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顺发长得比较黑，不苟言笑，脾气倔强。
罗顺发每天的劳动是搬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大约有百米。如果使用手推车或用箩筐挑，这点活并不多。但不给工具，只能用双手搬，每次要搬10块砖。罗顺发的两只手都磨出血了，他要求过给一副手套，得不到。更可气的是，好容易把砖搬完了，又有新命令：把砖搬回去！管教者想的是，不能让这些“牛鬼蛇神”过得太舒服。
批斗会是经常的，台上被批斗的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群众的情绪总是那么高昂，口号声不断，群众中谁愿意谁都可以领着大家喊几声口号。喊口号时，人们握紧右拳，举起右臂，不管喊什么口号，台上挨斗的人也得跟着喊。有的挨斗的人懂得配合群众的情绪，老实、谦卑，这样可以少受罪。罗顺发却不够配合，性子犟，比如大家喊“打到特务罗顺发”，他就不喊。不配合的结果就是经常遭受拳打脚踢，甚至用皮带抽、用自行车链条抽。罗顺发遭的罪最多啦！
一天，在牛棚，有人通知罗顺发说他妻子来看他了，他说不见，他知道自己怎么被抓进牛棚的。飞飞妈妈还是进来了，并带来换洗的衣服、毛巾被，还有一条普通香烟和一副工人劳保用品纱手套。罗顺发板着脸不说话，飞飞妈妈拿着纱手套说：“搬砖时你戴上它！”
“你是真关心还是假关心哪？”罗顺发没好气地问。
“老罗，对不起你，我没想到他们对你这么狠，我看着也很心疼！”飞飞妈妈又说，“你性子也别太犟了，顺着他们点儿嘛。好汉不吃眼前亏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哇。”
“我是人，我还有人格吗？我还有尊严吗？”罗顺发虽然压低声音，仍让人感觉怒火熊熊。
“看守”听到，过来命令不准吼。

又一天，吴四看罗顺发正在搬砖，过来说：
“罗顺发，今天你去修一辆车！听到了没有？”有一辆汽车其他人修不好。
罗顺发放下一摞砖，面无表情地说：“我是你的棋子，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吗？”
“怎么，你还不服吗？”
罗顺发冷笑着不回答。
“你是不是想再背一个破坏生产的罪名？”吴四说。
“是你无理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是你在破坏生产。”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吴四咄咄逼人，“我再问你，你去还是不去？”
“不去！”
“好哇，你还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等着瞧！”吴四悻悻而去。
吴四起初还真怀疑罗顺发是特务，但查来查去，什么证据也没有。他已经清楚罗顺发不是特务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良心发现，内心生出一点歉疚。错了也要继续错下去，似乎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他想，不管怎样，一定要把罗顺发整服了。
上面来了通知，几天后，全市各单位的“牛鬼蛇神”要统一押出去在市内游街，并要求全市人民出来观看。这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游街，空前绝后。

这天一早，吴四就调来了几辆卡车。本单位“牛鬼蛇神”有几十人，吴四一个个点名，然后一个个被押上卡车沿两边朝外站着，每人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了罪名和姓名。
当点到罗顺发时，他却站立不动。吴四再点罗顺发时，他干脆取下牌子一下砸在了地上，嘴里叫着：“我不是特务，我是爱国归侨！”
吴四示意，很快上来两人，一人扭住罗顺发一只胳膊。吴四恶狠狠地说：“今天我要看看谁更硬。给我跪下！”
后面扭住罗顺发胳膊的人使劲往下按，罗顺发挺直了，就是不跪。罗顺发说：“你算什么东西！我只能跪天跪地跪爹跪娘，岂能跪你？”
吴四瞪着罗顺发，眼露凶光。他转到罗顺发背后，对准罗顺发膝盖后面，猛一脚踹去。罗顺发重重地仆倒，额头碰到水泥地，鲜血直流。罗顺发挣扎着爬起来，指着吴四说：“你作恶多端，会有报应的！”
吴四叫人拿来手铐，把罗顺发两手铐在了头顶。吴四说：“就凭你这恶劣态度，不是特务也是反革命。今天我非制服你不可，你说，你服不服？”
“老子不服！”罗顺发吼着。
“你还真有点像黑李逵呀，那好，我成全你！”说着，吴四拿来墨汁，用排笔在罗顺发脸上刷起来。顿时，罗顺发满脸墨黑，已无人样，墨汁顺着脖子流遍全身。
对罗顺发来说，这是最黑暗的一天。
周围的“牛鬼蛇神”都看得心惊肉跳。
吴四还不解气，他把牌子挂到罗顺发胸前，并在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了个叉。
最后，几个人硬把罗顺发架上了卡车。

