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说最近对文革的看法：
我来说说最近对文革的看法：
文革其实是建立新中国以来，革命的政治理念高度宗教化后的一种极端状态。在这种极端状态下，难免出现这样那样因政治投机而来的种种政治的邪恶-----因为政治挂帅，所以，政治投机是成了那个年代获取个人发达的最佳捷径，中国人又那么聪明，怎么可能不产生这样那样政治投机的形形色色-----
过来人都清楚，当年，人们内心最讨厌又最害怕与得罪不起或者为了解决一点问题最有效巴结的，就是这样的政治投机成功者，而社会空气被折腾坏的，也起始于这些政治投机得逞者，比如后门风
-----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一种逻辑，当一个纯正的宗教初兴年代过来以后，由于打开了崭新而广阔的利益空间，伪教士就开始大量繁殖了起来，比如，拿法国为例，《悲惨世界》里有感化了小偷，品德纯正，仰望星光的神父，也有大量《巴黎圣母院》里企图以权霸占美色的伪教士。没有办法，无论革命的理论，宗教的教义，多么美妙，都敌不过人性的两面性的无穷机巧愚弄。
至于文革早期，发生在大兴道县的惨剧，完全是一种政治宗教化下仇恨逻辑愚昧化后的个案。这种案例，相对世界史上，因不同教义而陷入相互绝对的你死我活逻辑，发生的屠杀屠城灭族案，正是数不胜数。以中东至今还没有解决的以罗沙冷犹太人的命运为例，或者，以美国早年，西方殖民者被欢迎进入新大陆，结果，以原住民被灭绝为结果，成就美国基督徒的感恩节！中国的文革，就十年的总体而言，真是不知要文明多少倍。
至于早期的打砸抢，派性武斗，血统论等等，大多起源于一些红二代自负“老子打天下，我们坐天下”的瞎折腾，一般的人民群众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把阶级斗争演成现实生活里的残酷派性斗争，比如，北京打死校长的红卫兵，与当年第一线官家小姐相关，哪可能是一般老百姓子弟的杰作。后来当然被很快被阻止了。派性是什么？派性骨子里是灵魂层次的封建主义！其实根本与任何革命理念无干，无论披上什么样的革命理论。
也因此，后来，一些跟班折腾的“三种人”，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甚至，比文革中他们整人的代价还要来得高。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吧。总算来到今天这个不再那么政治，甚至政治被完全边缘化的和平年代。。。历史就是这样进化曲折的。
想那当年的李庆霖，若不是抱怨上山下乡的信送到毛面前，或者，若毛只心系个人权威，岂容得对当年定下上山下乡这种革命大战略的污损？若不是毛的批示，这种情况，在我们那儿，当年，是完全可能被极左的中下层政治投机官僚扣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甚至判刑入狱也是可能的。当然，李当年因此红了，被极左政治按需要捧上了祭台，当然，后来又由于政治翻烙饼而跌入牢狱，可谓大喜大悲，好一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年历史一缩影！
还有那个白卷张铁生，一度成英雄，后来又坐牢，现在又成了一个上市公司身价亿万的大股东！
文革其实是建立新中国以来，革命的政治理念高度宗教化后的一种极端状态。在这种极端状态下，难免出现这样那样因政治投机而来的种种政治的邪恶-----因为政治挂帅，所以，政治投机是成了那个年代获取个人发达的最佳捷径，中国人又那么聪明，怎么可能不产生这样那样政治投机的形形色色-----
过来人都清楚，当年，人们内心最讨厌又最害怕与得罪不起或者为了解决一点问题最有效巴结的，就是这样的政治投机成功者，而社会空气被折腾坏的，也起始于这些政治投机得逞者，比如后门风
-----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一种逻辑，当一个纯正的宗教初兴年代过来以后，由于打开了崭新而广阔的利益空间，伪教士就开始大量繁殖了起来，比如，拿法国为例，《悲惨世界》里有感化了小偷，品德纯正，仰望星光的神父，也有大量《巴黎圣母院》里企图以权霸占美色的伪教士。没有办法，无论革命的理论，宗教的教义，多么美妙，都敌不过人性的两面性的无穷机巧愚弄。
至于文革早期，发生在大兴道县的惨剧，完全是一种政治宗教化下仇恨逻辑愚昧化后的个案。这种案例，相对世界史上，因不同教义而陷入相互绝对的你死我活逻辑，发生的屠杀屠城灭族案，正是数不胜数。以中东至今还没有解决的以罗沙冷犹太人的命运为例，或者，以美国早年，西方殖民者被欢迎进入新大陆，结果，以原住民被灭绝为结果，成就美国基督徒的感恩节！中国的文革，就十年的总体而言，真是不知要文明多少倍。
至于早期的打砸抢，派性武斗，血统论等等，大多起源于一些红二代自负“老子打天下，我们坐天下”的瞎折腾，一般的人民群众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把阶级斗争演成现实生活里的残酷派性斗争，比如，北京打死校长的红卫兵，与当年第一线官家小姐相关，哪可能是一般老百姓子弟的杰作。后来当然被很快被阻止了。派性是什么？派性骨子里是灵魂层次的封建主义！其实根本与任何革命理念无干，无论披上什么样的革命理论。
也因此，后来，一些跟班折腾的“三种人”，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甚至，比文革中他们整人的代价还要来得高。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吧。总算来到今天这个不再那么政治，甚至政治被完全边缘化的和平年代。。。历史就是这样进化曲折的。
想那当年的李庆霖，若不是抱怨上山下乡的信送到毛面前，或者，若毛只心系个人权威，岂容得对当年定下上山下乡这种革命大战略的污损？若不是毛的批示，这种情况，在我们那儿，当年，是完全可能被极左的中下层政治投机官僚扣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甚至判刑入狱也是可能的。当然，李当年因此红了，被极左政治按需要捧上了祭台，当然，后来又由于政治翻烙饼而跌入牢狱，可谓大喜大悲，好一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年历史一缩影！
还有那个白卷张铁生，一度成英雄，后来又坐牢，现在又成了一个上市公司身价亿万的大股东！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本意是针对灵魂层次的，既有“防修反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现实目标，又有毛这个硕果仅存的五四青年，建国大成后，在冥冥中念念不忘对五四传统鲁迅精神改造国民性的继承。可怎么就一变在许多地方许多领域，成了人斗人的肉体斗争逻辑？这恰恰证明，内在的封建主义邪恶，从没有真正根除，一得机会，就要无穷发酵。
借领袖的名义，借革命的名义，左派借之，成极左，右派借之，成极右，今天的右派，很可能就是原来的左派，一切都在变色龙式之间，怎么于已有利就怎么斗来。
比如，这种勾心斗角的烈度，往往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尤其惨烈残酷，一般居会大妈老大粗成堆的地方，反尔大家要开通相互相照应得多，没有那么多讲究，为了说错一句话就把你往死里整------这种事，还真只有在有知识的人堆里才可能被精准计算着发生。比如，当年，一个大右派，被从大上海高知圈斗出来，发配到了我们居民大院，我们那里的老大爷老大妈，因为知道他是大知识分子，而不会因为他是右派，而不敬重他，对他还就是特殊尊重的。
细想想，不就是高知圈，更有名义机会，争夺也因此往往更残酷么，在社会底层，一般就没有那么多的花花斗法。
