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风暴
原来，毛泽东觉得现在中央和地方已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统治，唯有军队还没有被污染，要打赢这场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争，必须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现在看来，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还是最相信他，最对他忠诚的，相信他走的是一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带领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叫江青打电话给林彪，并交待了一番，他想让林彪为他挺身而出。
“形势很严峻。”江青在电话里对叶群说，“主席现在很困扰，资产阶级当权派正阻止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贯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面临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主席叫林总多关注政局的变化，要他多参与领导工作。主席要我告诉林总，‘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主席的意思是有人在学赫鲁晓夫，想搞修正主义，要抢班夺权搞清算。主席最相信军队。主席说：‘不能再干等着，要主动出击。中央出修正主义就可以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这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主席对林总和你很关心，他要林总养好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问我你现在是行政几级，我说十四级，他说‘太低、太低’。”
叶群一边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纸上记着。等江青讲完，说：
“咱林彪最跟毛主席的。”
接完电话，叶群一阵激动。她觉得这个电话非同寻常。叶群从延安开始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也是经过党内斗争的风风雨雨的。她觉得林彪的运又来了。她拿着江青的电话记录稿，正急急要把电话的内容到林彪屋里去向林彪汇报，门卫进来报告，说：
“罗瑞卿总长求见。”
叶群走向林彪套间，到卧室门口撩开厚重的门帘，对着暗洞洞的里面说：
“罗长子求见。”
“不见。”暗洞洞中传出声音。
叶群放下帘子，转身到走廊，对卫士说：
“林总身体不好，没法见他。”
卫士走出庭院。一会儿，叶群听到院子外罗瑞卿的叫嚷声。一会儿，卫士又进来：
“叶主任，他说有事情要汇报，一定要进来。”
“说过不见就不见！”叶群发火说。
又响起了罗瑞卿的大嗓门。有一句叶群听清楚了：
“你去叫林总出来，叫叶群出来！”
原来罗瑞卿外表虽憨厚，内心却很倔。再说，他这样远道而来，不能这样就被卫士拦下了。
叶群只好出去。
“哎哟，罗总长，你真是难得。可惜林总这几天身体特别不好，昨天整夜盗虚汗，整夜睡不好，刚刚吃了安眠药，才睡着。罗总长，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
她把个罗瑞卿说得没话可说。见他站着，一副木讷相，叶群掉转头就走。
罗瑞卿见她转身走，似乎又恢复了知觉，血往上涌，脸孔也绯红起来，想说话又说不出话，就慢慢转身走。
他慢慢地走，口里念念有词：
“病号嘛，还管什么事！人家做事，又不放心，叫你管又不管！爽性你什么都不管，不要干扰！不要当道！占着茅坑不拉屎！”
罗瑞卿只是发泄不满，他说得很响，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罗瑞卿走远后，叶群把刚才来报告的卫士叫进院子去，问他罗瑞卿走时在说什么。卫士便把罗瑞卿的自言自语说了。叶群当下就气得张大眼，眼里有了波光。
叶群又向林彪屋子走去。这次，他掀开卧室窗帘进去了。她站在卧室里，好一会儿，才见室内的物品，和林彪在房中间站着的身形，慢慢变得有轮廓起来。
室内气味很重，叶群说：
“你背朝窗，我给你通一通气。”
叶群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又打开玻璃窗。
室内一下子亮堂了，亮得刺眼。同时，带着花香的新鲜空气从窗口涌入。
室内的窗帘和门帘是为林彪特意安装的，因为林彪的身体弱不禁风，精神极不健全。他恶劣的健康状况是战争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抗日战争初期，在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毛泽东也主张八路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不要与日本人硬拼，在“皇军不可战胜”、“亡国论”甚嚣尘上之际，林彪率 一一五师逆势而上，勇不可挡，首战平型关痛击日本侵略军，举国为之一震。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日寇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骏马，此马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林彪便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这天，林彪策马奔驰，不知不觉的进入了阎锡山率领的抗日部队的防区。防区外的马蹄声和马嘶声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便下令开枪。林彪应声落马，仆倒在地。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伤了脊神经。等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
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林彪疼痛不止，晚上大小便失禁，不能入睡。当时能止痛的除了鸦片就没什么了，他就开始吸鸦片，一来二去就上了瘾。后来他又开始改为注射吗啡。毒品更损害了林彪的身体。后来他被中央送到莫斯科，取出了弹头，戒掉了鸦片吗啡瘾。但他的身体是彻底垮了。
他怕水、怕风、怕光、怕热、怕冷，容易感冒，容易拉肚、出汗，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毛孔扩张症。后者他动不动就出汗，出汗稍多就心烦意乱，感冒迭起。他怕水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看见水或听到水声就会拉肚子。所以他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他因为怕风，连大便也不能上厕所，要用便盆放在床上，让内勤用棉被把他从头下盖全身，让他在被子内大便。他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很严格。他的衣服是有度数的。他要求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他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他在睡觉之前，必须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有两样东西林彪是离不开的，一是《本草纲目》，一是温度计。他不相信西医，又喜欢看医学书自开药方给自己治病。他的生活起居需要21℃恒温，随时看温度计进行检查。
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林彪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偶尔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客厅里，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他总是每天那样坐五六个小时，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他很少外出，更别说去开会。
现在，叶群把窗帘拉开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总是喜欢呆在暗处的林彪。他中等偏低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青灰色的脸。最起眼的是他的两支眉毛，浓得像饱醮了墨水画上去一样。和他的病态的脸不同的是，他的目光尖锐逼人。他戴着一顶军帽。这顶军帽是他非到万不得已不肯脱下的，除了怕感冒，是因为他是个秃头。秃头是因为他年轻时候患过秃疮。人们似乎在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的大会上默哀时，领教过他的秃顶，那可是一根头发也没有的。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那身军服，那军服紧得几乎裹住了全身。
不到一分钟，叶群又把窗关上拉上了窗帘。房里一下子又变得黑了。
“罗长子真不是东西！”叶群坐到床上说，“我好心好意同他讲，他当着我的面大嚷大叫。”
罗瑞卿当总参谋长是林彪亲点的，他却和贺龙亲密无间。想到贺龙，叶群的面前就会出现薛明的脸，那张脸令她挖心挖肝的痛，叶群便不免添油加醋。
“你猜他叫嚷什么？”她知道林彪不会“猜”，马上说，“‘病号，还管什么事！不要干扰，不要挡道！让贤!让贤!’我看他是恨不得把你拉下马。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林彪仍然没有声响。叶群知道他的脾性，他是不到心里决断不开口的。
“我是向你来汇报江青的电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电话！她刚才打来了保密电话。”
眼睛已能适应房里的光线了，叶群凑着纸上的记录，一五一十地讲江青的内容。叶群现在是林彪办公室主任，林彪曾同她说过，毛泽东那边来的事，传达时不能有半点差错的。
叶群汇报完江青的电话，看向林彪的脸。在暗淡的光线里，她看不出听了江青的这番非同寻常的话，丈夫的脸有什么变化。
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掇着林彪的晚饭进来了。
这个女人叫王淑媛，曾是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是三年前调来的。
今天主食是馒头，副食是白菜叶。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一般是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
“形势很严峻。”江青在电话里对叶群说，“主席现在很困扰，资产阶级当权派正阻止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贯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面临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主席叫林总多关注政局的变化，要他多参与领导工作。主席要我告诉林总，‘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主席的意思是有人在学赫鲁晓夫，想搞修正主义，要抢班夺权搞清算。主席最相信军队。主席说：‘不能再干等着，要主动出击。中央出修正主义就可以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这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主席对林总和你很关心，他要林总养好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问我你现在是行政几级，我说十四级，他说‘太低、太低’。”
叶群一边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纸上记着。等江青讲完，说：
“咱林彪最跟毛主席的。”
接完电话，叶群一阵激动。她觉得这个电话非同寻常。叶群从延安开始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也是经过党内斗争的风风雨雨的。她觉得林彪的运又来了。她拿着江青的电话记录稿，正急急要把电话的内容到林彪屋里去向林彪汇报，门卫进来报告，说：
“罗瑞卿总长求见。”
叶群走向林彪套间，到卧室门口撩开厚重的门帘，对着暗洞洞的里面说：
“罗长子求见。”
“不见。”暗洞洞中传出声音。
叶群放下帘子，转身到走廊，对卫士说：
“林总身体不好，没法见他。”
卫士走出庭院。一会儿，叶群听到院子外罗瑞卿的叫嚷声。一会儿，卫士又进来：
“叶主任，他说有事情要汇报，一定要进来。”
“说过不见就不见！”叶群发火说。
又响起了罗瑞卿的大嗓门。有一句叶群听清楚了：
“你去叫林总出来，叫叶群出来！”
原来罗瑞卿外表虽憨厚，内心却很倔。再说，他这样远道而来，不能这样就被卫士拦下了。
叶群只好出去。
“哎哟，罗总长，你真是难得。可惜林总这几天身体特别不好，昨天整夜盗虚汗，整夜睡不好，刚刚吃了安眠药，才睡着。罗总长，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
她把个罗瑞卿说得没话可说。见他站着，一副木讷相，叶群掉转头就走。
罗瑞卿见她转身走，似乎又恢复了知觉，血往上涌，脸孔也绯红起来，想说话又说不出话，就慢慢转身走。
他慢慢地走，口里念念有词：
“病号嘛，还管什么事！人家做事，又不放心，叫你管又不管！爽性你什么都不管，不要干扰！不要当道！占着茅坑不拉屎！”
罗瑞卿只是发泄不满，他说得很响，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罗瑞卿走远后，叶群把刚才来报告的卫士叫进院子去，问他罗瑞卿走时在说什么。卫士便把罗瑞卿的自言自语说了。叶群当下就气得张大眼，眼里有了波光。
叶群又向林彪屋子走去。这次，他掀开卧室窗帘进去了。她站在卧室里，好一会儿，才见室内的物品，和林彪在房中间站着的身形，慢慢变得有轮廓起来。
室内气味很重，叶群说：
“你背朝窗，我给你通一通气。”
叶群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又打开玻璃窗。
室内一下子亮堂了，亮得刺眼。同时，带着花香的新鲜空气从窗口涌入。
室内的窗帘和门帘是为林彪特意安装的，因为林彪的身体弱不禁风，精神极不健全。他恶劣的健康状况是战争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抗日战争初期，在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毛泽东也主张八路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不要与日本人硬拼，在“皇军不可战胜”、“亡国论”甚嚣尘上之际，林彪率 一一五师逆势而上，勇不可挡，首战平型关痛击日本侵略军，举国为之一震。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日寇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骏马，此马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林彪便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这天，林彪策马奔驰，不知不觉的进入了阎锡山率领的抗日部队的防区。防区外的马蹄声和马嘶声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便下令开枪。林彪应声落马，仆倒在地。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伤了脊神经。等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
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林彪疼痛不止，晚上大小便失禁，不能入睡。当时能止痛的除了鸦片就没什么了，他就开始吸鸦片，一来二去就上了瘾。后来他又开始改为注射吗啡。毒品更损害了林彪的身体。后来他被中央送到莫斯科，取出了弹头，戒掉了鸦片吗啡瘾。但他的身体是彻底垮了。