罗家婆婆被飞飞拉着来看游街了，他们站在巷子口。罗家婆婆心里七上八下，想见着儿子又怕见着儿子。
游街队伍来了，好长好长，难以想象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有些“牛鬼蛇神”站在卡车上，有些步行，那步行的竟然还能组成一个个大大的方阵。
载着罗顺发的卡车过来了。人们看到满脸墨黑、手铐举过头、姓名打上红叉的罗顺发时，内心震颤，窃窃私议，都以为他是罪行严重到要枪毙的人。罗家婆婆和飞飞开始都没看出那是罗顺发，直到卡车开到身边，车上吴四揪住罗顺发头发对观看人群喊着：“罗老太婆，看看你的儿子吧！”
罗家婆婆看见了儿子，泪水奔涌而出。飞飞看见了爸爸，“哇”的一声大哭。罗家婆婆搂住飞飞，退出了人群。
罗家婆婆吃过很多苦。像她这样年纪的老太太，大都缠过脚。可她没有，她有一双大脚板。她老家在广东沿海，因为穷，女人要顶男人用，要下田种禾、上船打渔，缠了的小脚如何做得来。罗家婆婆十七岁嫁给了罗顺发父亲，婚后不足一年，罗顺发父亲就独自下南洋了，当时她怀罗顺发有五个月。生下罗顺发还没坐满月子，她就下田耘禾。罗顺发父亲一去多年没有音信，公婆都是她送终。虽然家里不富裕，她还是让罗顺发读了私塾。在罗顺发十五岁时，同村有人从南洋回来，说看见了罗顺发父亲。她又 让罗顺发跟着熟人下南洋找父亲，期盼着某一天父子一起返乡。
罗顺发找着了父亲，可父亲已在那里与当地女子另组家庭。罗顺发在那里打工，学了修汽车的技术，但深感华人受当地人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他向往祖国自由的天空，想念勤劳、慈祥、受苦的母亲，他毅然返回了祖国。他把母亲从穷苦的山村接出来，在南昌安了家。

人世无常，世事难料。一个月后，罗顺发平反回家了。头两天，他不跟飞飞妈妈说话。第三天，他拿出一张离婚协议书要飞飞妈妈签字。飞飞妈妈一看就哭了：“老罗，求你原谅我！”
“叛徒！”罗顺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他们折磨我，我实在受不了啦！”
“那就可以出卖我吗？”
“怪我软弱，吴四说，只要你回来说清楚，他们会实事求是。”
“他的话，你也信？”
“我被他骗了。”
“反正我要跟你离婚，你把字签了吧！”
“我不离婚！”
“我现在看到你，就会想到这一段我受到的侮辱，我心里就难受。我没法同你生活在一起啦，你走吧！”
“老罗，是我害了你，你有气就打我一顿吧！求你不要跟我离婚，不要让我离开这个家！”
听到两口子吵，罗家婆婆、飞飞、圆圆都跑来了。飞飞、圆圆求爸爸不要让妈妈走，罗家婆婆劝儿子原谅媳妇吧，说她也是受了大罪呀。
正在此时，吴四、“红眼病”被人押着来到罗家门前。两人对着罗家人，左一掌右一掌不停地扇起了自己的嘴巴。两人嘴里说着：“我有罪，我有罪，我赔礼道歉，我赔礼道歉！”
罗顺发大喝一声：“滚！”

@兰莎你好 2016-01-17 22:44:06
支持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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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支持！

