠，亲人被夺，沦为奴役，甚至死于非命的被征服民族中一员。
就算你熬过了战乱，别忘了蒙古统治者还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即中西亚人；汉人；南人，也就是南宋人。后两种人按规定被打不能还手，十户一把菜刀，结婚蒙古人有初夜权，人老直接送坟墓等死，不准集会、不准拜神、不准打猎、不准买卖……你觉得你更可能是哪一等？
就算你幸为蒙古人，那又如何？蒙古人也要提供大量赋役，遇到征伐，还要自备马匹、兵械、衣食出征，为筹备这些有人甚至要出卖妻儿。出征一次多少年，常常一去不复还……
说到此，我停下望着他们，底下一片沉默。
现在，社会变迁，思维多元，但弄不清自己是谁这种症状并未明显减少，依然经常有所表现。
那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竟有那么多人欢呼喝彩。国际上每每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尤其针对西方国家，都不乏叫好之声。恐怖主义本来是无规则、无底线、无差别的反人类，是世界公敌，好多人却当成了反对霸权的英雄。后来，塔利班组织在巴基斯坦一个高山上，杀害了多名登山者，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有些人才惊异的意识到，恐怖分子原来也杀中国人。你以为你是谁？
有次国庆节在家看电视，又见圆明园里一女游客在镜头前谈爱国，说看了遗址心里特别不舒服，侵略者把我们这么美好家园给破坏，现在他们不敢了，我们人民也不允许这样。一时间声泪俱下。
且不说那场战争的发生清朝有多大责任，更不为事实俱在的抢劫辩护，我只想小声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如果您不姓爱新觉罗，就请注意点产权问题。那圆明园是皇帝的私家园林，好像没您什么事儿，别我们我们的，那时候就算没烧，能让您进去？就是现在，您也是买了门票的吧。
最近，又时常听到有人怀念、赞颂那个“火红年代”。先看看下边这些，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会是谁：“造反有理”的学生；“广阔天地练红心”的知青；遭遇“自然灾害”的农民；“停产闹革命”的工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或他们的子女；被打倒的“走资派”；被揪斗的“牛鬼蛇神”；死得不明不白的将军、元帅、国家主席……
你对“与人斗其乐无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敬佩得五体投地，你怎么知道被斗的不是你，牺牲的不是你？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死的那一半？
当你为一种力量的崛起而赞叹，乃至热血沸腾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覆灭而悲情，感到愤怒屈辱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肆虐而欢呼，感觉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时候，最好先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
2016-08-19 历史与文化
经常弄不清自己是谁；放历史情境里，更不知道自己会是谁。
多年前的一天，我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堆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然后问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被选择最多的群体是政治家，政治家中被选择最多的是可想而知那几位，可想而知那几位里被选择最多的是成吉思汗。理由是，当时国家最强，打的最远，疆域最大，一代天骄，举世无双，“有威名、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
接着，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恰好活在他那个时代，想一想，你会是谁？
问题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好吧，我来帮你们设想一下。首先成吉思汗就一个，成为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退而求其次，宗室诸王、万户官、千户官，一共分封还不到百人。
你不怕流血厮杀，想象当个勇猛的骑士也不错，这也一共才几十万。
就是整个蒙古民族，当时不过百多万，在中国版图内各民族人口中属于很少一部 分，就整个欧亚大陆来说更是如此。
成吉思汗曾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历史记载，蒙古铁蹄所到之处，屠城无数，哀鸿遍野，文明摧毁，满目疮痍。
而你，从概率上看，最有可能是家产遭掠，亲人被夺，沦为奴役，甚至死于非命的被征服民族中一员。
就算你熬过了战乱，别忘了蒙古统治者还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即中西亚人；汉人；南人，也就是南宋人。后两种人按规定被打不能还手，十户一把菜刀，结婚蒙古人有初夜权，人老直接送坟墓等死，不准集会、不准拜神、不准打猎、不准买卖……你觉得你更可能是哪一等？
就算你幸为蒙古人，那又如何？蒙古人也要提供大量赋役，遇到征伐，还要自备马匹、兵械、衣食出征，为筹备这些有人甚至要出卖妻儿。出征一次多少年，常常一去不复还……
说到此，我停下望着他们，底下一片沉默。
现在，社会变迁，思维多元，但弄不清自己是谁这种症状并未明显减少，依然经常有所表现。
那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竟有那么多人欢呼喝彩。国际上每每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尤其针对西方国家，都不乏叫好之声。恐怖主义本来是无规则、无底线、无差别的反人类，是世界公敌，好多人却当成了反对霸权的英雄。后来，塔利班组织在巴基斯坦一个高山上，杀害了多名登山者，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有些人才惊异的意识到，恐怖分子原来也杀中国人。你以为你是谁？
有次国庆节在家看电视，又见圆明园里一女游客在镜头前谈爱国，说看了遗址心里特别不舒服，侵略者把我们这么美好家园给破坏，现在他们不敢了，我们人民也不允许这样。一时间声泪俱下。
且不说那场战争的发生清朝有多大责任，更不为事实俱在的抢劫辩护，我只想小声提醒一下这位女士，如果您不姓爱新觉罗，就请注意点产权问题。那圆明园是皇帝的私家园林，好像没您什么事儿，别我们我们的，那时候就算没烧，能让您进去？就是现在，您也是买了门票的吧。
最近，又时常听到有人怀念、赞颂那个“火红年代”。先看看下边这些，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会是谁：“造反有理”的学生；“广阔天地练红心”的知青；遭遇“自然灾害”的农民；“停产闹革命”的工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或他们的子女；被打倒的“走资派”；被揪斗的“牛鬼蛇神”；死得不明不白的将军、元帅、国家主席……
你对“与人斗其乐无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敬佩得五体投地，你怎么知道被斗的不是你，牺牲的不是你？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死的那一半？
当你为一种力量的崛起而赞叹，乃至热血沸腾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覆灭而悲情，感到愤怒屈辱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肆虐而欢呼，感觉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时候，最好先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
@指難 2016-10-22 23:27:42
这个孙教授或许明白他是谁，未必知道他在做神马。
当他问他的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这是在审美，是美学的讨论。当审美时，其机制是美的直觉发挥作用。每个人不必要知道太多的细节，只需要就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知半解作出普遍性的感兴，这个审美就是无可指摘的。审美虽然假定所有的人都会和他或她本人有同感，所以审美是普遍性的，但是审美趣味无争辩，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个人化的是主观性的。
孙教授的......