他怕水、怕风、怕光、怕热、怕冷，容易感冒，容易拉肚、出汗，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毛孔扩张症。后者他动不动就出汗，出汗稍多就心烦意乱，感冒迭起。他怕水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看见水或听到水声就会拉肚子。所以他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他因为怕风，连大便也不能上厕所，要用便盆放在床上，让内勤用棉被把他从头下盖全身，让他在被子内大便。他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很严格。他的衣服是有度数的。他要求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他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他在睡觉之前，必须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有两样东西林彪是离不开的，一是《本草纲目》，一是温度计。他不相信西医，又喜欢看医学书自开药方给自己治病。他的生活起居需要21℃恒温，随时看温度计进行检查。
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林彪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偶尔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客厅里，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他总是每天那样坐五六个小时，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他很少外出，更别说去开会。
现在，叶群把窗帘拉开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总是喜欢呆在暗处的林彪。他中等偏低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青灰色的脸。最起眼的是他的两支眉毛，浓得像饱醮了墨水画上去一样。和他的病态的脸不同的是，他的目光尖锐逼人。他戴着一顶军帽。这顶军帽是他非到万不得已不肯脱下的，除了怕感冒，是因为他是个秃头。秃头是因为他年轻时候患过秃疮。人们似乎在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的大会上默哀时，领教过他的秃顶，那可是一根头发也没有的。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那身军服，那军服紧得几乎裹住了全身。
不到一分钟，叶群又把窗关上拉上了窗帘。房里一下子又变得黑了。
“罗长子真不是东西！”叶群坐到床上说，“我好心好意同他讲，他当着我的面大嚷大叫。”
罗瑞卿当总参谋长是林彪亲点的，他却和贺龙亲密无间。想到贺龙，叶群的面前就会出现薛明的脸，那张脸令她挖心挖肝的痛，叶群便不免添油加醋。
“你猜他叫嚷什么？”她知道林彪不会“猜”，马上说，“‘病号，还管什么事！不要干扰，不要挡道！让贤!让贤!’我看他是恨不得把你拉下马。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林彪仍然没有声响。叶群知道他的脾性，他是不到心里决断不开口的。
“我是向你来汇报江青的电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电话！她刚才打来了保密电话。”
眼睛已能适应房里的光线了，叶群凑着纸上的记录，一五一十地讲江青的内容。叶群现在是林彪办公室主任，林彪曾同她说过，毛泽东那边来的事，传达时不能有半点差错的。
叶群汇报完江青的电话，看向林彪的脸。在暗淡的光线里，她看不出听了江青的这番非同寻常的话，丈夫的脸有什么变化。
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掇着林彪的晚饭进来了。
这个女人叫王淑媛，曾是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是三年前调来的。
今天主食是馒头，副食是白菜叶。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一般是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
馒头已经剥去了皮，切成了片，数量很少。白菜叶也没有几片，是用开水烫过的，不加油盐。林彪就坐到灯前的桌子边，搛着馒头片，在杯子里蘸一下温水，就着白菜叶吃。他把馒头片蘸湿了吃，是代替喝水，因为他平时不能喝水。
王淑媛给林彪铺好毛巾被，把带进来的一个暧水袋放到被下就走了。叶群看着他吃。
林彪的晚饭很快吃好了，王淑媛进来把碗筷收走。
叶群关上门，坐到写字桌前，打亮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的整料皮拉链笔记本，打开放在桌上，同时拿起夹在笔记本里的一支黑色钢笔，拔出笔套，看了一下站在房中的林彪。
从去年三月开始，每隔几天，林彪就把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叶群记录下来。在这个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写着“工作札记”四个字。今天为什么林彪不打招呼叶群就坐到写字桌前呢？因为林彪说过和毛泽东那边一有来往，就要把当天来往的事和他的想法记下来。
于是，林彪在房间里不大的空地上转着圈，口述着让叶群记下来：
“好不寻常！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的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林彪说到“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叶群的笔不禁抖擞了一下。她传达江青的电话时，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林彪吃了一惊？而冒汗是林彪最感到可怕的事。
林彪停下步子接着说：
“毛提出：‘不能再干等着，要主动出击。中央出修正主义就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说完，林彪又开始转圈。转了好一会儿，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抽出一根，往火柴盒划。“呲”一声，房间里突然亮了一下。林彪接着边转圈边说：
“去年，《语录》出版，毛曾对我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停了一下，林彪接着说：
“批《海瑞罢官》，是层层剥笋，步步逼近。调彭德怀，‘加强三线’，非也，是调虎离山，怕文武合壁。”
后面的话，是指二个月前毛泽东把在北京市郊挂甲屯种地的彭德怀请到中南海，同他一起抽烟喝酒，，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毛泽东叫他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去当“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何谓“三线”？毛泽东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线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就是荒无人烟的腹地。
林彪觉得人们都被毛泽东迷惑了，毛泽东并不是像他说的，认识到了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是将彭德怀送到西南大山沟里监管起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文武合壁。林彪觉得，毛泽东深知彭德怀在军中仍有相当影响，如果真的出现刘、彭合流的局面，刘少奇将在政治上如虎添翼，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记好了日记，叶群打开门。这时，王淑媛进来把床上的暖水袋拿走。
林彪准备睡了。他的作息每天都很有规律。同时，他靠安眠药帮助睡眠。他去抓安眠药时说：
“罗瑞卿必须撤职！我明天写几条，你搜集一下材料。材料齐了，带上我的信，去杭州毛主席那里一下──明天详谈。”
叶群退出。她知道，丈夫的决定看似不经意间下的，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今天决定打倒罗瑞卿，使叶群不能不佩服丈夫的高明：江青的电话让他看到时机来了。
几天后，叶群根据林彪写的罗瑞卿的几条罪行，叫军中的一些单位写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共三万多字，然后准备带着林彪的亲笔信去杭州见毛泽东。正当叶群打算去见毛泽东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林彪、叶静宜同志收”。叶静宜是叶群过去的名字。发信地址是“按院胡同”。信是这样写的：
林彪、叶静宜：
叶静宜你先听着，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我早就想给你写封信规劝你几句，让你好好做人……要知道，你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当了母亲的女人。上帝给了你一张人皮，给了你当人的权利，但你自己却不珍惜，硬把自己变成人兽．我真替你羞愧!
叶宜敬，你看了信，可能还认为是别人与你过不去(我想你会这样判断问题的，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如此去想别人也无法。不过，请你且不要忘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古训。当然，别人劝你做人，你偏做狗，他人又有何法!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在用自己的腿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你不会听进别人的规劝，因为这是你的老毛病。在延安时，你就是一个不守本分的女人，学员们私下议论着你的风流韵事，你今天和陆定一谈恋爱，明天又和王实味吊膀子。虽说后来和林彪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真为你担心，这孩子是否是林彪所生，或许又不知是哪路野种。当然，这个只有你最清楚，因为了解自己莫过自己。
还有，在延安时，你曾吹嘘自己十六岁入党。叶静宜，望你老实点，不要把党组织视为三岁的孩子，不说年岁不符合党章，就是允许，地下党也不可能要你这个风流女人破烂货。不过，或许可能，根据你的家庭和你来延安前的一段经历，利令智昏，发烧说胡话，你可能忘记了党的名称，把国民党说成是共产党了。你十六岁入的可能是国民党吧?因为国民党是专收破烂货!
林彪，我送你一首诗，请你好好读读，把它背出来：
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王光
信末没有署明写信日期。
信上的“王实味”号称文坛狂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中共第一次整风运动中，在延安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中共某些官僚作风，被中共指为“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托派”，开除了党籍并且囚禁起来，最后被秘密处死。信上的“陆定一”就是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兼副总理的陆定一。
自1960年3月以来，五年多时间里，林彪一家已收到好几十封类似的化名信。发信人“黄玫”“基督山”不一而足。“王光”“黄玫”好象是冒充“王光美”，“按院胡同”又是王光美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从笔迹上看出，这是一个人所为。林彪到哪里，信就寄到那里，像一个阴魂一样搞得林彪和叶群特别是叶群坐立不安。信还写给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平平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女儿，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常往刘少奇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王淑媛给林彪铺好毛巾被，把带进来的一个暧水袋放到被下就走了。叶群看着他吃。
林彪的晚饭很快吃好了，王淑媛进来把碗筷收走。
叶群关上门，坐到写字桌前，打亮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的整料皮拉链笔记本，打开放在桌上，同时拿起夹在笔记本里的一支黑色钢笔，拔出笔套，看了一下站在房中的林彪。
从去年三月开始，每隔几天，林彪就把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叶群记录下来。在这个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写着“工作札记”四个字。今天为什么林彪不打招呼叶群就坐到写字桌前呢？因为林彪说过和毛泽东那边一有来往，就要把当天来往的事和他的想法记下来。
于是，林彪在房间里不大的空地上转着圈，口述着让叶群记下来：
“好不寻常！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的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林彪说到“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叶群的笔不禁抖擞了一下。她传达江青的电话时，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林彪吃了一惊？而冒汗是林彪最感到可怕的事。
林彪停下步子接着说：
“毛提出：‘不能再干等着，要主动出击。中央出修正主义就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说完，林彪又开始转圈。转了好一会儿，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抽出一根，往火柴盒划。“呲”一声，房间里突然亮了一下。林彪接着边转圈边说：
“去年，《语录》出版，毛曾对我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停了一下，林彪接着说：
“批《海瑞罢官》，是层层剥笋，步步逼近。调彭德怀，‘加强三线’，非也，是调虎离山，怕文武合壁。”
后面的话，是指二个月前毛泽东把在北京市郊挂甲屯种地的彭德怀请到中南海，同他一起抽烟喝酒，，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毛泽东叫他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去当“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何谓“三线”？毛泽东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线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就是荒无人烟的腹地。
林彪觉得人们都被毛泽东迷惑了，毛泽东并不是像他说的，认识到了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是将彭德怀送到西南大山沟里监管起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文武合壁。林彪觉得，毛泽东深知彭德怀在军中仍有相当影响，如果真的出现刘、彭合流的局面，刘少奇将在政治上如虎添翼，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记好了日记，叶群打开门。这时，王淑媛进来把床上的暖水袋拿走。
林彪准备睡了。他的作息每天都很有规律。同时，他靠安眠药帮助睡眠。他去抓安眠药时说：
“罗瑞卿必须撤职！我明天写几条，你搜集一下材料。材料齐了，带上我的信，去杭州毛主席那里一下──明天详谈。”
叶群退出。她知道，丈夫的决定看似不经意间下的，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今天决定打倒罗瑞卿，使叶群不能不佩服丈夫的高明：江青的电话让他看到时机来了。
几天后，叶群根据林彪写的罗瑞卿的几条罪行，叫军中的一些单位写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共三万多字，然后准备带着林彪的亲笔信去杭州见毛泽东。正当叶群打算去见毛泽东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林彪、叶静宜同志收”。叶静宜是叶群过去的名字。发信地址是“按院胡同”。信是这样写的：
林彪、叶静宜：
叶静宜你先听着，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我早就想给你写封信规劝你几句，让你好好做人……要知道，你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当了母亲的女人。上帝给了你一张人皮，给了你当人的权利，但你自己却不珍惜，硬把自己变成人兽．我真替你羞愧!