六 父亲和母亲

叔叔从乡下来了。以往叔叔来家里，看见方木，总是笑呵呵的，他带方木回老家有几次。这回不同，叔叔的脸是阴沉沉的，父母的表情也是愁云密布，似乎一场“暴风雨”正在逼近。
吃过晚饭，大家进屋围着炉子烤火。外边的风“呜呜”叫，从门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叔叔对父亲说：“村里有一伙人正在酝酿重划阶级成分，说要揪出漏网地主和漏网富农，并说第一个揪的就是你！”
父亲面色严峻，他慢慢地喝了一口水，说：“前几天我才听说有的地方重划阶级成分，我正担心呢，没想到这么快祸就要降到我们头上了！”
“那怎么办呢？”母亲焦急地问。
“虽然是听天由命，但也要早做准备！”父亲转脸问叔叔，“现在谁在台上？”
“还是歪头。”叔叔回答，歪头是大队书记。
“歪头跟我有仇，土改时我让他丢了面子，这一回肯定他不会放过我。”父亲说。
“还有我们屋子里的老五，”叔叔说，“他最不是个东西，仗着他是贫农，最会做害人的事！”
“这种人你少惹他。”父亲说。
“谁愿意惹他呀？”叔叔说，“可住在一个屋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想躲都躲不掉。”
父亲又问叔叔：“重划阶级成分，公社有没有指示呀？”
“这倒没听说，”叔叔说。
“附近有没有已经重划成分的？”父亲再问。
“有，对新划的地主、富农还抄了家。”叔叔对父亲说，“有的新划的地主、富农都离开农村进城了，那也不放过，一伙农民进城来抄家。”
这也是父母现在最担心的。

@玉林风行 2016-01-17 23:31:20
不错，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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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第二天一早叔叔走了。走前，父亲让叔叔叫他儿子进城来拉粗糠，顺便带点东西给方木外婆。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解放初期他进城在运输公司谋了个工作，不久当了科长，入了党。后来为了哥哥、姐姐有个好读书的地方，才全家搬进了城。刚进城，父亲告诉母亲自己换了个岗位，现在是人事科长。母亲没听懂，听成是临时科长。她问父亲：你犯什么错误了，怎么从科长变成了临时科长？这让父亲好一顿解释。
后来父亲调动了工作，去了一家粮库当会计主管。父亲一直在这个岗位，他勤勤恳恳，奉公守法，工作上让人挑不出错来。虽然在单位父亲的干部级别是最高的，党龄也是最长的，但他从没去谋求当领导。
文革中，派别林立，父亲哪派都不参加，真正是个“逍遥派”。而各派也都不找父亲的事，因为父亲没有得罪过谁，对谁也都不构成威胁。父亲既不与人争执，也不曲意逢迎。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只喝一点清茶。一撮茶叶泡一杯茶，不断续水，可以喝一天。文革中，当许多人忙于运动的时候，父亲找到了一个休闲的好方法。父亲喜欢听京戏，也喜欢拉京胡，但家里却没有一台收音机。当时，在中学生中，掀起了一股装半导体收音机热。父亲向屋子里的中学生们请教，理论上一起探讨，实验中一起摸索。父亲最先是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当然已经用锗二极管代替了矿石。当从自己制作、调试的矿石收音机听到广播信号时，父亲喜笑颜开。但毕竟矿石收音机音质差，经常会几个广播电台的声音混在一起。父亲装的第二台收音机是四管来复式收音机，音质大大改善，父亲经常捧着它听“样板戏”。父亲还想进一步，想装七管超外差收音机。但这种收音机无论是理解还是制作都比以前的难了很多，父亲的办公桌抽屉里就打开了一本讲解超外差收音机的书。无事时他拉开抽屉就可以看书，常常凝神细思。

叔叔走的这天是星期天，父亲在家休息。由于怕农民进城抄家，必须把家里与“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联系的东西都清掉，以免增加罪状。旧社会，父亲当过几年私塾先生，教孩子启蒙知识，比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论语》等，学得好的孩子再学《古文观止》和唐宋诗词。这些书父亲都保留着，这次拿出来烧掉，因为它们和封建主义沾了边。父亲入党以后，也学过一些政治理论，有苏联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苏共（布尔什维克）党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这些书和修正主义沾边，也要烧掉。家里还有一大捆毛笔和一大包墨，这些东西容易同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解放初期，九江姑姑做过摆摊的小生意，合作社后就没做了，姑姑把没卖掉的这点笔墨送给了父亲。父亲不舍得把笔墨全毁掉，留下了约二十支毛笔，十块墨。其余的笔让方木掰断了，其余的墨让方木扔进了垃圾桶。家里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差不多有两块砖厚，它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早年父亲节衣缩食花了十块银元才买下这本书。现在，父亲又翻开这本书看着，手爱惜地抚摸着，他实在舍不得把它烧掉，又把它放回去了。
掰断的毛笔装了半个箩筐，再加上要烧的书，一箩筐快满了。父亲和方木抬箩筐到了平台上，点着火，把它们都烧了。