-----------------------------
指難兄，看过罗尔斯的书没有？在他的《正义论》中提到一个概念：无知之幕。我认为孙教授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无知之幕”，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所以才有可能有正义。
这个孙教授或许明白他是谁，未必知道他在做神马。
当他问他的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这是在审美，是美学的讨论。当审美时，其机制是美的直觉发挥作用。每个人不必要知道太多的细节，只需要就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知半解作出普遍性的感兴，这个审美就是无可指摘的。审美虽然假定所有的人都会和他或她本人有同感，所以审美是普遍性的，但是审美趣味无争辩，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个人化的是主观性的。
孙教授的......
-----------------------------
指難兄，看过罗尔斯的书没有？在他的《正义论》中提到一个概念：无知之幕。我认为孙教授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无知之幕”，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所以才有可能有正义。
@指難 2016-10-22 23:27:42
这个孙教授或许明白他是谁，未必知道他在做神马。
当他问他的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这是在审美，是美学的讨论。当审美时，其机制是美的直觉发挥作用。每个人不必要知道太多的细节，只需要就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知半解作出普遍性的感兴，这个审美就是无可指摘的。审美虽然假定所有的人都会和他或她本人有同感，所以审美是普遍性的，但是审美趣味无争辩，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个人化的是主观性的。
孙教授的......
-----------------------------
@物之初 2016-10-23 11:42:31
指難兄，看过罗尔斯的书没有？在他的《正义论》中提到一个概念：无知之幕。我认为孙教授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无知之幕”，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所以才有可能有正义。
-----------------------------
@指難 2016-10-23 12:09:21
罗尔斯先生的无知之幕略知一二。
物理学里在研究微观粒子时会设想一个粒子遍历所有地方，以此类推粒子的概率分布。《墨子》在论述兼爱的必然性时，也朴素地运用了类似无知之幕的思维方式。
我举这两个例子做类比，意思是罗尔斯先生的无知之幕是好的思维方式，然而他对无知之幕所做的阐述并不是必然的结论。墨子和费曼根据类似的方法就会得出迥异于罗尔斯先生的结论。
即便单就罗尔斯先生的正义论而言，根......
-----------------------------
前面已经有同学说过了，孙教授不是搞美学而是搞社会学的。在中国政治学与社会学是相通的，因为中国大学的政治学主要是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罗尔斯只能放到社会学来讲了。孙教授讲课的目的很清楚，通过提问引导学生理解无知之幕：
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
=========
显然，正是因为你走出幕布之后不知道自己会是谁？市长还是清洁工？成吉思汗还是种地的汉人？你才有可能提出要对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给与公正、公平的待遇，而不是受压迫与被侮辱甚至被杀戮的对象。因为你走出幕布之后很可能是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而不是市长或者成吉思汗。
所以，孙教授无论是讲课或者写文章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看文章的人要学会从无知之幕的背后来看待公平与公正或者是正义。
这个孙教授或许明白他是谁，未必知道他在做神马。
当他问他的学生们：『你最崇拜其中哪一位？』这是在审美，是美学的讨论。当审美时，其机制是美的直觉发挥作用。每个人不必要知道太多的细节，只需要就本人印象深刻的一知半解作出普遍性的感兴，这个审美就是无可指摘的。审美虽然假定所有的人都会和他或她本人有同感，所以审美是普遍性的，但是审美趣味无争辩，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个人化的是主观性的。
孙教授的......
-----------------------------
@物之初 2016-10-23 11:42:31
指難兄，看过罗尔斯的书没有？在他的《正义论》中提到一个概念：无知之幕。我认为孙教授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无知之幕”，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所以才有可能有正义。
-----------------------------
@指難 2016-10-23 12:09:21
罗尔斯先生的无知之幕略知一二。
物理学里在研究微观粒子时会设想一个粒子遍历所有地方，以此类推粒子的概率分布。《墨子》在论述兼爱的必然性时，也朴素地运用了类似无知之幕的思维方式。
我举这两个例子做类比，意思是罗尔斯先生的无知之幕是好的思维方式，然而他对无知之幕所做的阐述并不是必然的结论。墨子和费曼根据类似的方法就会得出迥异于罗尔斯先生的结论。
即便单就罗尔斯先生的正义论而言，根......