叶宜敬，你看了信，可能还认为是别人与你过不去(我想你会这样判断问题的，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如此去想别人也无法。不过，请你且不要忘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古训。当然，别人劝你做人，你偏做狗，他人又有何法!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在用自己的腿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你不会听进别人的规劝，因为这是你的老毛病。在延安时，你就是一个不守本分的女人，学员们私下议论着你的风流韵事，你今天和陆定一谈恋爱，明天又和王实味吊膀子。虽说后来和林彪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真为你担心，这孩子是否是林彪所生，或许又不知是哪路野种。当然，这个只有你最清楚，因为了解自己莫过自己。
还有，在延安时，你曾吹嘘自己十六岁入党。叶静宜，望你老实点，不要把党组织视为三岁的孩子，不说年岁不符合党章，就是允许，地下党也不可能要你这个风流女人破烂货。不过，或许可能，根据你的家庭和你来延安前的一段经历，利令智昏，发烧说胡话，你可能忘记了党的名称，把国民党说成是共产党了。你十六岁入的可能是国民党吧?因为国民党是专收破烂货!
林彪，我送你一首诗，请你好好读读，把它背出来：
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王光
信末没有署明写信日期。
信上的“王实味”号称文坛狂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中共第一次整风运动中，在延安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中共某些官僚作风，被中共指为“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托派”，开除了党籍并且囚禁起来，最后被秘密处死。信上的“陆定一”就是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兼副总理的陆定一。
自1960年3月以来，五年多时间里，林彪一家已收到好几十封类似的化名信。发信人“黄玫”“基督山”不一而足。“王光”“黄玫”好象是冒充“王光美”，“按院胡同”又是王光美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从笔迹上看出，这是一个人所为。林彪到哪里，信就寄到那里，像一个阴魂一样搞得林彪和叶群特别是叶群坐立不安。信还写给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平平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女儿，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常往刘少奇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归结起来，这些信的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一，叶群是假党员；二，叶群在延安与多人调情；三，叶群和林彪婚前婚后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其中有陆定一，甚至说林豆豆是叶群和陆定一生的。
叶群是在延安时和林彪谈的恋爱。准确说来，她是林彪的第三任妻子。
林彪的第一任妻子是他七岁时父亲给他定的“娃娃亲”，女孩叫汪静宜，比林彪晚一天出生。林彪长大后参加革命，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不肯和她完婚，逃避了这头婚姻。那汪静宜抱着“烈女不嫁二夫”的心志，终生不嫁，到六三年五十六岁时抑郁而死。在料理她的后事时，家人发现她枕头下藏着林彪被父亲所迫，按照当地风俗送给她的那件红绸嫁衣。
林彪的第二任妻子叫张梅（原名刘新民），是陕北米脂人。陕北有"四宝"，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张梅又是出类拔萃的，号称"陕北一枝花"。当初林彪为了逃避那头娃娃亲，匆忙和张梅结婚，把两人的结婚照寄给父亲，让父亲死心。可是他和张梅之间性格差异非常大。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而林彪不善言辞，经常是静静地坐着，表情木纳地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张梅常去外面最热闹的地方，让林彪非常反感，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于阻止她外出，两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一月结婚五年多后，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两人正式离婚。两人生有一女。
同年，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抗战后，和叶静宜相识。叶静宜二十五岁，比林彪小十岁，早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大家闺秀，长得细皮嫩肉的，是当时延安的四大美女之一，又来自于大都市，有风度，有学识，举止得体。林彪毕竟是个乡下人。而且林彪对叶静宜是“不见其人，先闻其声”，抗战初期叶静宜曾在国民党操纵的一家电台里当过播音员，林彪听到过她清脆甜美的声音。恋爱的当年，他们俩就结婚了。同时，叶静宜知道林彪过去的未婚妻叫汪静宜，就改名为“叶群”。
结婚后，林彪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经过解放战争，病越来越重，很多时候只是病蔫蔫地躺在床上，可是叶群还很年轻，建国时她也还只有三十二岁，正是一个女人个人需求最旺盛的时候，而她又是一个十分健康的女人。
王淑媛的丈夫解放之前被国民党抓壮丁，逃跑时被杀，她一直守寡，有一次，叶群对她说：
“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这也许是叶群红杏出墙从而授人以柄的一大原因。
问题是，这样的化名信，像燕子一样总是飞进林彪的家，五年多过去了，公安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抓到。现在，这封信又让林彪和叶群生气和不安。
“你把这封化名信也给毛看一下，让他督促公安部赶紧破案。”林彪对叶群说。
叶群终于准备出发去向毛泽东告状了。为了保密，她打了一个保密电话给北京的吴法宪，叫他调一架小型飞机到苏州直飞杭州。告诉他一定要保密。
吴法宪十五岁参加工农红军。十八岁时，他所在的部队经过改编后成为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在红一军团二师警卫通信连当指导员，从此之后，吴法宪开始在林彪手下工作，屡建战功，一路由林彪一手提拔，前不久，又由林彪推荐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对林彪一向十分崇拜。
为了不通过北京，吴法宪从上海给叶群调了一架小型飞机。
毛泽东住在杭州汪庄别墅。
汪庄在山明水秀的西子湖畔，位于“雷峰夕照”山簏，它原是解放前安徽籍茶商汪惕予的别墅。 它突出在临湖的岬角上，背依山麓，三面临湖，那份远离喧闹的清净和独一无二的湖景是别处无法比拟的。
叶群的轿车到汪庄大门口停下时，警卫立刻向里面报告。
不一会儿，从里面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剽悍男人。叶群认识，他就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她便立即笑脸相迎。
“张团长，我这次来，是101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101原是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在军内通信系统的保密代号。
“好。我交给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给他的信件放进了衣袋里。
叶群本来想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后再召见她，转身后，又觉得还是一次性把信和材料面交毛泽东。从前不久江青的电话，他直觉到毛泽东不看信也会召见她的。于是她又转身对张耀祠说：
“101叫我把信当面交给毛主席。我还是当面交给他吧。你向毛主席报告一声。”
“好。你当面交。”
叶群就近住下，等待毛泽东的回应。就在第二天早上五点，接到张耀祠的电话，说毛主席叫她赶紧去。
叶群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坐在客厅一个大沙发上等他。毛泽东请她在他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龙井茶，放在中间的圆茶几上。毛泽东点燃一支烟。
毛泽东先看了林彪的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张耀祠在外面，直到过去了五个多小时，才见叶群意气风发地出来，眼睛里充满了喜悦。
叶群回到苏州，告诉林彪，说毛泽东接受了，说他要考虑一下怎样解决，又说那个化名信的案件，他会催促公安部赶紧破案的。
“看来毛主席本来还很信任罗长子，对揭发他的事还信疑参半，我照你叫我说的，口头跟他说，‘101认为，中央有人正在向军队靠拢，也在积极插手军队，拉拢军中掌握实权的人，暗中排挤101。罗长子就是在军中跟中央那些人跟得最紧的。如果军队这个地盘被他们占领，那我们红色江山就要不保。’毛主席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说怪不得罗长子在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和彭真暗通消息。毛主席要我赶快回苏州，把他的决定告诉你，并且叫你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我看毛主席这次很维护你，他就是不觉得罗长子跟刘少奇他们走，也会把他拉下马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报告上指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几天后，林彪接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来的电话，叫他和叶群到上海参加十二月八日开始的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叶群是在延安时和林彪谈的恋爱。准确说来，她是林彪的第三任妻子。
林彪的第一任妻子是他七岁时父亲给他定的“娃娃亲”，女孩叫汪静宜，比林彪晚一天出生。林彪长大后参加革命，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不肯和她完婚，逃避了这头婚姻。那汪静宜抱着“烈女不嫁二夫”的心志，终生不嫁，到六三年五十六岁时抑郁而死。在料理她的后事时，家人发现她枕头下藏着林彪被父亲所迫，按照当地风俗送给她的那件红绸嫁衣。
林彪的第二任妻子叫张梅（原名刘新民），是陕北米脂人。陕北有"四宝"，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张梅又是出类拔萃的，号称"陕北一枝花"。当初林彪为了逃避那头娃娃亲，匆忙和张梅结婚，把两人的结婚照寄给父亲，让父亲死心。可是他和张梅之间性格差异非常大。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而林彪不善言辞，经常是静静地坐着，表情木纳地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张梅常去外面最热闹的地方，让林彪非常反感，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于阻止她外出，两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一月结婚五年多后，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两人正式离婚。两人生有一女。
同年，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抗战后，和叶静宜相识。叶静宜二十五岁，比林彪小十岁，早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大家闺秀，长得细皮嫩肉的，是当时延安的四大美女之一，又来自于大都市，有风度，有学识，举止得体。林彪毕竟是个乡下人。而且林彪对叶静宜是“不见其人，先闻其声”，抗战初期叶静宜曾在国民党操纵的一家电台里当过播音员，林彪听到过她清脆甜美的声音。恋爱的当年，他们俩就结婚了。同时，叶静宜知道林彪过去的未婚妻叫汪静宜，就改名为“叶群”。
结婚后，林彪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经过解放战争，病越来越重，很多时候只是病蔫蔫地躺在床上，可是叶群还很年轻，建国时她也还只有三十二岁，正是一个女人个人需求最旺盛的时候，而她又是一个十分健康的女人。
王淑媛的丈夫解放之前被国民党抓壮丁，逃跑时被杀，她一直守寡，有一次，叶群对她说：
“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这也许是叶群红杏出墙从而授人以柄的一大原因。
问题是，这样的化名信，像燕子一样总是飞进林彪的家，五年多过去了，公安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抓到。现在，这封信又让林彪和叶群生气和不安。
“你把这封化名信也给毛看一下，让他督促公安部赶紧破案。”林彪对叶群说。
叶群终于准备出发去向毛泽东告状了。为了保密，她打了一个保密电话给北京的吴法宪，叫他调一架小型飞机到苏州直飞杭州。告诉他一定要保密。
吴法宪十五岁参加工农红军。十八岁时，他所在的部队经过改编后成为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在红一军团二师警卫通信连当指导员，从此之后，吴法宪开始在林彪手下工作，屡建战功，一路由林彪一手提拔，前不久，又由林彪推荐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对林彪一向十分崇拜。
为了不通过北京，吴法宪从上海给叶群调了一架小型飞机。
毛泽东住在杭州汪庄别墅。
汪庄在山明水秀的西子湖畔，位于“雷峰夕照”山簏，它原是解放前安徽籍茶商汪惕予的别墅。 它突出在临湖的岬角上，背依山麓，三面临湖，那份远离喧闹的清净和独一无二的湖景是别处无法比拟的。
叶群的轿车到汪庄大门口停下时，警卫立刻向里面报告。
不一会儿，从里面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剽悍男人。叶群认识，他就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她便立即笑脸相迎。
“张团长，我这次来，是101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101原是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在军内通信系统的保密代号。
“好。我交给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给他的信件放进了衣袋里。
叶群本来想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后再召见她，转身后，又觉得还是一次性把信和材料面交毛泽东。从前不久江青的电话，他直觉到毛泽东不看信也会召见她的。于是她又转身对张耀祠说：
“101叫我把信当面交给毛主席。我还是当面交给他吧。你向毛主席报告一声。”
“好。你当面交。”
叶群就近住下，等待毛泽东的回应。就在第二天早上五点，接到张耀祠的电话，说毛主席叫她赶紧去。
叶群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坐在客厅一个大沙发上等他。毛泽东请她在他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龙井茶，放在中间的圆茶几上。毛泽东点燃一支烟。
毛泽东先看了林彪的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张耀祠在外面，直到过去了五个多小时，才见叶群意气风发地出来，眼睛里充满了喜悦。
叶群回到苏州，告诉林彪，说毛泽东接受了，说他要考虑一下怎样解决，又说那个化名信的案件，他会催促公安部赶紧破案的。