叔叔只有一个儿子，后边是几个女儿。堂兄比方健小两岁，在老家务农。叔叔回家的第二天（星期一），天还没亮，堂兄就拉板车上路。他在下午赶到父亲单位（粮库），父亲再带他到旁边的粮食加工厂用麻袋装了约1000斤粗糠。农村原来种的是高杆稻，近几年改种矮杆稻，粮食增产了，但稻草少了，分到家里的稻草不够烧。粗糠可以烧，适合农村的灶，堂兄经常进城拉粗糠就是为了解决烧的问题，当然没有父亲的关系弄不到粗糠。
第二天一早，父亲先让堂兄吃饱，再在食堂买了一斤多馒头和一点咸菜让堂兄在路上吃。这一天堂兄会非常辛苦，天黑了才能到家。
堂兄走前，父亲给他一包东西，让他放好。那包里是四十块银元，父亲让他回家后送方木外婆家。这四十块银元是父母多年的积蓄，解放初期没舍得换成人民币。现在怕抄家，所以要转移到外婆那里。外婆家的阶级成分是贫农，不会有事。
堂兄打着赤脚，穿着草鞋，拉着板车上路了。父亲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拉一会儿车就会出汗。草鞋是自己打的，每年都得打不少。打草鞋是有讲究的，打得好穿着舒服，打得不好硌脚。当时农村人没有皮鞋，有布鞋和胶鞋，在家里穿或走路穿。拉车挑担，上山下田，节俭的人都穿草鞋。拉车穿草鞋好，不打滑。堂兄还多带一双草鞋在身边备用。

叔叔一家是很节俭的，这是传统，是从公公、婆婆那里传下来的。叔叔、堂兄在生产队还没挣够家里的口粮，要买油买盐买肥皂，更需要另想办法找钱，通常是一家人白天黑夜纺纱织布挣点零花钱。钱来得不容易，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家里每天早晚喝粥，中午吃饭，菜是自己园里种的。园里的菜品种有限，有时十天半个月就吃一种菜。比如芥菜熟了的时候就天天吃芥菜，吃不完再做成咸菜。芥菜本身就有点苦味，天天吃，口能不苦吗？有时卖豆腐的在门口叫，谁不想吃块豆腐改善一下，但舍不得花钱。自己养的鸡下了蛋，也舍不得吃，要拿到集市上换钱。
叔叔经常到城里收购旧棉絮，做适当处理后再弹棉花，再纺纱织布，再卖钱。堂姐、堂妹们纺纱，婶婶织布。这种土布幅窄，只有一尺多，叔叔家、方木家冬天都穿这种布做的内衣裤。这种布表面不够光滑，有较多小疙瘩，穿在身上刺得人痒痒。
婶婶是童养媳，小时吃过很多苦。方木来老家时，婶婶会讲古代故事，也讲公公、婆婆和自己。
公公、婆婆解放前去世的，方木当然没见过，哥哥、堂兄见过，但没多少印象。公公、婆婆前两胎生的是两个姑姑，可是两个姑姑很小就送出去给人当童养媳了。他们认为养女儿是给别人家养孩子，养大了嫁人时还要一笔陪嫁费，不划算。两个姑姑到老了都在埋怨她们的父母心太狠了。其实，公公、婆婆家境算是比较富裕的，有田、有房子。而外公、外婆家里穷，却能养女儿（方木母亲）到18岁出嫁。
公公有一个典型故事。公公一次走亲戚，在亲戚家喝了不少茶水。回家的路上，尿急，但他憋着。其实在乡下，找个地方撒尿是很容易的。最后尿都要憋不住了，他干脆跑起来。路上熟人问跑什么，他也不回答。终于跑回了家，一泡尿撒在了自家的尿桶里，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浑身松快。公公说，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婶婶作为童养媳是可怜的，如果是女儿可以在父母面前撒娇，童养媳却不行，地位只相当于丫头。婆婆管她很严厉，要她一天到晚纺纱织布、洗衣做饭。婶婶虽不识字，但从小就喜欢看戏，喜欢听人说古，并且很用心。她给方木讲过“薛仁贵征东”、“薛丁山与樊梨花”的故事，还会用某些文雅的词语，比如：衣衫褴褛、敝舍、令尊等，让方木感到吃惊。小时候婶婶贪玩不听话时或事没做好时，婆婆会用缝衣针刺她的手指头，或者用纱缠住她手指，捉着在油灯上烤一下。那时的婶婶经常抹眼泪，恨婆婆恶，也恨自己的爹妈不要自己。直到和叔叔拜堂了，婶婶地位才有所改善。在生下堂兄后，婶婶地位才彻底改善，从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下午，堂兄拉板车在路上，婶婶织布在堂屋，叔叔的生产队在队部开起了批斗会。
批斗的对象通常是地主、富农，但这次不是，地主、富农只是在旁边陪斗。叔叔以前老看人家挨斗，今天却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台，成了批斗对象。主持会议的是生产队长老五，他个子不高，声音挺大，阶级成分是贫农，与叔叔住同一个大屋子，共一个太公。他对叔叔说：“你老实交待，为什么念念不忘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哇。”叔叔茫然。
“纺纱织布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家都不做了，就你还在做。”
“不做，那不是买油买盐的钱都没有吗？”
“不许你污蔑社会主义！”老五厉声呵斥。