借领袖的名义，借革命的名义，左派借之，成极左，右派借之，成极右，今天的右派，很可能就是原来的左派，一切都在变色龙式之间，怎么于已有利就怎么斗来。
比如，这种勾心斗角的烈度，往往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尤其惨烈残酷，一般居会大妈老大粗成堆的地方，反尔大家要开通相互相照应得多，没有那么多讲究，为了说错一句话就把你往死里整------这种事，还真只有在有知识的人堆里才可能被精准计算着发生。比如，当年，一个大右派，被从大上海高知圈斗出来，发配到了我们居民大院，我们那里的老大爷老大妈，因为知道他是大知识分子，而不会因为他是右派，而不敬重他，对他还就是特殊尊重的。
细想想，不就是高知圈，更有名义机会，争夺也因此往往更残酷么，在社会底层，一般就没有那么多的花花斗法。
在文革那样政治宗教化的严格年代，如果政治上讲错原则性话，确实是随时可能被进学习班的，重则进班房。并且，这不需要通过毛主席本人来判断，只要人民群众觉察你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不用谁吩咐，居委会的大妈们就会找你。这就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全民化效应。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宗教初兴年代，这种群众性的政治精神意识唯一化行情，比比皆是。即使来到今天民主自由言论自由标本的美国，你到美国的社会尤其教堂去试试戏说一下基督私生子看，人家还不把砸个半死不活！
==============
而在对面那个小岛白色恐怖的当年，那个陈映真，家里有一本马克吐温的书，因为姓马，就成了一个罪名！美国有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监禁了多少自由，共产主义书报思想及其活动，至今被严格排挤；老蒋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为了控制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做法，所实行的严厉书报审查制度，更是残酷无耻无比！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宗教初兴年代，这种群众性的政治精神意识唯一化行情，比比皆是。即使来到今天民主自由言论自由标本的美国，你到美国的社会尤其教堂去试试戏说一下基督私生子看，人家还不把砸个半死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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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面那个小岛白色恐怖的当年，那个陈映真，家里有一本马克吐温的书，因为姓马，就成了一个罪名！美国有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监禁了多少自由，共产主义书报思想及其活动，至今被严格排挤；老蒋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为了控制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做法，所实行的严厉书报审查制度，更是残酷无耻无比！
其实，深究文革中的红色恐怖，也是大有历史与现实缘由的，并不是纯粹人性简单恶作剧。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就是：其于当年国际两大阵营对立，以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残暴造成的阶级仇恨集体记忆，对复辟的仇恨防范的广泛心理，引发一些人借文革运动而实现再清算行动，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情绪越左越正确的氛围下越演越烈，在局部区域甚至达到人道的灾难性状态，这样的教训，随着历史的进展，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事实上，当年，稍后，极端的消灭逻辑，也很快被阻止，只强调改造逻辑。。
最后一个奇怪的问题，文革本来已经被一举粉碎，人民一时坚决拥护中顺利翻页，为什么，来到新生代人都根本不知道文革，连毛的生日也已经完全不知的崭新历史年代，重新开启种种争论？
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再有文革可能性的时辰，反复揪着文革，要向完全不知文革为何物的新生代灌输文革灾难？这才是目前围绕文革的真问题。
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再有文革可能性的时辰，反复揪着文革，要向完全不知文革为何物的新生代灌输文革灾难？这才是目前围绕文革的真问题。
印尼环保人士高举共产党旗帜被捕 或被判7年徒刑
分享到：443
2018-01-09 14:55:39字号：A- A A+来源：观察者网
关键字: 印尼反共印共印度尼西亚反共
印尼《时代报》（Tempo）报导，贺立日前在一场抗议金矿业者的活动中高举印有镰刀和锤子图案的旗帜，遭到警方逮捕。
印尼知名环保人士贺立因高举印有共产党图腾的旗帜，遭警方逮捕，并遭检方求处7年有期徒刑。印尼的共产党禁忌议题再度引发关注。
贺立（Heri Budiawan）是印尼当地知名的环保人士，经常为环保问题发声、奔走。
贺立日前在东爪哇巴纽旺宜县（Banyuwangi）法院的庭审中，遭检方求处7年有期徒刑，理由是他涉及“散播共产党思想”。
巴纽旺宜县检察官布西（Budhi）表示，贺立确实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因此要求法院判处重刑。
布西说，贺立不但在抗议活动中高举印有共产党标志的旗帜，还策划这场出现共产党标志的抗议活动。
不过，支持贺立的人士指出，警方查扣抗议活动的多面旗帜中，并没有发现有共产党标志的旗帜。
印尼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1965年9.30政变失败以后，在1965年至1966年期间，印尼政府曾发动过反共屠杀，约有50万至120万人遇害，此后在1966年印尼颁布了反共禁令要求禁止任何传播散布共产主义、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此前，一名法国游客身穿镰刀锤子T恤 被印尼军方带走审讯。
图为被带去审讯的法国旅客
虽然印尼内部已经找不到任何共产主义有关的意识形态痕迹，但是印尼政府和民间强硬派组织对共产主义一直如临大敌，去年9月份，加托曾经下令放映纪录片《印共930事件》，强制所有军人观看，以史为鉴，以“确保1965年所发生的事不会重演”。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片，被历史学家批评为没有准确反映当年发生大屠杀的实情，但是这部纪录片在苏哈多执政期间，每年都会在9月30日大屠杀的纪念日当天播放，在学校内也是学生被强制观看的纪录片。同月印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星期五准备在国会大厦前举行大规模反共示威。该组织发言人兼示威活动主席马利夫说：“我们排斥并要对抗印共再次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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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9 14:55:39字号：A- A A+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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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时代报》（Tempo）报导，贺立日前在一场抗议金矿业者的活动中高举印有镰刀和锤子图案的旗帜，遭到警方逮捕。