-----------------------------
前面已经有同学说过了，孙教授不是搞美学而是搞社会学的。在中国政治学与社会学是相通的，因为中国大学的政治学主要是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罗尔斯只能放到社会学来讲了。孙教授讲课的目的很清楚，通过提问引导学生理解无知之幕：
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
=========
显然，正是因为你走出幕布之后不知道自己会是谁？市长还是清洁工？成吉思汗还是种地的汉人？你才有可能提出要对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给与公正、公平的待遇，而不是受压迫与被侮辱甚至被杀戮的对象。因为你走出幕布之后很可能是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而不是市长或者成吉思汗。
所以，孙教授无论是讲课或者写文章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看文章的人要学会从无知之幕的背后来看待公平与公正或者是正义。
最后一段话打错了一个字，改正如下：
显然，正是因为你走出幕布之前不知道自己会是谁？市长还是清洁工？成吉思汗还是种地的汉人？你才有可能提出要对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给与公正、公平的待遇，而不是受压迫与被侮辱甚至被杀戮的对象。因为在你走出幕布之后很可能是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而不是市长或者成吉思汗。
所以，孙教授无论是讲课或者写文章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看文章的人要学会从无知之幕的背后来看待公平与公正或者是正义。
显然，正是因为你走出幕布之前不知道自己会是谁？市长还是清洁工？成吉思汗还是种地的汉人？你才有可能提出要对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给与公正、公平的待遇，而不是受压迫与被侮辱甚至被杀戮的对象。因为在你走出幕布之后很可能是清洁工或者种地的汉人而不是市长或者成吉思汗。
所以，孙教授无论是讲课或者写文章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看文章的人要学会从无知之幕的背后来看待公平与公正或者是正义。
@慕仁 2016-10-23 12:43:20
狗熊追两只兔子，一只兔子对狗熊说，你不知道“无知之幕”吗？下辈子你没准变兔子，狗熊说，那下辈子再说。这只兔子又对另一只兔子说，你不知道“无知之幕”吗？咱们如果不团结起来，你的孩子下辈子还是兔子。另一只兔子说，只要我这会比你跑得快一点，我就有机会生孩子了。呵呵。
-----------------------------
慕仁兄，兔子的社会也许是你说的这样，但其他社会比如大象与狮子的社会也许能就无知之幕达成共识。实际上，按照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的描写，人类社会还是有希望的，至少西方已经在向这个方向走了。至于兔子社会，可能还处于“同志仍需努力”的阶段。哈哈！
狗熊追两只兔子，一只兔子对狗熊说，你不知道“无知之幕”吗？下辈子你没准变兔子，狗熊说，那下辈子再说。这只兔子又对另一只兔子说，你不知道“无知之幕”吗？咱们如果不团结起来，你的孩子下辈子还是兔子。另一只兔子说，只要我这会比你跑得快一点，我就有机会生孩子了。呵呵。
-----------------------------
慕仁兄，兔子的社会也许是你说的这样，但其他社会比如大象与狮子的社会也许能就无知之幕达成共识。实际上，按照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的描写，人类社会还是有希望的，至少西方已经在向这个方向走了。至于兔子社会，可能还处于“同志仍需努力”的阶段。哈哈！
@慕仁 2016-10-23 13:11:19
西方人善于把简单的概念复杂化，弄出一大套理论，比如“无知之幕”，用以前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将心比心”，作屠夫吉思汗的，也应该站在撒马尔罕居民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作撒马尔罕居民的，也要站在屠夫成吉思汗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大家应该制定一个不侵犯各种角色合理利益的规则。
屠夫成吉思汗应该想一想，他的子孙以后也可能是弱者嘛，也可能被屠杀嘛，比如，他自己把女真平民杀了不少，四百年后，女真人乾隆就把......
-----------------------------
如果将“无知之幕”认为就是“将心比心”，那就小看了罗尔斯了。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人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成吉思汗之心与被其屠杀的汉人之心能一样吗？心都不一样，能比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规则来吗？
孔夫子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人了，他有一些好东西，有一些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规则到现在依然有效，但也存在局限性。无论是康德还是罗尔斯，在这个基础上都有所发展，看不到这一点，是很难与时俱进的。
西方人善于把简单的概念复杂化，弄出一大套理论，比如“无知之幕”，用以前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将心比心”，作屠夫吉思汗的，也应该站在撒马尔罕居民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作撒马尔罕居民的，也要站在屠夫成吉思汗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大家应该制定一个不侵犯各种角色合理利益的规则。
屠夫成吉思汗应该想一想，他的子孙以后也可能是弱者嘛，也可能被屠杀嘛，比如，他自己把女真平民杀了不少，四百年后，女真人乾隆就把......