“看来毛主席本来还很信任罗长子，对揭发他的事还信疑参半，我照你叫我说的，口头跟他说，‘101认为，中央有人正在向军队靠拢，也在积极插手军队，拉拢军中掌握实权的人，暗中排挤101。罗长子就是在军中跟中央那些人跟得最紧的。如果军队这个地盘被他们占领，那我们红色江山就要不保。’毛主席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说怪不得罗长子在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和彭真暗通消息。毛主席要我赶快回苏州，把他的决定告诉你，并且叫你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我看毛主席这次很维护你，他就是不觉得罗长子跟刘少奇他们走，也会把他拉下马的。”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报告上指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几天后，林彪接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来的电话，叫他和叶群到上海参加十二月八日开始的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吴法宪亲自到苏州来接林彪。在飞机上，叶群对吴法宪说：
“101叫你随时准备好在会上揭发批判罗长子。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他说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军事，说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他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他公然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的观点，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不能再活吗?“顶峰”，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总汇报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大比武，林总根本不知道。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妄图抢班夺权，自己成为国防部长。第四，刘亚楼病重时，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罗长子曾对他讲过四条意见：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他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他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刘亚楼说这四条的要点是要林总退出军队，他叫林总警惕，不要上当，还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刘亚楼说的罗长子的话，你如果有旁证最好。”
刘亚楼就是原来的空军司令员，以前是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一直和林彪的关系最铁，半年前刚刚生肝癌病死。他在医院时，林彪还破了从不看望病人的例，去看望了他，后来还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各乘一架小型飞机，其他的一些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海。
除了林彪夫妇、吴法宪等几个人，大家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相反，像彭真这样的中央要人，却没有参加会议。大家只知道是毛主席召集的一个重要的保密的会议。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就同几个关键人物打招呼，这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问题的，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夺军权”。他让邓小平主持会议，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
“101叫你随时准备好在会上揭发批判罗长子。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他说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军事，说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他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他公然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的观点，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不能再活吗?“顶峰”，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总汇报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大比武，林总根本不知道。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妄图抢班夺权，自己成为国防部长。第四，刘亚楼病重时，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罗长子曾对他讲过四条意见：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他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他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刘亚楼说这四条的要点是要林总退出军队，他叫林总警惕，不要上当，还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刘亚楼说的罗长子的话，你如果有旁证最好。”
刘亚楼就是原来的空军司令员，以前是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一直和林彪的关系最铁，半年前刚刚生肝癌病死。他在医院时，林彪还破了从不看望病人的例，去看望了他，后来还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各乘一架小型飞机，其他的一些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海。
除了林彪夫妇、吴法宪等几个人，大家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相反，像彭真这样的中央要人，却没有参加会议。大家只知道是毛主席召集的一个重要的保密的会议。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就同几个关键人物打招呼，这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问题的，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夺军权”。他让邓小平主持会议，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
邓小平负责三组，和吴法宪编在一个组。邓小平宣布讨论开始，可一时谁也不发言。原来吴法宪虽然准备发言，而且发言的内容早不知背了多少遍，可就是刮大风吃炒面，张不开口。他今年才接替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在这种场合叫他带头发言，还不如叫他去攻一个山头。可是，叶群交给的任何又不能不完成，不然哪对得起林彪，急得他肥胖的脑袋上直冒油汗。
但是他还是咬了咬牙，准备发言。他觉得毛主席亲自到上海来主持这件事，是一定不会有错的。正在这时，邓小平说：
“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吴法宪同志先讲一讲？”
吴法宪于是开口了。他说得很轻，说得很快，因为叶群叫他讲的那些，毕竟不是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邓小平就叫他坐到他边上，叫他“慢慢说，实事求是地说”。
吴法宪一说完，会议又冷场了。邓小平说：
“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对不对，有出入的都可以提。”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的却是和罗瑞卿无关的事。三个小时过去后，邓小平就宣布讨论结束。
讨论会结束，吴法宪就到林彪和叶群的住处。林彪和叶群都不在。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不参加编组，也不在会议上露面。他只在会议结束后，参加由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想必林彪现在正在开会。叶群参加的第一组讨论还没有结束。等了好久，叶群来了。她脸孔红扑扑的，一见吴法宪就说：
“吴胖子，你人长得像头牛，胆子只是个老鼠胆。听人说你讲话像蚊子叫！”
吴法宪本来是来邀功的，反被她批评了，脸上一阵红。看来叶群对各组的发言经过很了解。叶群接着说：
“我看李作鹏就比你胆子大，比你阳刚。他也不是中央委员，101还没有扶正他，比起你来他还是个副的，他发言，就义愤填膺。你别看他只有一只眼睛，有时看问题比你还尖锐。”
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也是林彪一手培养起来的，也是林彪的崇拜者。李作鹏也是穷苦出身，十六岁就参加工农红军，因为骁勇善战，受到林彪的赏识，三十四岁时就被林彪提拔为军长。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不久，就推荐他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李作鹏由于左眼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的毒气弹熏瞎，总是架着一副中式墨镜，像个电影上的特务，人称“独眼龙将军”。在他接到叶群叫他从海军的角度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时，就像打仗一样勇敢，说：“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林总的事的！”
吴法宪自觉不如，张开了嘴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叶群还是不依不饶：
“你看我也不是中央委员，还是个妇道人家。我在会上说了几个小时。”
吴法宪表示以后工作一定要大胆点，不辜负林总的期望。
林彪回来了。看他眉头紧锁的样子，似乎第一天的常委会有点不顺。
原来毛泽东听完各组汇报完讨论后，叫常委们讨论，许多人没有表态。刘少奇说“未可置信”。在毛泽东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的问题时，刘少奇说：“林彪同志说有，罗则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从林彪的住处回到锦江饭店八楼自己的房间，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他到他房里去。吴法宪到周恩来房里，周恩来问：
“罗瑞卿是怎样反对林彪的？”
“你也不知道？”吴法宪惊讶地反问道。接着，他便把发言的要点说了一遍。
晚上，刘少奇又找到吴法宪，问他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事。吴法宪又把发言的要点说了一遍。
刘少奇住在兴国路一个别墅式招待所里，送刘少奇到锦江饭店门口，吴法宪又碰到贺龙。其实贺龙也是来找他的。贺龙又问他罗瑞卿反对林彪的情况。贺龙当时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这次来开秘密会议，还以为是关于东南沿海加强战备的事，还叫秘书带上了作战地图。
吴法宪觉得连这些人都不知道情况，事情有点不正常。但他又想，这是毛主席坐镇主持的事，自己肯定不会走错路，更何况自己跟林彪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彪。
几天后，吴法宪奉中央的命令把正在昆明视察的罗瑞卿接到上海，对他进行“背对背”的揭发。揭发了一天，第二天实在批判不出什么来了，于是开大会宣布会议结束。
毛泽东和林彪到最后也没有在大会上露面。据说，在大会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见大家对罗瑞卿罪行有怀疑，说：“罗瑞卿同志如果确凿没有犯那几条错误，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林彪和叶群重回苏州。夫妻俩觉得事情并不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两人在林彪卧室里相对无言，都在想，如何彻底打倒罗瑞卿并且令人信服。
一会儿，叶群从卧室出来，到自己客厅里给吴法宪打保密电话。
“吴胖子，101说了，叫你做一件事……”
吴法宪在北京家里接到叶群电话后，立刻带着秘书到刘亚楼的家里。刘亚楼的家就在他家的隔壁。
原来林彪和叶群觉得，要彻底打倒罗瑞卿，并让人信服，只有让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出来作证，证明刘亚楼向叶群说的罗瑞卿向他说的“四条”是真的。吴法宪和刘亚楼同是空军的，而且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行政上还管辖着翟云英，这件事由他来做最合适。
到刘亚楼家，吴法宪问翟云英：
“你是否听到刘司令在医院向叶群谈过‘四条’？”
“从未听过。” 翟云英说。说得很坚决。她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
吴法宪扫兴而回。回到家里，他想自己将不能圆满地完成林总交给的任务，急得满脑门是汗，不时地跑厕所。
吴法宪本质上是个老实的人。他小时候，同一伙人去砍柴，别人玩，他不贪玩，他会为玩的人每人砍一捆柴。狗急跳墙，人急智生，他心生一计，便又带着秘书到翟云英家。
“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他对翟云英说。
“是。”翟云英回答。
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
“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
“我不怎么注意？” 翟云英说。
“他是常这样的。他对问题习惯于从四个方面说。”
“还是吴司令观察得仔细。”翟云英笑着说。
“我们是好朋友嘛。”
接着，吴法宪把底掏给了翟云英，说是叶群叫她来求证的，说叶主任说，刘司令对叶主任说话时她在场，叶主任要请她专此写个材料，“你身体不好，请秘书写，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秘书便开始写。他写一句，就征求一下翟云英的意见。材料是这样写的：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接着亚楼同志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话，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亚楼同志的习惯是，伸几个手指就表示有几点内容要讲。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写好，翟云英又拿过去读，吴法宪见她还在犹豫，就说：
“你要是不签字，叶主任会说我没有找你，或者说我办不了事，我就交不了差。”
翟云英便在上面签了字。
毛泽东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把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提议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由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批判。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没有参加，邓小平因为要巡视西北，让彭真主持会议。