印尼知名环保人士贺立因高举印有共产党图腾的旗帜，遭警方逮捕，并遭检方求处7年有期徒刑。印尼的共产党禁忌议题再度引发关注。
贺立（Heri Budiawan）是印尼当地知名的环保人士，经常为环保问题发声、奔走。
贺立日前在东爪哇巴纽旺宜县（Banyuwangi）法院的庭审中，遭检方求处7年有期徒刑，理由是他涉及“散播共产党思想”。
巴纽旺宜县检察官布西（Budhi）表示，贺立确实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因此要求法院判处重刑。
布西说，贺立不但在抗议活动中高举印有共产党标志的旗帜，还策划这场出现共产党标志的抗议活动。
不过，支持贺立的人士指出，警方查扣抗议活动的多面旗帜中，并没有发现有共产党标志的旗帜。
印尼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1965年9.30政变失败以后，在1965年至1966年期间，印尼政府曾发动过反共屠杀，约有50万至120万人遇害，此后在1966年印尼颁布了反共禁令要求禁止任何传播散布共产主义、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此前，一名法国游客身穿镰刀锤子T恤 被印尼军方带走审讯。
图为被带去审讯的法国旅客
虽然印尼内部已经找不到任何共产主义有关的意识形态痕迹，但是印尼政府和民间强硬派组织对共产主义一直如临大敌，去年9月份，加托曾经下令放映纪录片《印共930事件》，强制所有军人观看，以史为鉴，以“确保1965年所发生的事不会重演”。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片，被历史学家批评为没有准确反映当年发生大屠杀的实情，但是这部纪录片在苏哈多执政期间，每年都会在9月30日大屠杀的纪念日当天播放，在学校内也是学生被强制观看的纪录片。同月印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星期五准备在国会大厦前举行大规模反共示威。该组织发言人兼示威活动主席马利夫说：“我们排斥并要对抗印共再次觉醒。”
老兵尹吉先（著名网红，84岁抗美援朝老战士）
还乡团，是内战初期，共产党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被本村的贫下中农斗争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组成。他们不服气，图报复，他们跑到国民党军队哪里诉冤。想利用国民党的力量打回本村，杀害那些斗争过他们的村干部及贫下中农。国民党利用他们的仇恨，发给他们手枪。身穿便衣夜间到农村偷袭 杀害村干部及积极分子。
1947年7月国民党12个旅，围剿山东半岛的解放军。我们西海军区司令部驻在潍县昌黎 被迫向平度、招远撤退。当地的那些斗争过地主的村干部、积极分子，我们撤走后，全被还乡团杀掉，有的被活埋、有的用扎刀，扎、有的被放洋炮、有的用，‘五扯挣’，也叫五马分尸。
就是，把人的四肢，脖子，用绳子拴到马鞍子上，到田野里往五个方向拉，把尸体分成五块。
我问他，什么叫放洋炮，他说，让斗争地主的人，在田地里自己挖坑，挖到有肩深，不让他出坑，强迫老百姓开始埋，听说，埋到胸口，脸发紫，眼睛鼓出，舌头吐出，还乡团用铁锹向他头上一砍，砰一声，脑子顶开脑壳响了，叫放洋炮。
听到这里，我的全身发冷。我说，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编辑于 2016-08-01
还乡团，是内战初期，共产党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被本村的贫下中农斗争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组成。他们不服气，图报复，他们跑到国民党军队哪里诉冤。想利用国民党的力量打回本村，杀害那些斗争过他们的村干部及贫下中农。国民党利用他们的仇恨，发给他们手枪。身穿便衣夜间到农村偷袭 杀害村干部及积极分子。
1947年7月国民党12个旅，围剿山东半岛的解放军。我们西海军区司令部驻在潍县昌黎 被迫向平度、招远撤退。当地的那些斗争过地主的村干部、积极分子，我们撤走后，全被还乡团杀掉，有的被活埋、有的用扎刀，扎、有的被放洋炮、有的用，‘五扯挣’，也叫五马分尸。
就是，把人的四肢，脖子，用绳子拴到马鞍子上，到田野里往五个方向拉，把尸体分成五块。
我问他，什么叫放洋炮，他说，让斗争地主的人，在田地里自己挖坑，挖到有肩深，不让他出坑，强迫老百姓开始埋，听说，埋到胸口，脸发紫，眼睛鼓出，舌头吐出，还乡团用铁锹向他头上一砍，砰一声，脑子顶开脑壳响了，叫放洋炮。
听到这里，我的全身发冷。我说，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编辑于 2016-08-01
忽然想到：
白色恐怖们，一方面无耻无度的对苦难人民实行屠夫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居然投身基督爱情，刽子手的后代们居然现在摇身一变成圣母福音的代言人，指责当年潘冬子们的阶级仇恨为没人性的残忍!
难道苦难的人民只配受苦?没有权利将受苦的积累化作冲天的怒火焚烧白色的残忍铁幕?漫长白色恐怖一手制造的阶级的血泪既然还在历史的血管里流淌，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它们以阶级仇恨的方式燃起熊熊烈火，焚烧无耻残忍狰狞虚伪的一切!
人道?你在漫长的信奉镇压就是一切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你何曾想过人道?现在，你也感到害怕了，才想起世间还有人道两字。多少仁慈啊！但，让我来告诉你，能够让曾经从不知道人道的你，一下子感受活在这人类的世界还有所害怕，促使你的屠夫生涯，浪子回头，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由于这样一种严酷的历史状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理所当然成了受压迫人民的革命的左的理论来源，而左的实际情绪，更为来源是百年革命史血与泪的仇根记忆传导，这种严酷，事实性地强化了左的坚定。所以，白色的右，不要伪装成了圣母情，就不首先私下好检点：一切极左的来历，无不源自极右的无耻与野蛮。
白色恐怖们，一方面无耻无度的对苦难人民实行屠夫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居然投身基督爱情，刽子手的后代们居然现在摇身一变成圣母福音的代言人，指责当年潘冬子们的阶级仇恨为没人性的残忍!
难道苦难的人民只配受苦?没有权利将受苦的积累化作冲天的怒火焚烧白色的残忍铁幕?漫长白色恐怖一手制造的阶级的血泪既然还在历史的血管里流淌，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它们以阶级仇恨的方式燃起熊熊烈火，焚烧无耻残忍狰狞虚伪的一切!