群众喊起了口号：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叔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懂得过日子，不懂政治。堂兄年纪也不小了，最近说好了一门亲事，但女方家庭要求600元礼金。叔叔愁哇，家里的钱凑不够这个数，不纺纱织布到哪里去弄钱哪！叔叔也知道最近得罪了老五。方木父母进城后，在老家的两间房就给叔叔用了。当时老五住房紧张，叔叔就借了一间给老五。现在堂兄要娶亲了，叔叔找老五想要回那间房，老五一听，脸立刻拉下了。叔叔心里也不高兴，房子让老五住了十几年，没收过一分钱房租，老五也没送过任何一点东西表示一下，甚至一句好话都没说，好像这房子本来就是老五的。
面对老五和群众，叔叔不说话。老五又说：“你不仅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贪污了祖宗留下的老古董砚台。你把那块砚台藏起来了，还是换钱了？”
解放前，父亲替村里记家谱；解放后，父亲离开老家就不再做了。他把家谱和祖上传下的一方古砚让叔叔交到村里。当时贫农团管事，叔叔就把这些东西交给了贫农团。可现在老五说叔叔贪污了砚台，这是从何说起？叔叔备感委屈：“你不能冤枉我啊！家谱和砚台我一起交的。”
“一起交的？现在家谱在这里，砚台会长脚走啦？”
“这我不知道，反正我交了。”叔叔坚持。
“我知道你喜欢古董，喜欢藏东西，”老五又说，“我们屋子的那块匾不就是你藏起来了吗？”

一百多年前，老祖宗在外做了官，回家建了三进的大屋子。不知是谁送了一块匾，上写“清直名家”，一直挂在门口。文革初期破“四旧”，红卫兵要烧掉它，叔叔想这是老祖宗传下的东西，就把它藏起来了。叔叔说：“匾是我藏起来了，但我没藏砚台。”
“那你说砚台交给谁啦？”老五问。
“家谱和砚台一起交三叔了。”当时三叔是贫农团成员。
“交三叔？三叔都不在了，能证明吗？”老五又问，“你有收条吗？”
“三叔和我都不识字，怎会有收条？”叔叔说。
“你不能证明你交了砚台，那就是你藏了或者卖了。”老五下了结论，“你或者交出来，或者照价赔偿！”
“冤枉，冤枉啊！”叔叔喊叫着。
“你一点都不冤！你哥和你，一个是漏网地主，一个是漏网富农，这十多年，让你们逍遥法外了，你们还喊冤？”老五越说越激动，嘴角都出白沫子了。“土改让你们逃脱了，文化大革命你们别想逃脱。解放前，你们过得比我们好；解放后，你们过得还比我们好。岂有此理！穷人要翻身，就要革命，就要斗争！你为什么对搞资本主义那么积极，这是由你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今天，我们就要彻底斩断你那资本主义尾巴。”
说着，老五手一挥，叫一声“走”，一伙人跟着他出了队部，进了一个大屋子，来到婶婶织布的堂屋。