彭真首先对大家说，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抓辫子。
会议开始很冷清，很多人没有参加过上海会议，发言不踊跃。苏州的林彪和叶群，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就打电话给吴法宪，问他在会上发言了没有。吴法宪说没有。叶群叫他加上他自己的“旁证”，赶紧发言，把刘亚楼说的“四条”再捅出去。过了二天，叶群又打电话给吴法宪，问他发言了没有。吴法宪说还没有。叶群大吼起来：
“为什么还没有发言？”
但是他还是咬了咬牙，准备发言。他觉得毛主席亲自到上海来主持这件事，是一定不会有错的。正在这时，邓小平说：
“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吴法宪同志先讲一讲？”
吴法宪于是开口了。他说得很轻，说得很快，因为叶群叫他讲的那些，毕竟不是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邓小平就叫他坐到他边上，叫他“慢慢说，实事求是地说”。
吴法宪一说完，会议又冷场了。邓小平说：
“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对不对，有出入的都可以提。”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的却是和罗瑞卿无关的事。三个小时过去后，邓小平就宣布讨论结束。
讨论会结束，吴法宪就到林彪和叶群的住处。林彪和叶群都不在。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不参加编组，也不在会议上露面。他只在会议结束后，参加由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想必林彪现在正在开会。叶群参加的第一组讨论还没有结束。等了好久，叶群来了。她脸孔红扑扑的，一见吴法宪就说：
“吴胖子，你人长得像头牛，胆子只是个老鼠胆。听人说你讲话像蚊子叫！”
吴法宪本来是来邀功的，反被她批评了，脸上一阵红。看来叶群对各组的发言经过很了解。叶群接着说：
“我看李作鹏就比你胆子大，比你阳刚。他也不是中央委员，101还没有扶正他，比起你来他还是个副的，他发言，就义愤填膺。你别看他只有一只眼睛，有时看问题比你还尖锐。”
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也是林彪一手培养起来的，也是林彪的崇拜者。李作鹏也是穷苦出身，十六岁就参加工农红军，因为骁勇善战，受到林彪的赏识，三十四岁时就被林彪提拔为军长。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不久，就推荐他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李作鹏由于左眼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的毒气弹熏瞎，总是架着一副中式墨镜，像个电影上的特务，人称“独眼龙将军”。在他接到叶群叫他从海军的角度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时，就像打仗一样勇敢，说：“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林总的事的！”
吴法宪自觉不如，张开了嘴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叶群还是不依不饶：
“你看我也不是中央委员，还是个妇道人家。我在会上说了几个小时。”
吴法宪表示以后工作一定要大胆点，不辜负林总的期望。
林彪回来了。看他眉头紧锁的样子，似乎第一天的常委会有点不顺。
原来毛泽东听完各组汇报完讨论后，叫常委们讨论，许多人没有表态。刘少奇说“未可置信”。在毛泽东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的问题时，刘少奇说：“林彪同志说有，罗则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从林彪的住处回到锦江饭店八楼自己的房间，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他到他房里去。吴法宪到周恩来房里，周恩来问：
“罗瑞卿是怎样反对林彪的？”
“你也不知道？”吴法宪惊讶地反问道。接着，他便把发言的要点说了一遍。
晚上，刘少奇又找到吴法宪，问他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事。吴法宪又把发言的要点说了一遍。
刘少奇住在兴国路一个别墅式招待所里，送刘少奇到锦江饭店门口，吴法宪又碰到贺龙。其实贺龙也是来找他的。贺龙又问他罗瑞卿反对林彪的情况。贺龙当时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这次来开秘密会议，还以为是关于东南沿海加强战备的事，还叫秘书带上了作战地图。
吴法宪觉得连这些人都不知道情况，事情有点不正常。但他又想，这是毛主席坐镇主持的事，自己肯定不会走错路，更何况自己跟林彪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彪。
几天后，吴法宪奉中央的命令把正在昆明视察的罗瑞卿接到上海，对他进行“背对背”的揭发。揭发了一天，第二天实在批判不出什么来了，于是开大会宣布会议结束。
毛泽东和林彪到最后也没有在大会上露面。据说，在大会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见大家对罗瑞卿罪行有怀疑，说：“罗瑞卿同志如果确凿没有犯那几条错误，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林彪和叶群重回苏州。夫妻俩觉得事情并不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两人在林彪卧室里相对无言，都在想，如何彻底打倒罗瑞卿并且令人信服。
一会儿，叶群从卧室出来，到自己客厅里给吴法宪打保密电话。
“吴胖子，101说了，叫你做一件事……”
吴法宪在北京家里接到叶群电话后，立刻带着秘书到刘亚楼的家里。刘亚楼的家就在他家的隔壁。
原来林彪和叶群觉得，要彻底打倒罗瑞卿，并让人信服，只有让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出来作证，证明刘亚楼向叶群说的罗瑞卿向他说的“四条”是真的。吴法宪和刘亚楼同是空军的，而且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行政上还管辖着翟云英，这件事由他来做最合适。
到刘亚楼家，吴法宪问翟云英：
“你是否听到刘司令在医院向叶群谈过‘四条’？”
“从未听过。” 翟云英说。说得很坚决。她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
吴法宪扫兴而回。回到家里，他想自己将不能圆满地完成林总交给的任务，急得满脑门是汗，不时地跑厕所。
吴法宪本质上是个老实的人。他小时候，同一伙人去砍柴，别人玩，他不贪玩，他会为玩的人每人砍一捆柴。狗急跳墙，人急智生，他心生一计，便又带着秘书到翟云英家。
“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他对翟云英说。
“是。”翟云英回答。
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
“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
“我不怎么注意？” 翟云英说。
“他是常这样的。他对问题习惯于从四个方面说。”
“还是吴司令观察得仔细。”翟云英笑着说。
“我们是好朋友嘛。”
接着，吴法宪把底掏给了翟云英，说是叶群叫她来求证的，说叶主任说，刘司令对叶主任说话时她在场，叶主任要请她专此写个材料，“你身体不好，请秘书写，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秘书便开始写。他写一句，就征求一下翟云英的意见。材料是这样写的：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接着亚楼同志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话，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亚楼同志的习惯是，伸几个手指就表示有几点内容要讲。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写好，翟云英又拿过去读，吴法宪见她还在犹豫，就说：
“你要是不签字，叶主任会说我没有找你，或者说我办不了事，我就交不了差。”
翟云英便在上面签了字。
毛泽东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把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提议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由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批判。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没有参加，邓小平因为要巡视西北，让彭真主持会议。
彭真首先对大家说，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抓辫子。
会议开始很冷清，很多人没有参加过上海会议，发言不踊跃。苏州的林彪和叶群，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就打电话给吴法宪，问他在会上发言了没有。吴法宪说没有。叶群叫他加上他自己的“旁证”，赶紧发言，把刘亚楼说的“四条”再捅出去。过了二天，叶群又打电话给吴法宪，问他发言了没有。吴法宪说还没有。叶群大吼起来：
“为什么还没有发言？”
原来吴法宪到翟云英处，不能证明叶群说的“四条”确凿无疑，现在叶群又让他加上他的“旁证”，不免心虚，特别是彭真讲了“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要是翟云英能证明那“四条”是确凿的，那么再虚构一下刘亚楼在他吴法宪面前也说了同样的话，离“实事求是”也没有多远，要是那“四条”是叶群凭空捏造出来的，他觉得有点对不住罗瑞卿。从红军时候起，他和罗瑞卿就一直在林彪手下工作，罗瑞卿一直对他不错。
“翟云英只说看到伸出了四个手指……”他吞吞吐吐地说。
他知道就是那四个手指也是他启发的结果。
“刘亚楼是空军的，你不讲谁讲。我已同其他人说好了，你一讲，他们就跟上来批判罗长子的那‘四条’。”
“我没有听刘亚楼说过……”吴法宪支吾道。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我向毛主席都说了，毛主席不相信罗长子要夺军权，会亲自主持这件事情？你是相信罗长子，还是相信我，相信101，相信毛主席？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101？听说你平时同罗长子的关系也不错，我希望你和罗长子划清界线！”
“我当然跟林总，不跟罗长子！我的一切都是林总给的。”吴法宪赶紧说。
“那就看你的行动。”叶群像哄小孩一样。
“我当然要发言。”吴法宪也像小孩一样。
第二天，吴法宪首先在会上发言。这次他声音响亮。他看着罗瑞卿，先讲了翟云英的证明材料，接着说：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他对我说，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我谈过，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我独立主持，要我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去年四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四月二十四日到上海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劝林彪放权。我不知他居心何在。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最后他流了泪。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只是伸出了四个指头。”
罗瑞卿坐在会场的角落，拿着钢笔和笔记本不停地记着。上海会议后，他实际已被软禁起来。他根据要求每天到会，到会时，没有一个人和他打招呼。
吴法宪发言后，大家纷纷批判“四条”，批判他是“野心家”。这天是批判罗瑞卿最热闹的一天。罗瑞卿作了检讨，但否定了“四条”，否定反对林彪想夺军权，不承认自己是“野心家”。他的检讨招来更猛烈的批判。
第二天上午，吴法宪正要去开会，有人打电话给他，说罗瑞卿跳楼自杀了。吴法宪赶紧叫秘书过去看个究竟。
罗瑞卿家住在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这是一个二层楼的独门小院。进去时的胡同很窄小，吴法宪的秘书开着吉普车到时，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动。秘书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床头桌上放着罗瑞卿自杀前写给妻子的绝命书：
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教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瑞卿
今天早上，他写下绝命书，然后换上一套洁净的睡衣，轻手轻脚地踏上通往楼顶的楼梯。亏得他家只是二层楼，也亏得他是跳冰棍，才没有死，只是摔断了左腿。
一会儿，救护车来了，把罗瑞卿送往北京医院。
有一位元帅知道罗瑞卿跳楼后，赋诗一首，说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不久，中央工作小组做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指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毛泽东撤消了罗瑞卿的一切军职。
林彪和叶群终于如愿以偿。谁说好事不成双，从北京又传来消息，那个困扰他们五年多的化名信案子终于破了。写化名信的是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
原来严慰冰一向看不惯并忌恨叶群。
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一向对她在恋爱上挑三拣四看不惯。本来严慰冰在叶群面前很有优越感，因为叶群政治历史不清，是国民党少将叶琦第三房小老婆的女儿，而她严慰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严朴的女儿，一九四二年叶群和林彪闪电结婚后，严慰冰的优势荡然无存。
和林彪结婚的第二年，叶群和严慰冰同在中央医院生孩子，两人的病房在一块儿。一次由于上游山洪暴发，延河变得水急浪高，渡船停摆，叶群竟让林彪的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头上顶了鸡汤罐，泅渡湍急的河水，将鸡汤送给隔岸的她喝。这种做法引起了严慰冰的气愤。
解放进城后，叶群在家里涂脂抹粉，戴贵重耳环，穿丝绒旗袍，蹬高跟鞋，只有出门时，才换成平常的制服，还用牛奶洗脸，在家里有专人替她按摩。这让严慰冰又很是看不惯。
随着林彪职务的步步高升，叶群的级别也跳跃式地上升。从庐山会议替代彭德怀后，毛泽东竟让叶群以林彪代理人、发言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这更让严慰冰心里不舒服。
还有一件事更让严慰冰愤愤不已。林彪和前妻刘梅所生的女儿林晓林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严慰冰的大儿子也在那里读书，她去看望儿子时，了解到叶群节假日竟不让林晓林回家，林晓林有家难归，节假日像孤儿那样到处游荡。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化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
困难时期，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十分匮乏。北京百货大楼成立了一个“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百货大楼的四楼七号房。对外用“出国人员服务部”名义，实际接待的除当时极为稀罕的个别公派出国人员外，平时主要服务对象为国家级领导人及其家属，所谓的“三副 ”（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其特权是，买东西不需票证，价格低廉，可以赊购。这天，严慰冰去那里购物，因为高度近视，与迎面走来的叶群相碰。叶群本来平时对严慰冰一副冷冰冰的前生世欠她债一楼的面孔看不惯，便没有好声气地说：