人道?你在漫长的信奉镇压就是一切的白色恐怖的时候，你何曾想过人道?现在，你也感到害怕了，才想起世间还有人道两字。多少仁慈啊！但，让我来告诉你，能够让曾经从不知道人道的你，一下子感受活在这人类的世界还有所害怕，促使你的屠夫生涯，浪子回头，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由于这样一种严酷的历史状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理所当然成了受压迫人民的革命的左的理论来源，而左的实际情绪，更为来源是百年革命史血与泪的仇根记忆传导，这种严酷，事实性地强化了左的坚定。所以，白色的右，不要伪装成了圣母情，就不首先私下好检点：一切极左的来历，无不源自极右的无耻与野蛮。
看看这个法国人把毛泽东思想学得多么棒！哈
福柯：反抗没有用吗？
2018-01-27
作者：福柯 翻译：王宇洁 来源：澎湃新闻
去年夏天伊朗人说：“为了让国王走开，我们准备死上千人。”今天，正是这个阿亚图拉说：“让伊朗流血吧，革命才能强大。”这些话之间有一个奇怪的回声，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第二句的恐怖是否在谴责第一句的欢欣？尽管反抗是发生在历史中，但反抗也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逃避历史。有些运动是不可遏制的：在这些运动中，一个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少数者群体或全体人民宣称他将不再遵从那个他认为不公正的权力，并将用自己的生命与之斗争。没有什么权力能够使这样的运动不发生。华沙总会有造反的贫民窟，总会有填满下水沟的起义者。说到底，没有人能够解释反抗者。他所做的必定是一种撕裂的行为，打破历史的脉络和历史长长的因果链，因此一个人宁愿去死，也不愿老老实实地服从。
所有形式的自由，不管是已经获得还是正在要求的，所有人们珍视的权利，甚至是那些涉及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权利，无疑都会在反抗中找到最后的定位点，这是一个比“自然权利”更坚固、更切身的定位点。如果有些社会能够坚定不移，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不是那么“绝对地绝对”（absolutely absolute）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屈服和高压政治后面，在恐吓、暴力、说服之外，仍然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时刻：生命不再出卖自己，权力不再为所欲为，面对恐吓与机枪，人们反抗了。
既然反抗的人“处于历史之外”，也处于历史之中，既然生死攸关，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反抗能够轻易地在宗教主题中找到表达和进行的方式：对超越的承诺、时间的轮回、对救世主或是末日帝国的期待、至善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当特定的宗教允许时，这些主题几世纪以来不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外衣，而且就为活生生的反抗提供了道路。
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革命的实现在历史上已经逡巡了两个多世纪，组织着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也使我们的希望集中在某些焦点之上。革命使得人们努力习惯于历史内部的反抗，这种反抗被认为是理性的和可控制的。革命赋予反抗一种合法性，甄别好的反抗和坏的反抗。革命已经确定了反抗的初步条件，确定了它的目标和实现的道路。甚至革命者的职业也已得到了界定。在遣返反抗的过程中，人们宣称已经表明了革命的真理，使革命回到它真正的道路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艰巨的奋斗目标。有人会说反抗已经被现实政治（Realpolitik）殖民了。另外一些人会声称，反抗会成为理性历史的一个维度。我还是倾向于霍克海默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既天真又有些狂热的问题：“但是这场革命如此令人渴望吗？”
这就是反抗的谜。那些在伊朗不是寻求运动背后的深刻原因，而是寻求运动方式的人，以及那些试图去理解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男男女女的头脑在想什么的人，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的饥饿，他们的屈辱，他们对政权的憎恶，以及他们推翻这个政权的愿望，在一个在梦想着政治的同时，也同样梦想着宗教的历史中，都记录在天国与尘世的疆界上。在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冲突中，他们与巴列维王朝直面相对，但这个冲突也涉及牺牲的问题和对太平盛世的承诺。那些著名的示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军队的威胁面前不是无所作为，以致于使它瘫痪，示威以宗教仪式的节奏进行，最终返回到一种永恒的表演方式（mode of performance），其中权力总是受到诅咒。正是在这一惊人的叠加中，在二十世纪出现如此强大、以致于能够推翻一个似乎是世界上武装得最好的政权的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又是如此贴近那些西方在早些时候已经知晓了的旧日梦想：它想把精神的形象刻在政治现实中。
在多年的书报审查和迫害之后，在多年的排斥政治阶级和党禁之后，在多年的对革命组织的屠杀之后，除了宗教，还有什么能够为沮丧的人们，为经受了“发展”“改革”“城市化”和这个政权所有其它失败带来的精神创伤的人民的反抗提供支持？事情确实如此。可是，会因为更现实的力量和不那么古老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就预计宗教的因素会很快消失吗？当然不能，这有很多原因。
首先是运动的迅速成功，以其曾经采取的形式确定了自身。运动存在神职人员在制度上的团结，这些神职人员对人民的控制很强大，也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这场运动完全是在整个伊斯兰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伊朗周围，这一伊斯兰运动，因为它所处的战略地位，因为穆斯林国家控制的经济命脉和它在亚非两个大陆的扩张性力量，构成了一个深刻而且复杂的现实。结果是反抗的想象性内容并没有在革命的伟大日子里丧失掉。这一内容很快把自身转换到了一个政治舞台之上，而这一舞台似乎已经完全布置好了接受这内容，但是事实上这舞台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与最严酷的事实混合在一起：在这一舞台上，使伊斯兰成为一个伟大的、充满活力的文明的艰难的希望与恶意仇外的希望相遇了，世界性范围的争夺与地区性的敌对混合在了一起。然后才是帝国主义的问题和妇女屈从的问题。
伊朗的运动没有服从革命的这一“规律”（law），根据这一规律，暴政秘密地居于革命之中，并由盲目的狂热引发出来。反抗中最内在的、最强烈地体验到的因素直接触及一个充满政治角逐的场所。但这一联系并不是将反抗等同于暴政。那些去献身的人要求的精神与完满派（integriste）的神职人员的血腥政府，标准并不一样。信仰宗教的伊朗人想用反抗所拥有的含义来鉴定自己的政权。这与那些因为存在一个毛拉的政府而认为反抗不成其为反抗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两种情况中，都存在着恐惧：恐惧去年秋天发生在伊朗的事，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了。这确实是由于，有必要把这样的运动中那种不可化约的因素显示出来。这种因素会深深威胁到每一个专制制度，不论这专制是昨天的，还是今天的。一个人观点的转变确实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如果一个人昨天反对萨瓦克（澎湃编注：VASAK，巴列维王朝的秘密警察组织）的酷刑，而今天反对惩罚，我们没有理由说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没有权利说：“为我反抗，然后每个人的最后解放终会来临。”但是我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反抗没有用，结果还不都一样。”我们没有给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权力的人制定法律（law）。反抗的原因有还是没有？我们还是不要给这个问题答案吧。反抗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正是通过反抗，主体性（不是伟大人物的主体性，而是不论什么人的主体性）引入了历史，并赋予历史以生命。一个违法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对抗荒谬惩罚的天平上，一个疯人不再接受禁闭和对自己权利的剥夺；一个民族抗拒压迫自己的政权。这不会使第一个例子中的反叛者无罪，也不会使第二个例子中的反叛者痊愈，也不能保证第三个例子中的反叛者获得美好的未来。我们不用和他们团结一致。我们不用主张这些迷惑的声音比其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好，而且表达了终极的真理。他们存在，并且反对很多那些为使他们沉默而设的东西，这就足够了，因为倾听他们、探寻他们想要说出的东西，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肯定。历史的所有除魔（disenchantments）都毫无价值：正是由于这样的声音，人类的时间并不具备进化的形式，而恰恰是历史的形式。