婶婶正在织布，织布机旁边正堆着织好的几匹布。老五叫人把布抱走，婶婶扑在布上不让抱走。但一伙人对婶婶连拉带抢硬把布抢走了。老五拿来一把剪刀，把织布机上正在织的布横着就剪过去。婶婶气得哭叫着，疯了一般冲到老五面前，手在老五面上抓了一把。老五疼得“哇”叫着，脸上有几道血印子。老五暴怒，拿来一根竹杠，砸向织布机，接着又砸向旁边的两台纺车。
起初，叔叔被控制在队部。等老五闹完了，叔叔回家，见一片狼藉，欲哭无泪。婶婶哭着：“这日子没法过啦！”
天都黑了，一家人谁都没心思做晚饭吃。叔叔越想越难受：不能纺纱织布，今后日子怎么过；本来自己一身清白，现在还背个贪污的罪名；如果重划阶级成分把自己升为富农那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叔叔万念俱灰，拿了根草绳，向村西头走去。
堂兄拉车一整天，天黑了才到了村西头。快进村时，看见歪脖树下隐隐约约有个人影在做什么，感觉不正常。堂兄停下车，朝歪脖树走去。叔叔正拴一根绳子到歪脖树上，然后引体上升，要把自己挂在绳子上。可绳子不够结实，身体刚挂上，绳子就断了。叔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堂兄上前一看，是自己的父亲，忙问：“发生什么事啦？”叔叔这才哭出了声。此时婶婶也带着女儿们找来了。
堂兄怒不可遏，操起一根扁担直奔老五家。
老五坐在堂屋中间的饭桌旁喝茶。其实，关于古砚台的事，他心里明镜似的，正是他多年前偷偷把古砚台换钱了。歪头书记最近追问此事，为了洗脱自己，他就想把赃栽在叔叔头上。
老五呷一口茶，一抬头，忽然看见堂兄拿着扁担气汹汹闯来，他“嗖”地一下滑进了桌子底下。堂兄被旁边的人拉住了。老五在桌子底下说：“好哇，你胆子大了，我是你叔，你敢打我了，有种的你就打呀！”

星期六晚上，父亲回家了。方木半夜醒来，母亲没在身边，母亲同父亲坐在床另一头说话。父亲说：“形势紧张啊！要是阶级成分升了，往后我们一家的日子可就难了。”
土改时，土改工作组先是划定父亲的阶级成分为地主。父亲研究过土改政策，当然不服，半夜与工作组激辩。激辩无果，父亲告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经县里干预，父亲的阶级成分改为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和地主差别大了去了，可谓天壤之别，一个是团结的对象，一个是专政的对象。
母亲说：“你再想想办法！土改时你不是把事情挽回了吗？”
“不一样了，”父亲说，“那时有土改政策，我可以根据政策据理力争。现在乱了，没地方讲理呀！”
“方才怎么样？土改时，他不是帮过你吗？”母亲问。
“方才现在是走资派，靠边站了。”
方才是父亲的堂弟，土改时在县委工作，父亲正是通过他告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他后来是县党校的校长，半年前，他半夜里从单位逃出来，在方木家躲了一个星期。
父亲说：“要是升了成分，我们这个年纪，就对付着过吧。但孩子们就可怜了，会影响他们一辈子，他们今后的日子还长啊！以后哇，好事摊不上，坏事躲不掉。”
父亲和母亲都沉默着，不时一声长叹，那是为将来发愁。
父亲握着母亲的手说：“到时候，我们告诉方红吧！”
方红就是方木的姐姐。母亲警觉地问：“告诉什么？”
“告诉她……她的亲生父母哇。”
母亲的眼泪出来了，她激动地说：“不，不行，方红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父亲冷静地说：“她的亲生父母是贫农。让她去认亲生父母，以后填表，家庭成分这一栏就可以写贫农，这对她有好处哇！”
母亲抽泣着，不停地摇头：“不，我不同意！日子过得好，我们要在一起；日子过得不好，我们也要在一起！我们就是一家人，谁也不能离开！”
方木听到母亲说这些，躲在被子里偷偷地流泪。
父亲为母亲擦去眼泪，回想起了那共同走过的路——