-----------------------------
如果将“无知之幕”认为就是“将心比心”，那就小看了罗尔斯了。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人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成吉思汗之心与被其屠杀的汉人之心能一样吗？心都不一样，能比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规则来吗？
孔夫子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人了，他有一些好东西，有一些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规则到现在依然有效，但也存在局限性。无论是康德还是罗尔斯，在这个基础上都有所发展，看不到这一点，是很难与时俱进的。
@慕仁 2016-10-23 15:07:12
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
人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一样的道。如何让不一样的人宏一样的道？
显然，只有所有人都认可的“道”，也就是普世价值，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宏。也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或者“道”，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走向和谐以及公平、正义。
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
人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一样的道。如何让不一样的人宏一样的道？
显然，只有所有人都认可的“道”，也就是普世价值，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宏。也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或者“道”，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走向和谐以及公平、正义。
@慕仁 2016-10-23 15:07:12
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
人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道。如何让不一样的人宏同样的道？
显然，只有所有人都认可的“道”，也就是普世价值，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宏。也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或者“道”，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走向和谐以及公平、正义。
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
人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道。如何让不一样的人宏同样的道？
显然，只有所有人都认可的“道”，也就是普世价值，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宏。也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或者“道”，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走向和谐以及公平、正义。
@dngyhm 2016-10-23 21:12:21
任何一个平凡人 ，甚至乞丐都比 成吉思汗更值得尊重
-----------------------------
在无知之幕后面，平凡人甚至乞丐倒不一定要比成吉思汗更值得尊重，但至少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在900多年前有一亿人要投胎到蒙古和中国一带，这些人中只可能有一个人是成吉思汗。投胎后成为蒙古人的约100万人，成为汉人（包括南人）的约9900万人，可以算出投胎成为成吉思汗的概率为一亿分之一，成为蒙古人的概率为百分之一，成为汉人的概率为百分之九十九。假如在投胎之前，这一亿人投票决定投胎后是按照历史发生过的那样出一个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汗与汉人一样，大家一律平等？显然，根据概率，投票的结果一定是后者。
所以，无知之幕让我们知道，从公平正义出发，成吉思汗这类人还是不要出现为好，因为他为人类带来的是灾难，他的丰功伟绩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痛苦和灾难的基础上的。
任何一个平凡人 ，甚至乞丐都比 成吉思汗更值得尊重
-----------------------------
在无知之幕后面，平凡人甚至乞丐倒不一定要比成吉思汗更值得尊重，但至少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在900多年前有一亿人要投胎到蒙古和中国一带，这些人中只可能有一个人是成吉思汗。投胎后成为蒙古人的约100万人，成为汉人（包括南人）的约9900万人，可以算出投胎成为成吉思汗的概率为一亿分之一，成为蒙古人的概率为百分之一，成为汉人的概率为百分之九十九。假如在投胎之前，这一亿人投票决定投胎后是按照历史发生过的那样出一个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汗与汉人一样，大家一律平等？显然，根据概率，投票的结果一定是后者。
所以，无知之幕让我们知道，从公平正义出发，成吉思汗这类人还是不要出现为好，因为他为人类带来的是灾难，他的丰功伟绩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痛苦和灾难的基础上的。
慕仁 2016-10-23 15:07:12
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
@物之初 2016-10-23 16:20:39
人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一样的道。如何让不一样的人宏一样的道？
显然，只有所有人都认可的“道”，也就是普世价值，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宏。也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或者“道”，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走向和谐以及公平、正义。
-----------------------------
@慕仁 2016-10-23 23:03:15
这些纯粹相对主义的形式“定义”不会导致任何真正的“知识”，若按此定义，成吉思汗的理想，未必不是“普世价值”，人类的内心没有黑暗的一面吗？
您上面所讲的，“所有人都认可”，只是《中庸》里定义“普世价值”的6-7条定义中的一条，其他定义还包括，是否违背自然规律，是否符合历史实践，是否在未来会得到继承，等等。
儒家或其他宗教，并不是这些相对主义的或形式化的知识，他是一些关于我们“自我选择”的......
-----------------------------
既然我说过所有人都认可的价值才可能是普世价值，又怎么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形式定义呢？
对于什么是普世价值，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孔夫子说过的8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实际上这8个字不仅在中国的《论语》中有，其他民族和各大宗教中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表述，也就是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而且不单是过去，千年后的康德和罗尔斯也都对此认可并加以完善，所以只有这8个字可以成为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
至于你所说的“《中庸》里定义‘普世价值’的6-7条定义”，恐怕只是你们的一厢情愿，未必会得到除你们之外其他民族和宗教的认同，更不用说全民实践了。
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
@物之初 2016-10-23 16:20:39
人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就会有一样的道。如何让不一样的人宏一样的道？
显然，只有所有人都认可的“道”，也就是普世价值，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宏。也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或者“道”，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走向和谐以及公平、正义。
-----------------------------
@慕仁 2016-10-23 23:03:15
这些纯粹相对主义的形式“定义”不会导致任何真正的“知识”，若按此定义，成吉思汗的理想，未必不是“普世价值”，人类的内心没有黑暗的一面吗？
您上面所讲的，“所有人都认可”，只是《中庸》里定义“普世价值”的6-7条定义中的一条，其他定义还包括，是否违背自然规律，是否符合历史实践，是否在未来会得到继承，等等。
儒家或其他宗教，并不是这些相对主义的或形式化的知识，他是一些关于我们“自我选择”的......