这一观点与另外一个原则不可分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实施的权力总是危险的。我并不是说权力生来邪恶；我是说，由于权力的机制，权力是无限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所不能，而是相反的意思）。要限制权力，规则多么严格都不够。要杜绝权力，不给它可乘之机，普遍原则再严格也不够。为了反抗权力，反对牢不可破的法律和不可缩减的权利从来都是必要的。
目前，在舆论中，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好名声”。我相信我能够在相当精确的意义上使用“好名声”（presse）这个词。因而，说一个人不是知识分子，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我那么做了，我会招人笑话。我是个知识分子。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将通过对比来回答。战略家是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死亡、哭泣、反抗，对整体的更大需要来说，算得了什么？或者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寻找的特殊情况，这样的普遍原则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战略家是政治家也好，是历史学家也好，是革命者也好，是国王或是阿亚图拉的党羽也好，对我都一样。我的道德规范和这些问题暗示的道德规范恰恰相反。我的道德规范是“反战略”的：当异数（singular）出现时，我对之表示尊重，当权力侵犯普遍性（universal）时，我坚决不妥协。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但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总是需要密切注意，在历史的下面，那些与历史断裂，动摇历史的东西；需要在政治的背后寻找那些应该无条件限制政治的东西。毕竟，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是，我已选择了它。
福柯：反抗没有用吗？
2018-01-27
作者：福柯 翻译：王宇洁 来源：澎湃新闻
去年夏天伊朗人说：“为了让国王走开，我们准备死上千人。”今天，正是这个阿亚图拉说：“让伊朗流血吧，革命才能强大。”这些话之间有一个奇怪的回声，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第二句的恐怖是否在谴责第一句的欢欣？尽管反抗是发生在历史中，但反抗也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逃避历史。有些运动是不可遏制的：在这些运动中，一个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少数者群体或全体人民宣称他将不再遵从那个他认为不公正的权力，并将用自己的生命与之斗争。没有什么权力能够使这样的运动不发生。华沙总会有造反的贫民窟，总会有填满下水沟的起义者。说到底，没有人能够解释反抗者。他所做的必定是一种撕裂的行为，打破历史的脉络和历史长长的因果链，因此一个人宁愿去死，也不愿老老实实地服从。
所有形式的自由，不管是已经获得还是正在要求的，所有人们珍视的权利，甚至是那些涉及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权利，无疑都会在反抗中找到最后的定位点，这是一个比“自然权利”更坚固、更切身的定位点。如果有些社会能够坚定不移，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不是那么“绝对地绝对”（absolutely absolute）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屈服和高压政治后面，在恐吓、暴力、说服之外，仍然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时刻：生命不再出卖自己，权力不再为所欲为，面对恐吓与机枪，人们反抗了。
既然反抗的人“处于历史之外”，也处于历史之中，既然生死攸关，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反抗能够轻易地在宗教主题中找到表达和进行的方式：对超越的承诺、时间的轮回、对救世主或是末日帝国的期待、至善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当特定的宗教允许时，这些主题几世纪以来不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外衣，而且就为活生生的反抗提供了道路。
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革命的实现在历史上已经逡巡了两个多世纪，组织着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也使我们的希望集中在某些焦点之上。革命使得人们努力习惯于历史内部的反抗，这种反抗被认为是理性的和可控制的。革命赋予反抗一种合法性，甄别好的反抗和坏的反抗。革命已经确定了反抗的初步条件，确定了它的目标和实现的道路。甚至革命者的职业也已得到了界定。在遣返反抗的过程中，人们宣称已经表明了革命的真理，使革命回到它真正的道路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艰巨的奋斗目标。有人会说反抗已经被现实政治（Realpolitik）殖民了。另外一些人会声称，反抗会成为理性历史的一个维度。我还是倾向于霍克海默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既天真又有些狂热的问题：“但是这场革命如此令人渴望吗？”
这就是反抗的谜。那些在伊朗不是寻求运动背后的深刻原因，而是寻求运动方式的人，以及那些试图去理解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男男女女的头脑在想什么的人，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的饥饿，他们的屈辱，他们对政权的憎恶，以及他们推翻这个政权的愿望，在一个在梦想着政治的同时，也同样梦想着宗教的历史中，都记录在天国与尘世的疆界上。在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冲突中，他们与巴列维王朝直面相对，但这个冲突也涉及牺牲的问题和对太平盛世的承诺。那些著名的示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军队的威胁面前不是无所作为，以致于使它瘫痪，示威以宗教仪式的节奏进行，最终返回到一种永恒的表演方式（mode of performance），其中权力总是受到诅咒。正是在这一惊人的叠加中，在二十世纪出现如此强大、以致于能够推翻一个似乎是世界上武装得最好的政权的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又是如此贴近那些西方在早些时候已经知晓了的旧日梦想：它想把精神的形象刻在政治现实中。
在多年的书报审查和迫害之后，在多年的排斥政治阶级和党禁之后，在多年的对革命组织的屠杀之后，除了宗教，还有什么能够为沮丧的人们，为经受了“发展”“改革”“城市化”和这个政权所有其它失败带来的精神创伤的人民的反抗提供支持？事情确实如此。可是，会因为更现实的力量和不那么古老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就预计宗教的因素会很快消失吗？当然不能，这有很多原因。
