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生平雖無幸面見鄧公，但曾以若干文論而有幸為鄧公所知遇。藉此鄧公百年誕辰之際，謹以此文為歷史钩沉，並表達個人對這位偉人的追思及紀念。

毛澤東曾以鄧公為接班人

毛鄧之分歧，毛鄧之對立，鄧公否定文革之撥亂反正等，早為世人所熟知。但是，毛鄧關繫之另一面，毛與鄧之情誼，毛與鄧在政治理念上之共同點，鄧對毛在重大理念上的繼承與發展，則目前甚少為人所知憶或論及。而此點，實為觀察毛去世後鄧之復出以及鄧主導十幾年中國改革開放大局面的關鍵之點。鄧公《年譜》為此問題提供了若干引人興味的史料。

毛對鄧公有一些人所共知的評價。一曰鄧‘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二曰‘綿裡藏針’，外面是棉花，內裡是鋼鐵公司。在黨內高級領導人中，鄧對毛並不曲意迎合，但毛對鄧則殊為見重。事實上，毛澤東生前曾三次考慮以鄧作為接班人。第一次是五十年代，鄧公是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上大力推薦的領導人之一。因此八大後鄧作為總書記領導書記處主管中共中央日常事務。此舉不僅表明毛對鄧的信任，也是毛對劉少奇分權的一種組織策略。

第二次是文革初期。盡管1966年夏之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鄧公與劉少奇由於工作組問題及‘劉鄧路線’並遭批判，但毛澤東對鄧卻仍別具隻眼情有獨鐘。據當事知情者王力回憶：‘1966年7月16日，毛曾對我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我還是會要鄧小平出來，至少任常委。’（據《王力反思錄》，並參看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鄧在運動中遭群眾批判後，毛還通過汪東興向鄧傳話轉告：‘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有事可以給毛寫信。’（同上）此種關照，實為鄧於被打倒後能再復出預埋下伏筆。

第三次是在文革後期，毛澤東命鄧復出接周恩來班。1975年2月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上宣布：‘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稱贊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強，人纔難得，以小平同志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即‘三副一正’）。1975年間，在毛澤東、周恩來通力支援下，鄧小平實際已作為代總理全面主持國務院工作。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據《年譜》，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會上公開批評江青為首之四人幫，同時著意地當眾贊揚鄧公，以至毛當時指著鄧小平說：‘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考慮到當時海內外輿論普遍以江青集團為‘毛派’代表，毛之此言此舉殊為意味深長矣！毛澤東對鄧公特殊保護

但是，1975年底，由於鄧公試圖全面改變毛的文革路線，引起毛再次對鄧不滿。於是江青試圖趁機再次掀起倒鄧浪潮，但是此則仍為毛所拒絕。（據《年譜》，75年11月10日，鄧與胡喬木談話，承認自己‘過去把形勢看得太簡單了。’）

1975年11月4日晚，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政治局批評鄧小平情況。毛澤東說：‘我批評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至為耐人尋味的是，1975年11月5日，鄧在遭政治局多次批評後，寫信請示毛，意圖逐步退出外事活動，由江青、張春橋取代，此議亦被毛拒絕。據《年譜》 1975年11月5日，鄧公致毛澤東信稱：‘我覺得以後見主要國賓，由我一人出面，過於繁重，故擬請春橋出面如何？請主席考慮指示後，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審核。’這實際上是委婉地提出淡出或請辭，而毛則明確示意拒絕。毛澤東閱信後批示：‘由小平主持會談，春橋可參加迎送及宴會。’毛還特別刪去了鄧信中提出‘江青同志會見安排’，並把‘由鄧小平或張春橋代表周總理主持’、‘請鄧小平或張春橋講話’、‘請鄧小平或張春橋祝酒’中的三處‘或張春橋’四個字圈掉，表示一切仍由鄧公主持。

1976年1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的彙報後表示：‘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

江青在文革中曾數次向毛提出清除鄧小平出黨。如1969年‘九大’期間，江青與林彪就曾聯合向毛提出，要像處理劉少奇那樣處理鄧小平，永遠開除出黨。但毛一直不予理會。據《年譜》，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後，江青到毛澤東住地報告處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經過，江青又提出應開除鄧小平黨籍，毛澤東仍不予支援，不作表態。

天安門事件後，4月7日‘四人幫’聲稱可能有‘群眾’希望去衝擊鄧小平，要把鄧小平關起來。汪東興把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當即指示：‘不能衝擊，也不能把人抓走。’毛還指示汪東興將鄧小平轉移到安全地方，由汪直接安排、負責。於是，當日下午，鄧小平夫婦被遷至東交民巷一住所住下。

據《年譜》，6月10日鄧公通過汪東興致信毛澤東希望與家人團聚：‘我到這裡來住，兩個月零幾天了，近一個月，卓琳眼病嚴重，住了醫院。她在醫院終日住在一個小房間，除醫護人員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觸，也沒有親人去看她。這種狀況如能改變，對療效極有好處。所以，我們急切地提出同孩子們同住，或者首先允許她們來看望我們的要求。’

汪東興將此信報知毛澤東。次日，毛澤東即指示，‘可以同意鄧小平來信請求。’6月30日鄧家即接到可搬回寬街住宅的通知。7月19日，鄧公夫婦乃從東交民巷搬回寬街住宅。於此可見即使在第二次被打倒之際，毛對鄧公仍然有存惜之情。

