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根本没有黄金期--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中华民国”(转载)
民国根本没有黄金期--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中华民国”
作者：张志坤 时间：2016-11-01
一看题目，有人不免要厉声斥问，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哪里曾有四个中华民国呢?这不是胡说吗?
的确，提起中华民国，似乎人人熟知、尽皆耳熟能详一般，但细细究来，民国尽管命祚不长，但期间沧海桑田诸般变化却着实纷繁，虚实真伪、前后南北，堪称是中国历史诸朝代中变动变迁特别巨大的一个。研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演绎流变，这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中华民国进行宏观的历史概括，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四个“中华民国”，这四个中华民国各具类型、各有特点，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必须予以分剖辨析才行。譬如，如果后人编写有关中华民国历史地图册的话，那就必须把这四个民国都一一画出来，否则便不足以摹其全貌。
第一个民国：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可简称“北京民国”
这个“民国”所持续的历史时期在1912--1928年间，把持政权的是北洋军阀，故而人们俗称其为北洋军阀政府，其统治范围大致上在长江以北，东三省及外蒙古也可以算做其疆域，但新疆、西藏此时只名义上属“中华民国”之一部，北洋军阀政府实际上无法施政。
这个“民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乱”。在其短短十余年的历程中，政权居然两次被改篡：一次是袁世凯称帝，变“民国”为“帝国”;二是张勋复辟，清朝皇帝重新君临天下。两次篡位虽然时间都很短，但却闹得天下汹汹。除此之外的其它岁月，则外有护国、护法战争，内有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还有直皖战争等，期间还号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总之是无年不打、无月不乱，整个一鸡飞狗跳年代。
这个民国最后被崛起于广州、后来定都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所灭。
第二个民国：都于南京，是中国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具体由蒋介石主导，可简称为“蒋记中华民国”
这个民国所持续的历史时期在1927—1949年间，分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为1927--1937年，可称“前十年”。1927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占领南京，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并最终收纳了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归一于蒋介石领导之下，接着在1928年继续北伐，打到了济南、郑州，实现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新疆、西藏、外蒙等地事实上处于分离状态，而国民党新军阀(区别于北洋老军阀)更是各霸一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际能够控制的地区只有东南各省。紧接着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和粤桂战争，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紧接着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1932年在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伪满洲国在东北成立。1933年爆发长城抗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长城沿线，国民党丢掉热河全省，最后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从1934年到1936年，蒋介石调动大军全力围剿红军，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向华北进犯，不断制造出各种“事变”，如“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通过事变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先后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门户大开，日军肆意侵犯中国的主权，直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全面抗战爆发。
中间时期为1937--1946年，即“八年抗战”时期。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丢掉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先是迁都武汉，后来又迁都重庆，败退一路向西。这个时期也可称之为国民政府的“重庆时期”。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区域很小，主要部分在西南一隅，其它还有西北大部以及东南、中原和南方的小块部分地区。
后一个时期为1946--1949年，这是同共产党打内战的三年。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基本控制全国(丢掉了外蒙，承认蒙古国独立;基本控制了新疆，也基本掌握了西藏)，过去地方军阀势力割据一方的问题大体解决，除了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外，国民政府第一次具有全国意义。但是仅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民国就土崩瓦解，彻底退出了大陆。
综合上述三个时期，可以看出，“蒋记中华民国”的命运始终风雨飘摇，两失国都，两次大败退，一次比一次窝囊，一次比一次凄惨，国祚之短，令人讶异，考诸中国历朝历代，绝无仅有，可谓既可怜又凄惨，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溃败，军事溃败，政治溃败，全面溃败。所以，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败”。
第三个民国：同样都于南京，汪精卫主导的中华民国，简称“汪记中华民国”
这个民国是从“蒋记中华民国”里分化出来的，其执政者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其执政党也号称是国民党，并自称是三民主义正统，所以其国号同为“中华民国”， 国旗照旧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国徽和国歌也一如旧制，所以可以简称为“汪记中华民国”。其统治时间为1940--1945年，统治区域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大部分，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山东、河南等省小部分。
这是一个日本侵略者扶持成立的“民国”，是典型的傀儡政权，所以，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伪”。
这个民国随着日本侵略失败而被消灭。
第四个民国：据于台湾，也就是台湾时期的中华民国，简称“台湾中华民国”
这个民国是“蒋记中华民国”从大陆败退逃到台湾后的偏安政权，时间为1949--至今，统治区域仅限于台湾岛及周边几个小岛，虽然号称为中华民国之衣钵传人，但实际上就是地区性政权，类似于中国历史的南明、北汉、西凉之类，比之于东晋、南宋而不可得，更似乎牟于明季之郑氏，只不过因缘时会，此政权存在的时间较长而已。所以其突出的政治历史特点就是一个“小”字，这就是当今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位置。
胪列了上述四个“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国在历史上的四态，从中能看出什么呢?