首先是运动的迅速成功，以其曾经采取的形式确定了自身。运动存在神职人员在制度上的团结，这些神职人员对人民的控制很强大，也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这场运动完全是在整个伊斯兰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在伊朗周围，这一伊斯兰运动，因为它所处的战略地位，因为穆斯林国家控制的经济命脉和它在亚非两个大陆的扩张性力量，构成了一个深刻而且复杂的现实。结果是反抗的想象性内容并没有在革命的伟大日子里丧失掉。这一内容很快把自身转换到了一个政治舞台之上，而这一舞台似乎已经完全布置好了接受这内容，但是事实上这舞台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与最严酷的事实混合在一起：在这一舞台上，使伊斯兰成为一个伟大的、充满活力的文明的艰难的希望与恶意仇外的希望相遇了，世界性范围的争夺与地区性的敌对混合在了一起。然后才是帝国主义的问题和妇女屈从的问题。
伊朗的运动没有服从革命的这一“规律”（law），根据这一规律，暴政秘密地居于革命之中，并由盲目的狂热引发出来。反抗中最内在的、最强烈地体验到的因素直接触及一个充满政治角逐的场所。但这一联系并不是将反抗等同于暴政。那些去献身的人要求的精神与完满派（integriste）的神职人员的血腥政府，标准并不一样。信仰宗教的伊朗人想用反抗所拥有的含义来鉴定自己的政权。这与那些因为存在一个毛拉的政府而认为反抗不成其为反抗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两种情况中，都存在着恐惧：恐惧去年秋天发生在伊朗的事，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了。这确实是由于，有必要把这样的运动中那种不可化约的因素显示出来。这种因素会深深威胁到每一个专制制度，不论这专制是昨天的，还是今天的。一个人观点的转变确实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如果一个人昨天反对萨瓦克（澎湃编注：VASAK，巴列维王朝的秘密警察组织）的酷刑，而今天反对惩罚，我们没有理由说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没有权利说：“为我反抗，然后每个人的最后解放终会来临。”但是我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反抗没有用，结果还不都一样。”我们没有给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权力的人制定法律（law）。反抗的原因有还是没有？我们还是不要给这个问题答案吧。反抗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正是通过反抗，主体性（不是伟大人物的主体性，而是不论什么人的主体性）引入了历史，并赋予历史以生命。一个违法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对抗荒谬惩罚的天平上，一个疯人不再接受禁闭和对自己权利的剥夺；一个民族抗拒压迫自己的政权。这不会使第一个例子中的反叛者无罪，也不会使第二个例子中的反叛者痊愈，也不能保证第三个例子中的反叛者获得美好的未来。我们不用和他们团结一致。我们不用主张这些迷惑的声音比其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好，而且表达了终极的真理。他们存在，并且反对很多那些为使他们沉默而设的东西，这就足够了，因为倾听他们、探寻他们想要说出的东西，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肯定。历史的所有除魔（disenchantments）都毫无价值：正是由于这样的声音，人类的时间并不具备进化的形式，而恰恰是历史的形式。
这一观点与另外一个原则不可分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实施的权力总是危险的。我并不是说权力生来邪恶；我是说，由于权力的机制，权力是无限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所不能，而是相反的意思）。要限制权力，规则多么严格都不够。要杜绝权力，不给它可乘之机，普遍原则再严格也不够。为了反抗权力，反对牢不可破的法律和不可缩减的权利从来都是必要的。
目前，在舆论中，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好名声”。我相信我能够在相当精确的意义上使用“好名声”（presse）这个词。因而，说一个人不是知识分子，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我那么做了，我会招人笑话。我是个知识分子。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将通过对比来回答。战略家是这样的人，他说：“这样的死亡、哭泣、反抗，对整体的更大需要来说，算得了什么？或者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寻找的特殊情况，这样的普遍原则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战略家是政治家也好，是历史学家也好，是革命者也好，是国王或是阿亚图拉的党羽也好，对我都一样。我的道德规范和这些问题暗示的道德规范恰恰相反。我的道德规范是“反战略”的：当异数（singular）出现时，我对之表示尊重，当权力侵犯普遍性（universal）时，我坚决不妥协。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但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总是需要密切注意，在历史的下面，那些与历史断裂，动摇历史的东西；需要在政治的背后寻找那些应该无条件限制政治的东西。毕竟，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是，我已选择了它。
文革的错失，肯定是有的，事实上，自从林彪出事，打击实在太大，毛周都已经预感文革进入烂尾，尤其周，作为一个如此明智之人，当年，文革开始，紧跟毛唯恐跟不上，是非常热忱的，后林一出事，极度悲伤，大哭一场，从此，拖着病身，开始着眼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并提请启用邓。
毛也有类似心情吧。同意启用邓，也恢复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毛就此，其实也一下子雄心老去。但，由于理念由他生，他的强大信仰，导致他只能强支撑着。当看到批林批左一面倒时，就提出摆手，说林其实是形左实右，还是要批右。并从此，毛周就在文革问题上估计开始进入貌合神离期。周肯定对文革进入迷惘与幻灭期。而毛也感觉到了这种不协调，他们是何等敏锐之人！最后，来了个批林批孔甚至批周公。。。。。
总之，林因儿子过度政治张狂而出事，是文革走向烂尾楼的关键节点。毛最后也意识到，死后很大可能会有人清算他，作枯树赋，跌得粉身碎骨，常常动情处伤感痛泣，否则也不会说，我死后，不在和平中交接，就在腥风血雨中交班。。。。。。
而周在林出事后，心情肯定非常难受。最后几年，就只有全身心着眼社会建设，做个建设性的好总理，还被极左批，身心俱疲，心力交瘁，是可以肯定的，就这一点看，仍然不失为崇高伟人。
毛也有类似心情吧。同意启用邓，也恢复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毛就此，其实也一下子雄心老去。但，由于理念由他生，他的强大信仰，导致他只能强支撑着。当看到批林批左一面倒时，就提出摆手，说林其实是形左实右，还是要批右。并从此，毛周就在文革问题上估计开始进入貌合神离期。周肯定对文革进入迷惘与幻灭期。而毛也感觉到了这种不协调，他们是何等敏锐之人！最后，来了个批林批孔甚至批周公。。。。。
总之，林因儿子过度政治张狂而出事，是文革走向烂尾楼的关键节点。毛最后也意识到，死后很大可能会有人清算他，作枯树赋，跌得粉身碎骨，常常动情处伤感痛泣，否则也不会说，我死后，不在和平中交接，就在腥风血雨中交班。。。。。。
而周在林出事后，心情肯定非常难受。最后几年，就只有全身心着眼社会建设，做个建设性的好总理，还被极左批，身心俱疲，心力交瘁，是可以肯定的，就这一点看，仍然不失为崇高伟人。
珍贵文献资料：周总理1967年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http://mp.weixin.qq.com/s/zN4yRXrPGwbPw8BGb48p_Q
1974年国庆招待会，视频罕见曝光！文革风云可见一斑！http://mp.weixin.qq.com/s/ls9i4-N-UJuWjzNRqfxvrw
刚才看了两个东西，一，67年周总理在广州军区的讲话，二，1974年周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团结气氛洋溢。
1974年，其实己径有结束文革全面团结转向建设的气象，可惜，周死得早了些。