“你没有长眼睛吗？”
严慰冰忙道歉。但她一看是叶群，就把道歉的后半句话咽下去，说：
“有什么了不起！”
叶群觉得她碰了她还不讲理，就和她吵起来。严慰冰认为自己居了下风，就回身直找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反映叶群以势欺人的言行。总政不敢，也不会去“教育”叶群，对严慰冰的要求没有理会。严慰冰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就向叶群和林彪写了第一封化名信。以后也就一发不可收了。
这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彭真拿出一迭材料交给陆定一，对他说：
“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化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化名信是严慰冰所写。”彭真叫陆定一再拿一些严慰冰的字迹叫公安部去核对。
第二天，彭真又电话告诉他：
“公安部已查对，化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相信你不会参与此事，我把详情告诉你，让你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叫你心中有数。总理说，中央正在处理严慰冰的问题，你最好避开，时间越长越好。”
陆定一先是住进了医院，后来到了江西劳动大学进行考察。
“翟云英只说看到伸出了四个手指……”他吞吞吐吐地说。
他知道就是那四个手指也是他启发的结果。
“刘亚楼是空军的，你不讲谁讲。我已同其他人说好了，你一讲，他们就跟上来批判罗长子的那‘四条’。”
“我没有听刘亚楼说过……”吴法宪支吾道。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我向毛主席都说了，毛主席不相信罗长子要夺军权，会亲自主持这件事情？你是相信罗长子，还是相信我，相信101，相信毛主席？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101？听说你平时同罗长子的关系也不错，我希望你和罗长子划清界线！”
“我当然跟林总，不跟罗长子！我的一切都是林总给的。”吴法宪赶紧说。
“那就看你的行动。”叶群像哄小孩一样。
“我当然要发言。”吴法宪也像小孩一样。
第二天，吴法宪首先在会上发言。这次他声音响亮。他看着罗瑞卿，先讲了翟云英的证明材料，接着说：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他对我说，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我谈过，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我独立主持，要我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去年四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四月二十四日到上海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劝林彪放权。我不知他居心何在。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最后他流了泪。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只是伸出了四个指头。”
罗瑞卿坐在会场的角落，拿着钢笔和笔记本不停地记着。上海会议后，他实际已被软禁起来。他根据要求每天到会，到会时，没有一个人和他打招呼。
吴法宪发言后，大家纷纷批判“四条”，批判他是“野心家”。这天是批判罗瑞卿最热闹的一天。罗瑞卿作了检讨，但否定了“四条”，否定反对林彪想夺军权，不承认自己是“野心家”。他的检讨招来更猛烈的批判。
第二天上午，吴法宪正要去开会，有人打电话给他，说罗瑞卿跳楼自杀了。吴法宪赶紧叫秘书过去看个究竟。
罗瑞卿家住在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这是一个二层楼的独门小院。进去时的胡同很窄小，吴法宪的秘书开着吉普车到时，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动。秘书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床头桌上放着罗瑞卿自杀前写给妻子的绝命书：
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教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瑞卿
今天早上，他写下绝命书，然后换上一套洁净的睡衣，轻手轻脚地踏上通往楼顶的楼梯。亏得他家只是二层楼，也亏得他是跳冰棍，才没有死，只是摔断了左腿。
一会儿，救护车来了，把罗瑞卿送往北京医院。
有一位元帅知道罗瑞卿跳楼后，赋诗一首，说是“将军一跳身名裂”。
不久，中央工作小组做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指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毛泽东撤消了罗瑞卿的一切军职。
林彪和叶群终于如愿以偿。谁说好事不成双，从北京又传来消息，那个困扰他们五年多的化名信案子终于破了。写化名信的是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
原来严慰冰一向看不惯并忌恨叶群。
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一向对她在恋爱上挑三拣四看不惯。本来严慰冰在叶群面前很有优越感，因为叶群政治历史不清，是国民党少将叶琦第三房小老婆的女儿，而她严慰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严朴的女儿，一九四二年叶群和林彪闪电结婚后，严慰冰的优势荡然无存。
和林彪结婚的第二年，叶群和严慰冰同在中央医院生孩子，两人的病房在一块儿。一次由于上游山洪暴发，延河变得水急浪高，渡船停摆，叶群竟让林彪的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头上顶了鸡汤罐，泅渡湍急的河水，将鸡汤送给隔岸的她喝。这种做法引起了严慰冰的气愤。
解放进城后，叶群在家里涂脂抹粉，戴贵重耳环，穿丝绒旗袍，蹬高跟鞋，只有出门时，才换成平常的制服，还用牛奶洗脸，在家里有专人替她按摩。这让严慰冰又很是看不惯。
随着林彪职务的步步高升，叶群的级别也跳跃式地上升。从庐山会议替代彭德怀后，毛泽东竟让叶群以林彪代理人、发言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这更让严慰冰心里不舒服。
还有一件事更让严慰冰愤愤不已。林彪和前妻刘梅所生的女儿林晓林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严慰冰的大儿子也在那里读书，她去看望儿子时，了解到叶群节假日竟不让林晓林回家，林晓林有家难归，节假日像孤儿那样到处游荡。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化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
困难时期，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十分匮乏。北京百货大楼成立了一个“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百货大楼的四楼七号房。对外用“出国人员服务部”名义，实际接待的除当时极为稀罕的个别公派出国人员外，平时主要服务对象为国家级领导人及其家属，所谓的“三副 ”（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其特权是，买东西不需票证，价格低廉，可以赊购。这天，严慰冰去那里购物，因为高度近视，与迎面走来的叶群相碰。叶群本来平时对严慰冰一副冷冰冰的前生世欠她债一楼的面孔看不惯，便没有好声气地说：
“你没有长眼睛吗？”
严慰冰忙道歉。但她一看是叶群，就把道歉的后半句话咽下去，说：
“有什么了不起！”
叶群觉得她碰了她还不讲理，就和她吵起来。严慰冰认为自己居了下风，就回身直找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反映叶群以势欺人的言行。总政不敢，也不会去“教育”叶群，对严慰冰的要求没有理会。严慰冰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就向叶群和林彪写了第一封化名信。以后也就一发不可收了。
这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彭真拿出一迭材料交给陆定一，对他说：
“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化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化名信是严慰冰所写。”彭真叫陆定一再拿一些严慰冰的字迹叫公安部去核对。
第二天，彭真又电话告诉他：
“公安部已查对，化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相信你不会参与此事，我把详情告诉你，让你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叫你心中有数。总理说，中央正在处理严慰冰的问题，你最好避开，时间越长越好。”
陆定一先是住进了医院，后来到了江西劳动大学进行考察。
七 树旗手江青写纪要 批提纲主席发通知
在上海坐镇批判罗瑞卿后，毛泽东又回到了西湖汪庄。
周恩来帮毛泽东解决了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泽东便决定扩大战果。
毛泽东把陈伯达、田家英、关锋、戚本禹、艾思奇、胡绳等几位理论家叫到汪庄。在别墅的前面，有一片草地，在这里，西湖风光一览无余，可以从最佳角度欣赏到“雷锋塔夕照”，还可以看见苏堤、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和断桥。大家就围坐在毛泽东身旁，听着毛泽东的侃侃而谈。
毛泽东叫他们来，本来说是要讨论为几本马列经典写序，但实际似乎并不只为这个。他谈了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问题，谈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了当前的思想界情况，接着谈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远在北京的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给胡绳、田家英看，田家英说：
“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
田家英指的是谈话中涉及《海瑞罢官》“要害”的内容和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一段谈话。其实，田家英心下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把同彭德怀没有联系的问题整理进去，他为了保护吴含和彭德怀。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田家英果断地钩掉了那一段内容。
也就在这天，彭真从北京飞来，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接见了他，接见时康生在座。
“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彭真说。
“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毛泽东似乎不理会他，“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康生受宠若惊，忙说。
“是你的发明权。”毛泽东再次说。
“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彭真说。
“吴含的问题最起码是政治问题。”康生紧绷着脸说。
“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彭真激动地说。
“你别忘了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一点吧! ”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彭真觉得毛泽东已经认定“《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也就是吴含的目的是为彭德怀翻案，看来已很难挽回。他就找到吴含，叫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彭真很忧虑，他召集了“五人小组”会议。这“五人小组”原是二年前毛泽东提出成立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组员有康生、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和吴冷西。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已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对大家说：
“当前有必要正确引导学术争鸣，有必要把姚文元的文章引起的过火的斗争局限在学术范围。我提议五人小组拟定一个《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准备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
除了康生一言不发外，大家都表示赞成。
在彭真、陆定一的指示下，中宣部同时召开了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说是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另一边，毛泽东觉得应该扩大斗争成果。在他和几个理论家谈话后，戚本禹赶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关锋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
在五人小组开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得到报告后，下令“不发”。戚本禹、关锋几次打电话给宣传部，询问他们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宣传部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回答说：
“‘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一篇二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宣传部，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戚本禹和关锋委屈地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毛泽东立即把在样板戏基地上海的江青叫到杭州。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南园宾馆蒋公馆前面。
江青提着礼品，直闯林彪套间，在客厅坐下。王淑媛去报告后，林彪从卧室出来。
林彪的脸上并没有表露出多少热情，也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但从不易察觉的微微蹙起的眉头看，似乎并不仅仅如此。
昨天下午，他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说是毛泽东叫他打电话来的，告诉他江青要来拜访他，要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这些天，叶群在太仓蹲点，晚上，他自己在日记里写道：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
他不想让毛泽东的“婆娘”来插手军队，觉得如果江青到军队来挂职，他这个副统帅将会真正有名无实。他本来应该投桃报李的，但他不能杀了一只猴，引进一只狼来。要是这样，如果说他是丈夫，军队是妻子的话，那么那是戴了绿帽子的丈夫。
“我一是来拜年，二是主席叫我来请尊神的。”坐定后江青笑着说。接着她问叶群怎么不在。