-----------------------------
既然我说过所有人都认可的价值才可能是普世价值，又怎么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形式定义呢？
对于什么是普世价值，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孔夫子说过的8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实际上这8个字不仅在中国的《论语》中有，其他民族和各大宗教中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表述，也就是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而且不单是过去，千年后的康德和罗尔斯也都对此认可并加以完善，所以只有这8个字可以成为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
至于你所说的“《中庸》里定义‘普世价值’的6-7条定义”，恐怕只是你们的一厢情愿，未必会得到除你们之外其他民族和宗教的认同，更不用说全民实践了。
@指難 2016-10-24 22:32:59
很有意思。孙教授不过是口不择言，把他想表达的意思弄巧成拙而已。
各位至于百般解释以至于斯文扫地么？
大大方方地承认这次失误了，孙教授下次多加点儿小心不就结了嘛。何至于此……
@物之初 君力主 『无知之幕』说。孙教授所列各种各样事例无不具体详尽，还谈神马『无知』啊？他打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朗月 君力主 驳自私论。那游客为了圆明园而流泪时，孙教授明确承认......
-----------------------------
从思想方法来说，无知之幕是对考虑问题的人（在这里就是指孙教授的学生们）提供一个初始状态。在这个初始状态下，他们不知道走出无知之幕后自己会是谁？成吉思汗？蒙古人还是汉人？孙教授开出的名单再长，也只不过是告诉学生们，他们在那个时代走出无知之幕后可能会成为什么人？而按照概率来计算，成为成吉思汗的概率是1亿分之一，属于不可能事件，成为蒙古人的概率是一百分之一，属于小概率事件，成为汉人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属于大概率事件。孙教授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还会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举世无双、有威名、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的大英雄，而汉人们就该是“打不能还手，十户一把菜刀，结婚蒙古人有初夜权，人老直接送坟墓等死，不准集会、不准拜神、不准打猎、不准买卖”的下等人吗？
你当然可以不认可罗尔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但孙教授向他的学生们介绍并要求他的学生们使用这种方法来考虑问题无可厚非。
很有意思。孙教授不过是口不择言，把他想表达的意思弄巧成拙而已。
各位至于百般解释以至于斯文扫地么？
大大方方地承认这次失误了，孙教授下次多加点儿小心不就结了嘛。何至于此……
@物之初 君力主 『无知之幕』说。孙教授所列各种各样事例无不具体详尽，还谈神马『无知』啊？他打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朗月 君力主 驳自私论。那游客为了圆明园而流泪时，孙教授明确承认......
-----------------------------
从思想方法来说，无知之幕是对考虑问题的人（在这里就是指孙教授的学生们）提供一个初始状态。在这个初始状态下，他们不知道走出无知之幕后自己会是谁？成吉思汗？蒙古人还是汉人？孙教授开出的名单再长，也只不过是告诉学生们，他们在那个时代走出无知之幕后可能会成为什么人？而按照概率来计算，成为成吉思汗的概率是1亿分之一，属于不可能事件，成为蒙古人的概率是一百分之一，属于小概率事件，成为汉人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属于大概率事件。孙教授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还会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举世无双、有威名、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的大英雄，而汉人们就该是“打不能还手，十户一把菜刀，结婚蒙古人有初夜权，人老直接送坟墓等死，不准集会、不准拜神、不准打猎、不准买卖”的下等人吗？
你当然可以不认可罗尔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但孙教授向他的学生们介绍并要求他的学生们使用这种方法来考虑问题无可厚非。
@指難 2016-10-25 00:52:47
@物之初 君，
跟你确认两个问题
1-孙教授明确过他是在用『无知之幕』来说事儿么？
2-你认为无知之幕的用于已经发生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是准确的用法么？恐怕罗尔斯先生不会如此用法吧……
-----------------------------
很奇怪，我回复你的帖子122楼不知道为何被删了。应该不会是你举报的吧？
1、孙教授的文章中当然没有提到无知之幕，至于他上课时提到没有我不知道，但他教导学生是无知之幕的方法，这有疑问吗？
2、如果你认为罗尔斯在历史场景或者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会使用无知之幕的方法，请论证你的观点而不是猜测，这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说实话，我有点失望，你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孙教授想要说的是什么，而是一门心思的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物之初 君，
跟你确认两个问题
1-孙教授明确过他是在用『无知之幕』来说事儿么？
2-你认为无知之幕的用于已经发生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是准确的用法么？恐怕罗尔斯先生不会如此用法吧……
-----------------------------
很奇怪，我回复你的帖子122楼不知道为何被删了。应该不会是你举报的吧？
1、孙教授的文章中当然没有提到无知之幕，至于他上课时提到没有我不知道，但他教导学生是无知之幕的方法，这有疑问吗？
2、如果你认为罗尔斯在历史场景或者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会使用无知之幕的方法，请论证你的观点而不是猜测，这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说实话，我有点失望，你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孙教授想要说的是什么，而是一门心思的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指難 2016-10-25 00:52:47
@物之初 君，
跟你确认两个问题
1-孙教授明确过他是在用『无知之幕』来说事儿么？
2-你认为无知之幕的用于已经发生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是准确的用法么？恐怕罗尔斯先生不会如此用法吧……
-----------------------------
@物之初 2016-10-25 08:48:15
很奇怪，我回复你的帖子122楼不知道为何被删了。应该不会是你举报的吧？
1、孙教授的文章中当然没有提到无知之幕，至于他上课时提到没有我不知道，但他教导学生是无知之幕的方法，这有疑问吗？
2、如果你认为罗尔斯在历史场景或者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会使用无知之幕的方法，请论证你的观点而不是猜测，这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说实话，我有点失望，你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孙教授想要说的是什么，而是一门心......