中国当年，比较好的选择，周比毛晚去十年，那么，就会以他权威以他高超的左右兼济的方式继承毛精神，在矛盾之间，走一条温和革命与改革中间路线，也不至于搞出八九枪弹恶悲剧。
唉。历史无法假设。
1974年国庆招待会，视频罕见曝光！文革风云可见一斑！http://mp.weixin.qq.com/s/ls9i4-N-UJuWjzNRqfxvrw
刚才看了两个东西，一，67年周总理在广州军区的讲话，二，1974年周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团结气氛洋溢。
1974年，其实己径有结束文革全面团结转向建设的气象，可惜，周死得早了些。
中国当年，比较好的选择，周比毛晚去十年，那么，就会以他权威以他高超的左右兼济的方式继承毛精神，在矛盾之间，走一条温和革命与改革中间路线，也不至于搞出八九枪弹恶悲剧。
唉。历史无法假设。
客观地说，美国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失败，为时尚早，因为，内外资迷们还一直努力正在进行时中，且看演变进行时。
这里其实根本不是左与右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人民中国的问题。
======
一百人一百种文革。往往，老百姓的文革与当官的文革经历不一样，也与知识阶层堆里的文革不一样。因为，当官堆里，文人堆里，原本存在的矛盾与权利斗争的尖锐程度，就估计不是一般老百姓堆里的那么简单。
现在其实最麻烦的不是客观研究，而是主观需求的全然带歪路，以便制造一个全盘否定共和国原理的来由。从这种意义上，文革的再研究，还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老毛想要他们为人民服务意识再纯粹些，要他们狠斗私心一闪念，结果好出色，全变成为了各自的私心相互猛斗。现在将文革污化的罪过全推到毛一个人身上，其实真的不那么符合真实情况。
或者就是，借否定文革之口，行全盘否定人民中国之实。
这里其实根本不是左与右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人民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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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人一百种文革。往往，老百姓的文革与当官的文革经历不一样，也与知识阶层堆里的文革不一样。因为，当官堆里，文人堆里，原本存在的矛盾与权利斗争的尖锐程度，就估计不是一般老百姓堆里的那么简单。
现在其实最麻烦的不是客观研究，而是主观需求的全然带歪路，以便制造一个全盘否定共和国原理的来由。从这种意义上，文革的再研究，还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老毛想要他们为人民服务意识再纯粹些，要他们狠斗私心一闪念，结果好出色，全变成为了各自的私心相互猛斗。现在将文革污化的罪过全推到毛一个人身上，其实真的不那么符合真实情况。
或者就是，借否定文革之口，行全盘否定人民中国之实。
有时回味觉得：
文革的伤害，其实并不在于文革中的苦难炼狱，因为，这样的炼狱，已经在七六年的一声粉碎，顺利翻页。对人心真正的伤害，恰恰在于全盘否定文革，定义十年浩劫，对全体人民参与的污化后的扭曲宣传，以至不仅没有真正使人们公正吸取经验与教训，反尔在一种无限伤痕的宣泄癫狂中，通过对文革中特殊个体创伤的无限放大，成全民族的创伤，强化了自我精神扭曲，不仅没有获得崭新文化层次上的进取，反尔助长了新封建主义的沉碴泛起，尤其助长了国内外一切企图彻底变天的反华势力借文革口实而强烈反弹，以为变天的机会到了。
因为文革反对的，现在就要恢复，文革反封建，所以，反文革就是恢复封建传统，以恢复传统文化为名，什么烧香拜佛，什么风水迷信，什么拜师跪礼，什么三从四德，什么都来了，人民共和国的精神史，从此进入最混乱最反动最复僻性的年代， 并伴随日常生活的二极分化，无耻失信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人得道鸡狗升天，成为唯一标准，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心：破四旧，立四新，全成完全遗忘的虚无。
想想当年，人民群众的纯洁与无私之热情是多么可贵，虽然，也确实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鱼龙混杂局面，因为，任何历史时期，革命的投机主义总也会因利随势而生。但，在理念上，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有什么可根本指谪的？难道先进的文化不都是从对旧文化的一定的破中创造性而化来？！
好比孩子洗澡，文革初衷是一个灵魂的洗澡运动，结果，到头来，要把整个灵魂与脏水一起泼掉！而后来的事实无不证明，一切的一切，在经济的行尸走肉的狂欢之间，灵魂找不着北了！
文革的伤害，其实并不在于文革中的苦难炼狱，因为，这样的炼狱，已经在七六年的一声粉碎，顺利翻页。对人心真正的伤害，恰恰在于全盘否定文革，定义十年浩劫，对全体人民参与的污化后的扭曲宣传，以至不仅没有真正使人们公正吸取经验与教训，反尔在一种无限伤痕的宣泄癫狂中，通过对文革中特殊个体创伤的无限放大，成全民族的创伤，强化了自我精神扭曲，不仅没有获得崭新文化层次上的进取，反尔助长了新封建主义的沉碴泛起，尤其助长了国内外一切企图彻底变天的反华势力借文革口实而强烈反弹，以为变天的机会到了。
因为文革反对的，现在就要恢复，文革反封建，所以，反文革就是恢复封建传统，以恢复传统文化为名，什么烧香拜佛，什么风水迷信，什么拜师跪礼，什么三从四德，什么都来了，人民共和国的精神史，从此进入最混乱最反动最复僻性的年代， 并伴随日常生活的二极分化，无耻失信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人得道鸡狗升天，成为唯一标准，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心：破四旧，立四新，全成完全遗忘的虚无。
想想当年，人民群众的纯洁与无私之热情是多么可贵，虽然，也确实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鱼龙混杂局面，因为，任何历史时期，革命的投机主义总也会因利随势而生。但，在理念上，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有什么可根本指谪的？难道先进的文化不都是从对旧文化的一定的破中创造性而化来？！
好比孩子洗澡，文革初衷是一个灵魂的洗澡运动，结果，到头来，要把整个灵魂与脏水一起泼掉！而后来的事实无不证明，一切的一切，在经济的行尸走肉的狂欢之间，灵魂找不着北了！
放长历史时空看，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道理，随着人民本身越来越普遍知识化，会更加明确，更加为历史的实践所证明！
在人民普遍加速知识化的崭新历史时空，人民不会永远在愚昧中甘心或者无奈只能选择做奴隶与奴才。今天自认为是文人的小数人们，也要好好重新思量，你还想选一种比较好的奴才之道心理变态地唱戏呢，还是真正重新洗心革面，紧紧投身人民的历史，真真实实地做一个既有知识又有良知的正常人？！
在人民普遍加速知识化的崭新历史时空，人民不会永远在愚昧中甘心或者无奈只能选择做奴隶与奴才。今天自认为是文人的小数人们，也要好好重新思量，你还想选一种比较好的奴才之道心理变态地唱戏呢，还是真正重新洗心革面，紧紧投身人民的历史，真真实实地做一个既有知识又有良知的正常人？！
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扣人文革的帽子，因为曾经失败的文革而竭力把文革妖魔化。可他们不想想，毛的文革纵有千般失误，万般地与现实人性觉悟程度存在历史性错位，人类历史中矛盾的运动，若不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展开，那么，等着他们的，往往就只能是武革了。周期律就是这么来的。五四开始新文化运动，结果演向了国共分裂四一二屠杀。。。。一直到把一方赶到了宝岛，真正伟大的武革。再有，西方那个法兰西，现在是第五共和国了吧。。更别说苏联，乌克兰，中东，等等等等。
谁寄希望于旧文革形态重演，那是没有头脑，但，谁要是因旧文革的一度天下大乱造成一定曲折就全盘否定人民中国的整体与革命的初心，那就是没有良心！
但愿，中华不再有武革，只有不断升级版的文革！或许只是我的一厢尽愿！我乐意，所以，我闲来就这么上个网小文革模拟折腾一下！：）
我希望人类从今往后不再有武革，我希望，我们人类从今往后的文革，当然是一种真正人民广泛觉悟意义上的文革，而不是处心积虑愚弄人民的文革。
谁寄希望于旧文革形态重演，那是没有头脑，但，谁要是因旧文革的一度天下大乱造成一定曲折就全盘否定人民中国的整体与革命的初心，那就是没有良心！
但愿，中华不再有武革，只有不断升级版的文革！或许只是我的一厢尽愿！我乐意，所以，我闲来就这么上个网小文革模拟折腾一下！：）
我希望人类从今往后不再有武革，我希望，我们人类从今往后的文革，当然是一种真正人民广泛觉悟意义上的文革，而不是处心积虑愚弄人民的文革。