林彪说她今天刚刚去蹲点的太仓。林彪的心放宽了一下，因为她说“来请尊神”的。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主席多年培养你，你也该出把力了。”
林彪宽舒的眉心又不易察觉地蹙了起来。这次是为江青的出言不逊。但他按捺住了性子，毕竟他和江青曾多次接触过，知道她就是这个脾性。
“我们攻也攻不动啊！现在连主席的话也没有人听了。主席就只好请解放军这个尊神，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主席就是让我来搬救兵的，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
林彪不知道要他去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看戏？”江青突然转了话题，令林彪更是摸不着头脑。江青的“戏”，是指她搞的那几个“样板戏”。那几个戏给她带来了风光。
“我身体不好，正在休养。”
“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我不懂。”
“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你看过没有？”
“看过。”
“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不觉鼻孔里出气，“哼”了一声。她觉得林彪根本没有好好学习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毛泽东在两个批示里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批评那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林彪性格孤傲，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哪里受得了一个“婆娘”的盛气凌人。但他还是克制住了。他牢牢告戒自己她是谁的“婆娘”。
可是林彪的对手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江青的小肚子里也充满了气。她屈尊到苏州来“拜年”，他却是一副冷冰冰、不阴不阳的样子。主席最信任他，提拔他，他却不知感恩，良心被狗吃了。再说，江青也一度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要不是林彪，她早就要发作了。江青一脸严肃地说：
“一九四二年，主席搞了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在主席叫我搞一个部队文艺座谈会，写一个文艺座谈会纪要。是主席叫我搞的！姚文元的文章是‘破’，我的座谈会是‘立’，主席说，大破大立，不破不立；破字当头，除旧布新。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这就需要舆论，需要一个宣言书。这是主席叫我开部队座谈会的目的！”
林彪这才知道江青此次来的真正目的。
“告诉主席，请放心，我会安排人配合的。”
在上海坐镇批判罗瑞卿后，毛泽东又回到了西湖汪庄。
周恩来帮毛泽东解决了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泽东便决定扩大战果。
毛泽东把陈伯达、田家英、关锋、戚本禹、艾思奇、胡绳等几位理论家叫到汪庄。在别墅的前面，有一片草地，在这里，西湖风光一览无余，可以从最佳角度欣赏到“雷锋塔夕照”，还可以看见苏堤、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和断桥。大家就围坐在毛泽东身旁，听着毛泽东的侃侃而谈。
毛泽东叫他们来，本来说是要讨论为几本马列经典写序，但实际似乎并不只为这个。他谈了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问题，谈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了当前的思想界情况，接着谈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远在北京的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给胡绳、田家英看，田家英说：
“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
田家英指的是谈话中涉及《海瑞罢官》“要害”的内容和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一段谈话。其实，田家英心下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把同彭德怀没有联系的问题整理进去，他为了保护吴含和彭德怀。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田家英果断地钩掉了那一段内容。
也就在这天，彭真从北京飞来，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接见了他，接见时康生在座。
“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彭真说。
“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毛泽东似乎不理会他，“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康生受宠若惊，忙说。
“是你的发明权。”毛泽东再次说。
“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彭真说。
“吴含的问题最起码是政治问题。”康生紧绷着脸说。
“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彭真激动地说。
“你别忘了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一点吧! ”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彭真觉得毛泽东已经认定“《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也就是吴含的目的是为彭德怀翻案，看来已很难挽回。他就找到吴含，叫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彭真很忧虑，他召集了“五人小组”会议。这“五人小组”原是二年前毛泽东提出成立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组员有康生、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和吴冷西。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已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对大家说：
“当前有必要正确引导学术争鸣，有必要把姚文元的文章引起的过火的斗争局限在学术范围。我提议五人小组拟定一个《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准备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
除了康生一言不发外，大家都表示赞成。
在彭真、陆定一的指示下，中宣部同时召开了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说是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另一边，毛泽东觉得应该扩大斗争成果。在他和几个理论家谈话后，戚本禹赶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关锋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
在五人小组开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得到报告后，下令“不发”。戚本禹、关锋几次打电话给宣传部，询问他们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宣传部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回答说：
“‘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一篇二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宣传部，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戚本禹和关锋委屈地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毛泽东立即把在样板戏基地上海的江青叫到杭州。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南园宾馆蒋公馆前面。
江青提着礼品，直闯林彪套间，在客厅坐下。王淑媛去报告后，林彪从卧室出来。
林彪的脸上并没有表露出多少热情，也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但从不易察觉的微微蹙起的眉头看，似乎并不仅仅如此。
昨天下午，他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说是毛泽东叫他打电话来的，告诉他江青要来拜访他，要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这些天，叶群在太仓蹲点，晚上，他自己在日记里写道：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
他不想让毛泽东的“婆娘”来插手军队，觉得如果江青到军队来挂职，他这个副统帅将会真正有名无实。他本来应该投桃报李的，但他不能杀了一只猴，引进一只狼来。要是这样，如果说他是丈夫，军队是妻子的话，那么那是戴了绿帽子的丈夫。
“我一是来拜年，二是主席叫我来请尊神的。”坐定后江青笑着说。接着她问叶群怎么不在。
林彪说她今天刚刚去蹲点的太仓。林彪的心放宽了一下，因为她说“来请尊神”的。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主席多年培养你，你也该出把力了。”
林彪宽舒的眉心又不易察觉地蹙了起来。这次是为江青的出言不逊。但他按捺住了性子，毕竟他和江青曾多次接触过，知道她就是这个脾性。
“我们攻也攻不动啊！现在连主席的话也没有人听了。主席就只好请解放军这个尊神，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主席就是让我来搬救兵的，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
林彪不知道要他去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看戏？”江青突然转了话题，令林彪更是摸不着头脑。江青的“戏”，是指她搞的那几个“样板戏”。那几个戏给她带来了风光。
“我身体不好，正在休养。”
“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我不懂。”
“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你看过没有？”
“看过。”
“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不觉鼻孔里出气，“哼”了一声。她觉得林彪根本没有好好学习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毛泽东在两个批示里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批评那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林彪性格孤傲，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哪里受得了一个“婆娘”的盛气凌人。但他还是克制住了。他牢牢告戒自己她是谁的“婆娘”。
可是林彪的对手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江青的小肚子里也充满了气。她屈尊到苏州来“拜年”，他却是一副冷冰冰、不阴不阳的样子。主席最信任他，提拔他，他却不知感恩，良心被狗吃了。再说，江青也一度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要不是林彪，她早就要发作了。江青一脸严肃地说：
“一九四二年，主席搞了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在主席叫我搞一个部队文艺座谈会，写一个文艺座谈会纪要。是主席叫我搞的！姚文元的文章是‘破’，我的座谈会是‘立’，主席说，大破大立，不破不立；破字当头，除旧布新。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这就需要舆论，需要一个宣言书。这是主席叫我开部队座谈会的目的！”
林彪这才知道江青此次来的真正目的。
“告诉主席，请放心，我会安排人配合的。”
江青本来想林彪亲自出马配合她搞这个座谈会，这就像千军万马护卫一个女英豪一样威风，现在林彪这么说，她也没有办法，因为毛泽东也没有叫林彪亲自出马配合她，而且她看林彪病病歪歪的，也好象真的吃不消配合她。但她心里还是不高兴，小肚子里的气更急了。
一时冷场。
江青目光落在林彪旁边放唱机的桌上放着的几张唱片上，那是一些京剧唱段和电影插曲，她忽然大声说：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
“我只是用它们调剂一下精神，听一段，身体就好些。” 林彪忍住火气说。
江青倏站起，向林彪告辞出去。她竟连上海的文艺座谈会怎么开、谈些什么都没有讲。
林彪对毛泽东的旨意不敢怠慢。下午正好叶群从太仓回来，他就叫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名义，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电话，说：
“江青同志想找部队几个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名单商量好报来，座谈具体地点、时间，等江青同志通知。”
叶群问起江青到来的过程，林彪便一五一十地说了。叶群说，
“你得罪她了。她是什么人？打狗还看主人面。毛主席现在要用你，你对江青这样一副冷脸孔，她向你告一状，到时候毛主席不想用你，难免像破鞋烂帽一样把你掼掉。其他人都好得罪，毛主席、江青不能得罪。”
真是“家有贤妻，夫不闯横祸”，叶群这样一说，林彪便觉得自己亏待了江青，也多怪身体不好，精神脆弱易生气。
第二天，林彪叫叶群赶紧打电话给刘志坚，叫她对刘志坚说林总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同志，务必逐字逐句记下。
叶群把林彪的口授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就去给刘志坚打电话。
“你就对江青同志这样讲，”叶群在电话里说，说得很慢，以便让刘志坚记下，“‘林总对我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的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解放军总政治部得到江青开座谈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后，派了由刘志坚负责，包括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和刘志坚的秘书刘景涛，以及《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一行六人乘飞机到达上海。江青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给他们开会。张春桥作陪。这个小礼堂是专供中央或上海开重要会议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
江青先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发到每个人的手里，接着刘志坚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林彪的那段话。林彪的话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等于是命令军队让她指导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座谈会”正式开始。江青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