-----------------------------
@指難 2016-10-25 09:45:07
我不奇怪你的失望，因为我自始至终没有立场先行，没有假装洞察孙教授在说什么。我一直都在努力理解孙教授的思路。但是我没发现他能用什么方法使他的说法不东倒西歪。
有人说孙教授在批驳人的自私性。这不成立。
你说他是在使用『无知之幕』，又说孙教授并没有明确这一点。而你认为此文无疑使用了这个方法。
『无知之幕』是假设一个人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参与运作一些社会事件，在此运作中他会采取什么......
-----------------------------
我只能说你对“无知之幕”的理解很肤浅，所以你认为孙教授的方法与“无知之幕”没有关系。
懒得写什么长篇大论，直接贴百度百科关于“无知之幕”的解释吧：
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意思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
罗尔斯强加给原初状态下的参加者的主要条件，这些参加者要确定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所有的参加者都处在无知之幕背后，他们对他们的特性、能力、宗教信仰及个人的历史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处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状况，不知道他们的社会身份或阶级地位。他们有对社会的一般的理论知识，也只是他们是理性的，并且不管他们的环境和生活计划如何，都将追求基本的善。
无知之幕意味着可以保证参加者做出的选择不被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好处所歪曲，可以使他们公正客观地确定原则。无知之幕背后的人是否有足够的知识选择正义的观念，这一问题还不清楚。如果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社会了解得更多，那要求他们在正义观念上取得一致就有风险。个人会因为他们的历史、甚至因为对他们的历史的无知而产生偏见，这也是可能的。
原则
无知之幕与公正有关。罗尔斯提出，只有在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时，正义才会出现。罗尔斯主张，在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置于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没有社会差异，每一个参与者都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平等成员来对待。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揭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保护社会中最为弱小的成员。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一原则与大众媒介运行之间的关联。如果将无知之幕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层面来考察一名财经记者，假设这名记者经常能获得一些会影响股票价格交易与合并的暗示或内幕消息，并将这些暗示转告给了自己的私人朋友，这些朋友又利用这些信息来获得个人的利益。那么无知之幕理论便认为，记者应该对所有的受众一视同仁，其个人朋友不应该从内幕消息中渔利。
问题
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1/3。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 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藏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物之初 君，
跟你确认两个问题
1-孙教授明确过他是在用『无知之幕』来说事儿么？
2-你认为无知之幕的用于已经发生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是准确的用法么？恐怕罗尔斯先生不会如此用法吧……
-----------------------------
@物之初 2016-10-25 08:48:15
很奇怪，我回复你的帖子122楼不知道为何被删了。应该不会是你举报的吧？
1、孙教授的文章中当然没有提到无知之幕，至于他上课时提到没有我不知道，但他教导学生是无知之幕的方法，这有疑问吗？
2、如果你认为罗尔斯在历史场景或者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会使用无知之幕的方法，请论证你的观点而不是猜测，这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说实话，我有点失望，你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孙教授想要说的是什么，而是一门心......
-----------------------------
@指難 2016-10-25 09:45:07
我不奇怪你的失望，因为我自始至终没有立场先行，没有假装洞察孙教授在说什么。我一直都在努力理解孙教授的思路。但是我没发现他能用什么方法使他的说法不东倒西歪。
有人说孙教授在批驳人的自私性。这不成立。
你说他是在使用『无知之幕』，又说孙教授并没有明确这一点。而你认为此文无疑使用了这个方法。
『无知之幕』是假设一个人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参与运作一些社会事件，在此运作中他会采取什么......
-----------------------------
我只能说你对“无知之幕”的理解很肤浅，所以你认为孙教授的方法与“无知之幕”没有关系。
懒得写什么长篇大论，直接贴百度百科关于“无知之幕”的解释吧：
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意思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
罗尔斯强加给原初状态下的参加者的主要条件，这些参加者要确定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所有的参加者都处在无知之幕背后，他们对他们的特性、能力、宗教信仰及个人的历史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处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状况，不知道他们的社会身份或阶级地位。他们有对社会的一般的理论知识，也只是他们是理性的，并且不管他们的环境和生活计划如何，都将追求基本的善。
无知之幕意味着可以保证参加者做出的选择不被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好处所歪曲，可以使他们公正客观地确定原则。无知之幕背后的人是否有足够的知识选择正义的观念，这一问题还不清楚。如果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社会了解得更多，那要求他们在正义观念上取得一致就有风险。个人会因为他们的历史、甚至因为对他们的历史的无知而产生偏见，这也是可能的。
原则
无知之幕与公正有关。罗尔斯提出，只有在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时，正义才会出现。罗尔斯主张，在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置于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没有社会差异，每一个参与者都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平等成员来对待。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揭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保护社会中最为弱小的成员。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一原则与大众媒介运行之间的关联。如果将无知之幕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层面来考察一名财经记者，假设这名记者经常能获得一些会影响股票价格交易与合并的暗示或内幕消息，并将这些暗示转告给了自己的私人朋友，这些朋友又利用这些信息来获得个人的利益。那么无知之幕理论便认为，记者应该对所有的受众一视同仁，其个人朋友不应该从内幕消息中渔利。
问题
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1/3。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 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藏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风波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受的委屈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的“平权行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 你选择哪一种正义？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1/3，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选自 刘瑜《民主的细节》
如果看完上面这些你还是不能理解无知之幕和孙教授，我也爱莫能助了，就到此位为止吧。
•“平权行动”风波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受的委屈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的“平权行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 你选择哪一种正义？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1/3，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选自 刘瑜《民主的细节》
如果看完上面这些你还是不能理解无知之幕和孙教授，我也爱莫能助了，就到此位为止吧。
@指難 2016-10-25 16:23:30
我不明白，一套明显前后不一致的说辞为什么竟然会有人百度各种说法来打圆场。
-----------------------------
你能不能说清楚孙教授在哪里前后不一致了？
我不明白，一套明显前后不一致的说辞为什么竟然会有人百度各种说法来打圆场。
-----------------------------
你能不能说清楚孙教授在哪里前后不一致了？
@指難 2016-10-25 16:28:43
1-当孙教授明确指出『你不姓爱新觉罗』时，已经明确他不是在使用无知之幕。
2-既然有人替他打圆场，坚持使用无知之幕，却在一度再度百度无知之幕原理。。。偏偏不能正视孙教授的文本。
-----------------------------
有谁说过孙教授的文章中只有一种意思？
我说孙教授讲课时说的是无知之幕，是接着你的话（有关成吉思汗的美学之类）说的，因为那是一个历史场景，可以而且只能采用无知之幕这样的假设来深入讨论问题。所以我才告诉你孙教授在这里用的是无知之幕的方法，不是什么美学。