一切着眼于历史地看待问题，深怀一种同情的理解，识大义，悯小节，就不会总陷入简单否定与肯定的翻烙饼死局。
即使就拿某个人而论，看得许多一言全否，或者一言全肯定，那都不符合他个人成长过程从无到无从尿床到老逝的辩证法。一个人的一生，常常有这样那样的误入歧途与觉悟跃迁，有贪嗔怨期也有慈悲怀觉时，有一个牛角尖钻入，也有钻穿而来忽然大彻大悟时，任何简单以一妄论者，其实都是愚蠢的或者别有用心的唯心论！这样的论，就显然一无是处！：）
历史也类似，是一个多种分量参与的多变曲率的拓朴流形，哪有那么简单的肯定与否定！历史的事物，时常，在无声不息间就走向了它开始的反面，又在无声无息中拓朴射映到了它的原点。。。。前进，就是在这样一种曲折中流变，当然，极端时刻，也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断裂性突变。。。。。
新中国从革命路线斗争哲学的逻辑到治国理政的全面法制逻辑的演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各经历不同者，思维当免个人情绪，历史需要慢慢疗伤，一切且向前看，从长计议。
每一代的功与过，需要具体的实事求是。总之，没有彻底葬送大好河山，还发展出了一个大胖子，无论这个大胖子内在是多么地虚弱，毕竟，量的巨大，客观上提高了崩溃的免役力，这是我的依据事实状态的底线评价。
即使就拿某个人而论，看得许多一言全否，或者一言全肯定，那都不符合他个人成长过程从无到无从尿床到老逝的辩证法。一个人的一生，常常有这样那样的误入歧途与觉悟跃迁，有贪嗔怨期也有慈悲怀觉时，有一个牛角尖钻入，也有钻穿而来忽然大彻大悟时，任何简单以一妄论者，其实都是愚蠢的或者别有用心的唯心论！这样的论，就显然一无是处！：）
历史也类似，是一个多种分量参与的多变曲率的拓朴流形，哪有那么简单的肯定与否定！历史的事物，时常，在无声不息间就走向了它开始的反面，又在无声无息中拓朴射映到了它的原点。。。。前进，就是在这样一种曲折中流变，当然，极端时刻，也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断裂性突变。。。。。
新中国从革命路线斗争哲学的逻辑到治国理政的全面法制逻辑的演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各经历不同者，思维当免个人情绪，历史需要慢慢疗伤，一切且向前看，从长计议。
每一代的功与过，需要具体的实事求是。总之，没有彻底葬送大好河山，还发展出了一个大胖子，无论这个大胖子内在是多么地虚弱，毕竟，量的巨大，客观上提高了崩溃的免役力，这是我的依据事实状态的底线评价。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摆在各位面前：当美国意识形态战略佬借全面定罪文革之口实，实施全面攻击人民共和国之文化战略，我们怎么办？
当然，中国发展到今日，成就与矛盾的纠结，确实是复杂的，都不应该以简单线性的思维来对待，确实极需要实事求是精神，唯物辩证法，并着力以更为积极的心态，救大道于更新。
这个社会，还积存积种种丑陋面的同时，也要看到积极好转的一面，不应该一面倒选择阴暗面叙述当今社会，这个社会健康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的一面，也是很可观的。
阶级斗争逻辑，由于阶级矛盾的全球化而日益复杂化。在人类演进到目前这个崭新阶段，我认为，一百多年着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逻辑，需要更新思考：由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阶级矛盾已经越出民族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矛盾，并且，常常以地缘政治阵营政治的尖锐方式展现。相对这种事实上的全球化矛盾的斗争，也不可能有一国的单纯方式获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一切需要放到这种全球化的矛盾中去寻找合理的具体的斗争与解决方案。
当然，中国发展到今日，成就与矛盾的纠结，确实是复杂的，都不应该以简单线性的思维来对待，确实极需要实事求是精神，唯物辩证法，并着力以更为积极的心态，救大道于更新。
这个社会，还积存积种种丑陋面的同时，也要看到积极好转的一面，不应该一面倒选择阴暗面叙述当今社会，这个社会健康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的一面，也是很可观的。
阶级斗争逻辑，由于阶级矛盾的全球化而日益复杂化。在人类演进到目前这个崭新阶段，我认为，一百多年着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逻辑，需要更新思考：由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阶级矛盾已经越出民族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矛盾，并且，常常以地缘政治阵营政治的尖锐方式展现。相对这种事实上的全球化矛盾的斗争，也不可能有一国的单纯方式获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一切需要放到这种全球化的矛盾中去寻找合理的具体的斗争与解决方案。
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突——西方从未中断反华舆论动员
时间：2018-01-28 10:57?来源： 察网 ?作者： 郑若麟
五大焦点：
一是台湾问题。利用五年后中国领导层进行权力交接的紧要关头，对台湾问题进行直接挑衅，将是一个发生概率非常高的事件。
二是朝核问题。美国相对比较容易能够挑动朝鲜先开第一枪。
三是金融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能够避免来自外部的多种金融攻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做空人民币。一旦得手，很有可能引爆中国目前已经存在的房地产泡沫。
四是互联网问题。攻击中国互联网是一个最为隐蔽、同时也是后果非常严重的战略手段。根据《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成果指出，我国目前信息与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应用系统处于“不设防状态”。
五是“颜色革命”问题。目前美国正在精神领域与中国进行着一场无声的争夺战。美国妄想对中国实施“精神殖民”，其核心就是企图诱导中国普通民众相信:“中国体制不行，注定要崩溃。”
时间：2018-01-28 10:57?来源： 察网 ?作者： 郑若麟
五大焦点：
一是台湾问题。利用五年后中国领导层进行权力交接的紧要关头，对台湾问题进行直接挑衅，将是一个发生概率非常高的事件。
二是朝核问题。美国相对比较容易能够挑动朝鲜先开第一枪。
三是金融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能够避免来自外部的多种金融攻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做空人民币。一旦得手，很有可能引爆中国目前已经存在的房地产泡沫。
四是互联网问题。攻击中国互联网是一个最为隐蔽、同时也是后果非常严重的战略手段。根据《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成果指出，我国目前信息与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许多应用系统处于“不设防状态”。
五是“颜色革命”问题。目前美国正在精神领域与中国进行着一场无声的争夺战。美国妄想对中国实施“精神殖民”，其核心就是企图诱导中国普通民众相信:“中国体制不行，注定要崩溃。”
瓦解苏共、被戈尔巴乔夫称为精神教父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http://www.cwzg.cn/history/201801/40827.html
1989年苏共退党人数达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而苏共二十八大之后仅7、8月就有31.1万党员退党。据1991年7月苏共官方公布的资料，过去一年共有420万人退党。
美国的金融殖民手段:仅用几亿美元便掏空前苏联人70年财富http://www.cwzg.cn/history/201801/40805.html
1989年苏共退党人数达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而苏共二十八大之后仅7、8月就有31.1万党员退党。据1991年7月苏共官方公布的资料，过去一年共有420万人退党。
美国的金融殖民手段:仅用几亿美元便掏空前苏联人70年财富http://www.cwzg.cn/history/201801/408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