因此，鄧公對毛澤東亦始終有知遇之感，而且始終深懷感念。據《年譜》，1977年9月14日，鄧公在會見日本訪華團時說：

‘我能在被打倒後的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下來，沒有什麼秘訣，因為我是共產主義者，也是樂觀主義者。就我個人來說，對個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幫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還不算，還要把我整死。我的職務撤掉了，但毛澤東還保留了我的黨籍。毛主席指定專人、專門的部隊保護我的安全，並明確交代別人不準插手干預，也就是不準四人幫干預。’

鄧公後來還對西方記者坦言：‘毛在文革中是保護了我的。’

可以斷言，文革中若非毛澤東對鄧公特別保護，則毛身後之中國歷史方向實不可知矣！

鄧公評價毛澤東

但是，鄧公在若干重大政治方向及理念上與毛澤東確實存在重大之分歧（擬另文討論）。即使在毛當面，鄧對此實際也並未完全掩飾。但是，直到鄧公臨終，他仍對毛及毛思想表示深厚、忠誠之感情。鄧公多次明確表示，中國不搞‘非毛化’，‘中國黨、中國人民不會作赫魯曉夫。’

據《年譜》：1978年11月25日，鄧公在與中央領導人談平反天安門事件等問題時說：‘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干赫魯曉夫那樣的事。毛主席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有些事件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下一代人去解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我們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的旗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旗幟，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

1978年11月27日，鄧公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偉大，怎麼說也不過分，不是拿語言可以形容得出來的。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1979年3月16日，鄧公說：‘我們必須堅持地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這是我們安定團結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影響問題。我們寫文章，一定要注意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決不能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傷害這面旗幟。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定了整個這段歷史。像評價文化大革命這樣問題，可以暫時放下。我們的宣傳機構包括報紙，要注意這個問題。有些帳講不清楚就不要講，向前看嘛。’

‘如果要求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物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不是馬列主義，也不是毛澤東思想。有許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沒有條件提出來，我們現在提出來，這本身不是“非毛化”。’

這些話鄧公生前反覆申言，可知並非一時權宜之計，實皆為鄧公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公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采訪，回答她的提問。在回答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是否要永遠掛下去的問題時鄧公說：‘永遠要保留下去。’‘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都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毛澤東鄧公之政治遺囑

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沒有留下正式的理論遺囑和政治遺囑。但是，毛在1974年12月26日與周恩來於長沙作深夜長談，談到社會主義理論問題，其中特別提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分配問題。毛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之前，毛澤東10月20日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也曾論及：‘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這一談話以及1976年毛澤東批鄧打招呼的二十條談話，實際可以視作他臨終前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最後思考和遺囑。

鄧公平生言論以1992年的南巡講話極為有名。講話中指出‘發展是硬道理’，有人把這些講話視作鄧公的政治遺囑。但是，鄧公《年譜》中卻記載了南巡講話及中共十四大之後，鄧公過去未見諸發表的幾次私下談話。在談話中鄧公引人深思地多次談到中國的社會分配問題和兩極分化問題。表明鄧公之晚年所關注的問題，已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開始關注社會分配的公正性問題，而此則正是毛澤東晚年所思考的問題。

據《年譜》，1992年12月18日鄧公閱《參考消息》上《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國》和《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兩篇文章後，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後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

1993年9月16日，鄧在與其兄弟鄧墾談話中再次談到社會分配和兩極分化問題。他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

‘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比如剛纔講的分配問題。小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從《年譜》看，這次談話是鄧公在中共十四大後關於改革開放問題最後一次內容豐富而重要的較長談話，可以看作鄧的遺囑。

這表明，鄧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後階段，所關注的問題與毛生命之最後階段所關注的問題實質是相同的。即社會分配的公正及與此必然相關的社會穩定問題。

鄧公晚年的自我反思

1979年3月30日鄧公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講話，在提出反‘左’的同時，明確提出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此國內外某些輿論一直有所非議，認為此方針與改革開放相矛盾，是自作框架束縛手腳，或指責為鄧公之不智之舉。

但是1993年9月16日，鄧公在與兄弟鄧墾談話時，反思此事而明確指出：‘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我那個講話沒有輸理的地方，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當時我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講人民民主專政，比較容易為人所接受。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這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麼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麼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搞好四個堅持，我是打下個基礎，這個話不是空的。’

我私見以為，所謂四個堅持，實際是鄧的政治改革理念之底線。四個堅持一方面以維護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即國家主權制度為核心，另一方面則堅持國家的主體意識形態及經濟制度，從而方能保證國家在改革開放的震蕩中仍能維持大局穩定。這正是深刻的國家主義理念，目光至為深遠！

在同一次談話中，鄧公還談到個人進退說：‘我退休是黨中央全會認可和批準的。我的意思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沒有退休制度，我們的事業難以為繼。長久下去，會背起一個大包袱，一堆老人。不僅是數量問題，更重要的是活力沒有了，戰鬥力沒有了。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

又據《年譜》，1993年11月11日鄧公曾對身邊人員談論當時的西雅圖會議和香港問題。鄧公表示：‘處理國際問題要非常冷靜。我最近處理問題有點急。這是老年人心態，今後不宜再過問政治問題。’

這一番話實際是鄧公對自己近期一些政治活動的一種自我反思，其涵義至為耐人尋味！

（04年8月14日，寫於北京）




作者: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