孙教授说圆明园发表“爱国”言论的这位时，也用无知之幕的方法。提请这位想一想在那个时代自己会是谁？是爱新觉罗还是普通老百姓？这两种人对烧圆明园的态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坚持认为后者会像前者一样痛心疾首，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孙教授在这里的主要意思并不是之无知之幕，而是想要说明政府与国家不是一个概念。爱国不等于爱皇帝，或者爱皇帝不等于爱国，这是两码事。同样，如果你认为你作为老百姓，爱政府或者爱皇帝就是爱国，或者爱国就必须爱皇帝或者爱政府，我也无话可说，但孙教授的文章并没有前后不一致。
1-当孙教授明确指出『你不姓爱新觉罗』时，已经明确他不是在使用无知之幕。
2-既然有人替他打圆场，坚持使用无知之幕，却在一度再度百度无知之幕原理。。。偏偏不能正视孙教授的文本。
-----------------------------
有谁说过孙教授的文章中只有一种意思？
我说孙教授讲课时说的是无知之幕，是接着你的话（有关成吉思汗的美学之类）说的，因为那是一个历史场景，可以而且只能采用无知之幕这样的假设来深入讨论问题。所以我才告诉你孙教授在这里用的是无知之幕的方法，不是什么美学。
孙教授说圆明园发表“爱国”言论的这位时，也用无知之幕的方法。提请这位想一想在那个时代自己会是谁？是爱新觉罗还是普通老百姓？这两种人对烧圆明园的态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坚持认为后者会像前者一样痛心疾首，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孙教授在这里的主要意思并不是之无知之幕，而是想要说明政府与国家不是一个概念。爱国不等于爱皇帝，或者爱皇帝不等于爱国，这是两码事。同样，如果你认为你作为老百姓，爱政府或者爱皇帝就是爱国，或者爱国就必须爱皇帝或者爱政府，我也无话可说，但孙教授的文章并没有前后不一致。
@指難 2016-10-25 17:27:53
我搜了一下孙教授，青春期正好处于中国动乱年代。大学之前没有任何童子功。
目前能用自己的嘴巴混饭糊自己的口，实属可嘉，也属于值得同情的一代人。
不跟他计较了。
只是苦了那些清华的学生们。
-----------------------------
这话说的，怎么感觉醋味扑面而来？
百度有关孙教授的介绍：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中文名 孙立平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地辽宁省 出生日期 1955年5月7日出生 职 业 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社会学、北京大学中文系 代表作品 《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反省与探索》《传统与变迁》《断裂》《转型与断裂》《失衡》
研究领域
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称。他在《财经》杂志举办的“2013：预测和战略”年会上发出的盛世危言，一如既往，极具震撼力。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个人履历
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2000年，与其同事和学生一起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一组文章；
2001年，在“过程—事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社会学”，倡导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研究。《迈向实践社会学》发表在《学海》2002年第三期，《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五期；
2002年，在有关研讨会上宣读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长篇研究报告。是为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三个系列报告，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2003年，出版《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同年提出“新失业群体”的概念；
2004年，出版《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和《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提出社会断裂的基础是社会权利的失衡。
2005年，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中提出发展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的构想；出版《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提出利益博弈开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和形塑利益格局的重要机制。
2006年，出版《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提出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和重建社会基础秩序，并以此对“制度是如何失败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提出以延长社会学核心概念解释链条的方式，强化社会学学科的解释力度，以适应社会转型对社会学的新挑战。
2009年，出版《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提出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作者认为，我国社会的冲突是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地方法。
主要著作
《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反省与探索》
《传统与变迁》
《断裂》
《转型与断裂》
《失衡》
我搜了一下孙教授，青春期正好处于中国动乱年代。大学之前没有任何童子功。
目前能用自己的嘴巴混饭糊自己的口，实属可嘉，也属于值得同情的一代人。
不跟他计较了。
只是苦了那些清华的学生们。
-----------------------------
这话说的，怎么感觉醋味扑面而来？
百度有关孙教授的介绍：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中文名 孙立平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地辽宁省 出生日期 1955年5月7日出生 职 业 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社会学、北京大学中文系 代表作品 《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反省与探索》《传统与变迁》《断裂》《转型与断裂》《失衡》
研究领域
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称。他在《财经》杂志举办的“2013：预测和战略”年会上发出的盛世危言，一如既往，极具震撼力。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个人履历
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2000年，与其同事和学生一起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一组文章；
2001年，在“过程—事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社会学”，倡导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研究。《迈向实践社会学》发表在《学海》2002年第三期，《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五期；
2002年，在有关研讨会上宣读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长篇研究报告。是为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三个系列报告，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2003年，出版《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同年提出“新失业群体”的概念；
2004年，出版《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和《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提出社会断裂的基础是社会权利的失衡。
2005年，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中提出发展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的构想；出版《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提出利益博弈开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和形塑利益格局的重要机制。
2006年，出版《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提出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和重建社会基础秩序，并以此对“制度是如何失败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提出以延长社会学核心概念解释链条的方式，强化社会学学科的解释力度，以适应社会转型对社会学的新挑战。
2009年，出版《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提出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作者认为，我国社会的冲突是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地方法。
主要著作
《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反省与探索》
《传统与变迁》
《断裂》
《转型与断裂》
《失衡》
转贴：孙立平：以公平正义支撑未来三十年
2015-11-02 14:22:06来源： 财新网 责任编辑：杜珂
10月29日，在CMRA第九届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发表演讲“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时提出，过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心的。要支撑起新的三十年，能够解决当前面临的很现实的重大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是社会进步，一个是公平正义。
孙立平说，市场的背后就是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折射。最简单来讲，手机市场实际上就两个，一个是苹果的市场，一个是山寨的市场。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手机这两个市场是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对应在一起的。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变市场。