这说明，民国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金时期
近年来，一些人把民国吹嘘得很高，并且还捏造出什么“黄金时期”来，还涌现了一大批“民国粉”。其实，正如笔者在《如何给中华民国定位，真是个大难题》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民国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不能说民国无历史功绩，也不能说期间没有进步，但总的说来，这根本就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中华民族仍在救亡图存底线和边缘挣扎的时代，哪里有什么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无非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以及在“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的时刻造就一大批患难英雄而已。我们中国人能说南宋抗金时代是英雄辈出的黄金时代吗?能说“八年抗战”是中国的辉煌时代吗?无非就是苦难深重而催生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已。真不知道那些“民国粉”“粉”的是哪个民国、哪个部分或哪些东西。
民国被取代是历史的升级与必然。古语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在西方殖民帝国的侵略打击下衰败灭亡，中国历史沦落到“分”阶段，到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大小军阀林立，比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还要乱得邪乎;日本侵略中国，比“八王之乱”后的“永嘉之乱”还要危亡凶险。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正所谓“否极泰来”，新中国的成立，终结了这一切混乱，中国重又走上了“合”的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历史上升期，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合”的历史任务仍未完成。这是中华民族一个十分艰巨也十分光荣的历史任务，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谁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谁就能彪炳史册、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提及的伟人，反之，如果把台湾弄丢了，毫不客气地说，不管是谁，都将遗臭万年。
作者：张志坤 时间：2016-11-01
一看题目，有人不免要厉声斥问，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哪里曾有四个中华民国呢?这不是胡说吗?
的确，提起中华民国，似乎人人熟知、尽皆耳熟能详一般，但细细究来，民国尽管命祚不长，但期间沧海桑田诸般变化却着实纷繁，虚实真伪、前后南北，堪称是中国历史诸朝代中变动变迁特别巨大的一个。研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演绎流变，这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中华民国进行宏观的历史概括，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四个“中华民国”，这四个中华民国各具类型、各有特点，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必须予以分剖辨析才行。譬如，如果后人编写有关中华民国历史地图册的话，那就必须把这四个民国都一一画出来，否则便不足以摹其全貌。
第一个民国：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可简称“北京民国”
这个“民国”所持续的历史时期在1912--1928年间，把持政权的是北洋军阀，故而人们俗称其为北洋军阀政府，其统治范围大致上在长江以北，东三省及外蒙古也可以算做其疆域，但新疆、西藏此时只名义上属“中华民国”之一部，北洋军阀政府实际上无法施政。
这个“民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乱”。在其短短十余年的历程中，政权居然两次被改篡：一次是袁世凯称帝，变“民国”为“帝国”;二是张勋复辟，清朝皇帝重新君临天下。两次篡位虽然时间都很短，但却闹得天下汹汹。除此之外的其它岁月，则外有护国、护法战争，内有第一、第二次直奉战争，还有直皖战争等，期间还号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总之是无年不打、无月不乱，整个一鸡飞狗跳年代。
这个民国最后被崛起于广州、后来定都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所灭。
第二个民国：都于南京，是中国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具体由蒋介石主导，可简称为“蒋记中华民国”
这个民国所持续的历史时期在1927—1949年间，分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为1927--1937年，可称“前十年”。1927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占领南京，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并最终收纳了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归一于蒋介石领导之下，接着在1928年继续北伐，打到了济南、郑州，实现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新疆、西藏、外蒙等地事实上处于分离状态，而国民党新军阀(区别于北洋老军阀)更是各霸一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际能够控制的地区只有东南各省。紧接着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和粤桂战争，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紧接着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1932年在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伪满洲国在东北成立。1933年爆发长城抗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长城沿线，国民党丢掉热河全省，最后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从1934年到1936年，蒋介石调动大军全力围剿红军，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向华北进犯，不断制造出各种“事变”，如“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通过事变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先后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门户大开，日军肆意侵犯中国的主权，直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全面抗战爆发。
中间时期为1937--1946年，即“八年抗战”时期。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丢掉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先是迁都武汉，后来又迁都重庆，败退一路向西。这个时期也可称之为国民政府的“重庆时期”。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区域很小，主要部分在西南一隅，其它还有西北大部以及东南、中原和南方的小块部分地区。