父亲年轻时喜欢读书，不喜欢种田；叔叔相反，喜欢种田，不喜欢读书。父亲成人时，公公、婆婆要为他说亲，他没答应，要自己先见一下人，看上了再去提亲。父亲不愿像别人那样，到揭盖头时夫妻才第一次见面。公公、婆婆要提亲的那家，就是外公家，外公就一个女儿，就是母亲，母亲有一个哥哥（大舅）和一个弟弟（二舅）。
外公与婶婶父母有点亲戚关系，所以与公公、婆婆就有点关系了。父亲认得外公，但没见过母亲。父亲听说开港了，外公打了很多鱼，母亲正在船上替外公卖鱼。父亲以买鱼为借口，要看一下母亲。
父亲找到了外公的船，向外公招手：“老伯，我要在你这里买点鱼。”
“上船来，上船来！”外公招呼着，又对身边的女儿说，“这是你方家哥哥。”
母亲穿着一件蓝底花衣服，扎两个长辫。母亲问：“方家哥哥，要买多少鱼？”
“买一斤鱼。”
“多买一点嘛！现在的鱼又好吃，又便宜。”
“那好，那就称一斤半左右吧。”
母亲称了一斤六两鱼，秤尾是翘起的，并很快算准了价钱。
父亲付钱后，提着鱼就走。走到船头，父亲又回头看一眼母亲。正在此时，一个浪打来，船晃得厉害。父亲摇摆着站不住，母亲赶紧上前抓住父亲的胳膊，父亲这才没掉到水里去。母亲说：“方家哥哥，走路小心哪！”
父亲尴尬地笑着说：“是，是。谢谢你呀！”

一个星期后，媒人来外公家提亲了。母亲问是谁？外公说：就是前些天来买鱼的方家哥哥。母亲心里高兴，她还记得那天父亲穿着灰布长衫，高个子，瘦瘦的，斯斯文文，是个读书人。外公、外婆问她愿意不？她害羞地说“爸妈替我做主”就跑了。
当在洞房父亲揭开母亲盖头时，两人相视笑了。
母亲很勤快，一天忙到晚，纺纱织布，洗衣做饭，侍奉公婆，人人都夸是个好媳妇。晚上，她还要点灯纺纱，但又怕多点了油，灯芯做的细细的，灯也就比萤火虫亮一点。父亲想教母亲认点字，但母亲的心思不在认字上。父亲费了好大的力，那斗大的字，母亲也就认得几箩筐。
不久，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在外婆村子一带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起因是：一天上午，一鬼子军官骑东洋大马在镇街上搜寻，他看见一对母女夹着红伞和包裹匆匆行走，立即下马拔出东洋刀横在这对母女面前；鬼子军官迫不及待要强奸女儿，因在大街上找不到拴马桩，就把缰绳系在自己的小腿上，省得马乱跑，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也能翻身上马逃之夭夭；母亲无力反抗，又不忍光天化日下目睹鬼子肆意蹂躏女儿，她本能地打开手中红伞遮挡视线；这时，马儿见到突然张开的红伞受惊了，倒拖着鬼子飞奔了100多米；事发突然，鬼子无力挣脱拴在腿上的缰绳，他的身体在沙石地面上磨烂了，面部及头部也磨得血肉模糊，最后一命呜呼。这件事很快传开，日本指挥官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当地村民的挑衅。为了报复，第二天，几百鬼子对附近一带进行了残酷的“三光”大扫荡。有860多人惨死，700多栋房屋被烧毁。死者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怀孕的妇女，以及吃奶的婴儿。还有三十多位年轻妇女被先奸后杀。抚河岸边，尸横遍野，抚河的河水被鲜血染红。

鬼子如此残暴，谁还敢呆在家里，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父母加入了跑反(逃难）的队伍。父母各挎着一个包袱，跟着人流匆匆奔跑，经常是饥肠辘辘。最恐惧的是日本鬼子追来了，大家到处躲藏。熟了的稻田里、草垛里、门背后、床底下都藏人，姑娘、媳妇这时不能忘了往脸上抹一把锅灰。这时最怕有婴儿了，婴儿一哭就会把鬼子引来，多少人要遭殃啊！曾经一母亲捂住孩子不让发声，竟把孩子闷死了。过后，这位母亲哭得呼天抢地！
父母最危险的一次是渡河。说鬼子就要追过来了，很多人往河堤的渡口跑。来的人太多，渡船就那么几条，严重超载。船到河心时，鬼子飞机来了。飞机扔炸弹，炸起的浪有几丈高；飞机还俯冲扫射，尖叫声比鬼叫更恐怖。有一艘船翻了，多少人葬身河底！父母在另一艘船上，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跑反去哪里跟各自的家境有关。家境好、盘缠足的，干脆往云南、贵州、重庆方向跑，次之则往赣州跑，再次跑到吉安就不跑了。父母就是在吉安附近的泰和停下了。当然更多的人，因为没有钱，只能在家附近跑一跑、躲一躲，过几天听鬼子走了又偷偷溜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