孙立平说，改变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在很多企业已经处境艰难的情况下，靠提高工资来解决问题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当前，中国进入了一个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时代，形成对此消费模式的制度支撑尤为重要。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解决人们对预期的问题，解决人们的不安全观问题，不确定性问题，就不能为这种消费创造条件。
孙立平提出，经济转型还需要新的社会结构的支撑。没有中产阶层，形成不了市场，经济难以转型。而中国中产阶层发育的一直缓慢，前些年三座大山就把中产阶层搜刮的差不多，这次股市又把中产阶层消灭了一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弄不好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
孙立平认为，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很多的问题都面临着重要的转折。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讲，必须得有一个能够支撑未来新的三十年的理念。过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心的。但是想要支撑起新的三十年，能够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很现实的重大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是社会进步，一个是公平正义。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11-02/100869124.html
2015-11-02 14:22:06来源： 财新网 责任编辑：杜珂
10月29日，在CMRA第九届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发表演讲“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时提出，过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心的。要支撑起新的三十年，能够解决当前面临的很现实的重大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是社会进步，一个是公平正义。
孙立平说，市场的背后就是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折射。最简单来讲，手机市场实际上就两个，一个是苹果的市场，一个是山寨的市场。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手机这两个市场是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对应在一起的。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变市场。
孙立平说，改变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在很多企业已经处境艰难的情况下，靠提高工资来解决问题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当前，中国进入了一个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时代，形成对此消费模式的制度支撑尤为重要。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解决人们对预期的问题，解决人们的不安全观问题，不确定性问题，就不能为这种消费创造条件。
孙立平提出，经济转型还需要新的社会结构的支撑。没有中产阶层，形成不了市场，经济难以转型。而中国中产阶层发育的一直缓慢，前些年三座大山就把中产阶层搜刮的差不多，这次股市又把中产阶层消灭了一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弄不好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
孙立平认为，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很多的问题都面临着重要的转折。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讲，必须得有一个能够支撑未来新的三十年的理念。过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心的。但是想要支撑起新的三十年，能够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很现实的重大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是社会进步，一个是公平正义。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11-02/100869124.html
孙立平：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南方日报：您怎样定义幸福？
孙立平：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南方日报：您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孙立平：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报：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
孙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
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南方日报：为什么更重要？
孙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南方日报：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南方日报：这是最可怜的。
孙立平：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务之急：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孙立平：我认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经济发展的成果。现在的社会矛盾产生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资源分配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包括：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
第二，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我们刚才谈的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组织，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我觉得营造幸福感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肯定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还是那句话，幸福来自于比较，一个社会有一种恰当的成就观是至关重要的。
南方日报：您刚才讲到了在建设幸福社会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您认为它们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立平：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应当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间，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南方日报：您怎样定义幸福？
孙立平：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南方日报：您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孙立平：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报：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
孙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
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南方日报：为什么更重要？
孙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南方日报：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南方日报：这是最可怜的。
孙立平：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务之急：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孙立平：我认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经济发展的成果。现在的社会矛盾产生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资源分配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包括：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
第二，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我们刚才谈的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组织，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我觉得营造幸福感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肯定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还是那句话，幸福来自于比较，一个社会有一种恰当的成就观是至关重要的。
南方日报：您刚才讲到了在建设幸福社会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您认为它们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立平：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应当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间，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
2016-09-07 10:46 来源： 于建嵘的东书房
核心提示： 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未完待续）
2016-09-07 10:46 来源： 于建嵘的东书房
核心提示： 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