后一个时期为1946--1949年，这是同共产党打内战的三年。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基本控制全国(丢掉了外蒙，承认蒙古国独立;基本控制了新疆，也基本掌握了西藏)，过去地方军阀势力割据一方的问题大体解决，除了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外，国民政府第一次具有全国意义。但是仅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民国就土崩瓦解，彻底退出了大陆。
综合上述三个时期，可以看出，“蒋记中华民国”的命运始终风雨飘摇，两失国都，两次大败退，一次比一次窝囊，一次比一次凄惨，国祚之短，令人讶异，考诸中国历朝历代，绝无仅有，可谓既可怜又凄惨，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溃败，军事溃败，政治溃败，全面溃败。所以，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败”。
第三个民国：同样都于南京，汪精卫主导的中华民国，简称“汪记中华民国”
这个民国是从“蒋记中华民国”里分化出来的，其执政者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其执政党也号称是国民党，并自称是三民主义正统，所以其国号同为“中华民国”， 国旗照旧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国徽和国歌也一如旧制，所以可以简称为“汪记中华民国”。其统治时间为1940--1945年，统治区域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大部分，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山东、河南等省小部分。
这是一个日本侵略者扶持成立的“民国”，是典型的傀儡政权，所以，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伪”。
这个民国随着日本侵略失败而被消灭。
第四个民国：据于台湾，也就是台湾时期的中华民国，简称“台湾中华民国”
这个民国是“蒋记中华民国”从大陆败退逃到台湾后的偏安政权，时间为1949--至今，统治区域仅限于台湾岛及周边几个小岛，虽然号称为中华民国之衣钵传人，但实际上就是地区性政权，类似于中国历史的南明、北汉、西凉之类，比之于东晋、南宋而不可得，更似乎牟于明季之郑氏，只不过因缘时会，此政权存在的时间较长而已。所以其突出的政治历史特点就是一个“小”字，这就是当今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位置。
胪列了上述四个“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国在历史上的四态，从中能看出什么呢?
这说明，民国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金时期
近年来，一些人把民国吹嘘得很高，并且还捏造出什么“黄金时期”来，还涌现了一大批“民国粉”。其实，正如笔者在《如何给中华民国定位，真是个大难题》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民国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不能说民国无历史功绩，也不能说期间没有进步，但总的说来，这根本就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中华民族仍在救亡图存底线和边缘挣扎的时代，哪里有什么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无非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以及在“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的时刻造就一大批患难英雄而已。我们中国人能说南宋抗金时代是英雄辈出的黄金时代吗?能说“八年抗战”是中国的辉煌时代吗?无非就是苦难深重而催生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已。真不知道那些“民国粉”“粉”的是哪个民国、哪个部分或哪些东西。
民国被取代是历史的升级与必然。古语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在西方殖民帝国的侵略打击下衰败灭亡，中国历史沦落到“分”阶段，到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大小军阀林立，比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还要乱得邪乎;日本侵略中国，比“八王之乱”后的“永嘉之乱”还要危亡凶险。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正所谓“否极泰来”，新中国的成立，终结了这一切混乱，中国重又走上了“合”的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历史上升期，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合”的历史任务仍未完成。这是中华民族一个十分艰巨也十分光荣的历史任务，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谁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谁就能彪炳史册、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提及的伟人，反之，如果把台湾弄丢了，毫不客气地说，不管是谁，都将遗臭万年。
李零：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时间：2017-06-18 10:42?来源： 察网 作者： 李零 浏览：79评论： 0 字号： 大 中 小
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
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李零：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李零：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
钱穆夫妇与余英时合影
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经他索隐，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时，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许倬云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执掌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的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张先生，说说他和前两位有什么不同。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漆永祥主编：《北大中文系第一课》】
时间：2017-06-18 10:42?来源： 察网 作者： 李零 浏览：79评论： 0 字号： 大 中 小
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
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李零：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李零：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
钱穆夫妇与余英时合影
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经他索隐，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时，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许倬云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执掌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的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张先生，说说他和前两位有什么不同。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漆永祥主编：《北大中文系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