“你们没有带窃听器吧？”江青问。
大家紧张得脸变得铁青，都说“没有”。
一时冷场。
江青目光落在林彪旁边放唱机的桌上放着的几张唱片上，那是一些京剧唱段和电影插曲，她忽然大声说：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
“我只是用它们调剂一下精神，听一段，身体就好些。” 林彪忍住火气说。
江青倏站起，向林彪告辞出去。她竟连上海的文艺座谈会怎么开、谈些什么都没有讲。
林彪对毛泽东的旨意不敢怠慢。下午正好叶群从太仓回来，他就叫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名义，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电话，说：
“江青同志想找部队几个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名单商量好报来，座谈具体地点、时间，等江青同志通知。”
叶群问起江青到来的过程，林彪便一五一十地说了。叶群说，
“你得罪她了。她是什么人？打狗还看主人面。毛主席现在要用你，你对江青这样一副冷脸孔，她向你告一状，到时候毛主席不想用你，难免像破鞋烂帽一样把你掼掉。其他人都好得罪，毛主席、江青不能得罪。”
真是“家有贤妻，夫不闯横祸”，叶群这样一说，林彪便觉得自己亏待了江青，也多怪身体不好，精神脆弱易生气。
第二天，林彪叫叶群赶紧打电话给刘志坚，叫她对刘志坚说林总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同志，务必逐字逐句记下。
叶群把林彪的口授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就去给刘志坚打电话。
“你就对江青同志这样讲，”叶群在电话里说，说得很慢，以便让刘志坚记下，“‘林总对我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的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解放军总政治部得到江青开座谈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后，派了由刘志坚负责，包括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和刘志坚的秘书刘景涛，以及《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一行六人乘飞机到达上海。江青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给他们开会。张春桥作陪。这个小礼堂是专供中央或上海开重要会议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
江青先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发到每个人的手里，接着刘志坚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林彪的那段话。林彪的话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等于是命令军队让她指导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座谈会”正式开始。江青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
“你们没有带窃听器吧？”江青问。
大家紧张得脸变得铁青，都说“没有”。
江青于是开言：
“现在形势非常吃紧，资产阶级正统治着我们的文化，毛主席准备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开战，和任何战役一样，需要一个突破口，这就是我们这次座谈会的艰巨任务。为什么要选择文艺作为突破口，因为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艺界最猖狂，要利用文艺为他们翻案，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海瑞罢官》就是一个例子，其次，主席需要一个旗手，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而我，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在文艺上是内行。那么为什么选择军队？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有力的工具，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现在党政各个领域都有黑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已成独立王国，只有军队还被毛泽东思想照耀着。”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毛主席说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想不到阶级斗争形势这样严峻。
从这天晚上开始，江青和大家一起在锦江小礼堂看电影。看那些她认为有问题的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刘志坚等因为不能作记录，就听得特别牢。他们一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 这中间，陈伯达也来了几次，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有时作陪。也正儿八经的开了三次座谈会，不过大多只是江青“谈”。
“座谈会”中间，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
原来康生向江青通报了他那边的情况，她得到毛泽东回杭州的消息，就直奔杭州，以了解情况，得到新的指令。
原来，年前毛泽东叫江青去找林彪后，便离开了杭州，移驾武汉，住进武汉东湖宾馆。
东湖宾馆座落于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水域面积达三十三平方公里，林木葱郁，湖水镜映，山体如屏，山色如画。东湖宾馆庭院面积近一平方公里，院内景色山水交融，碧波万顷，树碧草绿，鸟语花香，是一份难得的自然享受。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人在东湖宾馆准备了专场宴会和晚会，与毛泽东一起欢度春节。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套房宽大明亮的客厅里会见了他们。
原来，五人小组终于起草就了《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为了表示“革命”性，他们后来还加上“文化革命”四个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其要点是：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周扬等。大家在讨论中简称它为“二月提纲”。刘少奇提议五人小组一起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从彭真手中接过“二月提纲”，浏览了一下。他没有把目光从提纲中挪开，停留着。过了五、六秒钟，他把提纲放到自己面前的茶几上。
“是不是请主席写个批语，发到全党？”彭真说。
“你们去写。我看了。”毛泽东说。面无表情。
不管怎么说，彭真等觉得毛泽东还是同意了，还是高兴地回到了北京。二月十二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指示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毛泽东也由武汉起程回到杭州。
毛泽东在汪庄告诉了江青“二月提纲”的事，指示她抓紧时间，把座谈会纪要搞出来。江青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觉得毛泽东是要用自己的纪要和彭真的“二月提纲”抗衡。
她回到上海，对大家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去是要写出座谈会纪要来。”
江青又召来陈伯达和张春桥，和大家一起写纪要。由这两位理论家参加，江青不愁把自己琐碎零落的话上升为理论。陈伯达说：
“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革命战争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我们同它斗争，是毛主席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
“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 张春桥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欢欣鼓舞，说：
“你们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
两位理论家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一篇《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终于出炉了！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后面加上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除了改动，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大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这样来回反复，毛泽东又进行了两次修改和提出修改建议。最后一次，毛泽东在标题前面加了六个字“林彪同志委托”，使标题就变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然后在上面写了批示。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写了一封致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伯达等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春桥、志坚等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等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马上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等，叫他们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委常委的信：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
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现在形势非常吃紧，资产阶级正统治着我们的文化，毛主席准备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开战，和任何战役一样，需要一个突破口，这就是我们这次座谈会的艰巨任务。为什么要选择文艺作为突破口，因为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艺界最猖狂，要利用文艺为他们翻案，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海瑞罢官》就是一个例子，其次，主席需要一个旗手，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而我，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在文艺上是内行。那么为什么选择军队？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有力的工具，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现在党政各个领域都有黑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已成独立王国，只有军队还被毛泽东思想照耀着。”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毛主席说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想不到阶级斗争形势这样严峻。
从这天晚上开始，江青和大家一起在锦江小礼堂看电影。看那些她认为有问题的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刘志坚等因为不能作记录，就听得特别牢。他们一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 这中间，陈伯达也来了几次，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有时作陪。也正儿八经的开了三次座谈会，不过大多只是江青“谈”。
“座谈会”中间，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
原来康生向江青通报了他那边的情况，她得到毛泽东回杭州的消息，就直奔杭州，以了解情况，得到新的指令。
原来，年前毛泽东叫江青去找林彪后，便离开了杭州，移驾武汉，住进武汉东湖宾馆。
东湖宾馆座落于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水域面积达三十三平方公里，林木葱郁，湖水镜映，山体如屏，山色如画。东湖宾馆庭院面积近一平方公里，院内景色山水交融，碧波万顷，树碧草绿，鸟语花香，是一份难得的自然享受。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人在东湖宾馆准备了专场宴会和晚会，与毛泽东一起欢度春节。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套房宽大明亮的客厅里会见了他们。
原来，五人小组终于起草就了《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为了表示“革命”性，他们后来还加上“文化革命”四个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其要点是：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周扬等。大家在讨论中简称它为“二月提纲”。刘少奇提议五人小组一起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从彭真手中接过“二月提纲”，浏览了一下。他没有把目光从提纲中挪开，停留着。过了五、六秒钟，他把提纲放到自己面前的茶几上。
“是不是请主席写个批语，发到全党？”彭真说。
“你们去写。我看了。”毛泽东说。面无表情。
不管怎么说，彭真等觉得毛泽东还是同意了，还是高兴地回到了北京。二月十二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指示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毛泽东也由武汉起程回到杭州。
毛泽东在汪庄告诉了江青“二月提纲”的事，指示她抓紧时间，把座谈会纪要搞出来。江青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觉得毛泽东是要用自己的纪要和彭真的“二月提纲”抗衡。
她回到上海，对大家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去是要写出座谈会纪要来。”
江青又召来陈伯达和张春桥，和大家一起写纪要。由这两位理论家参加，江青不愁把自己琐碎零落的话上升为理论。陈伯达说：
“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革命战争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我们同它斗争，是毛主席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
“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 张春桥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欢欣鼓舞，说：
“你们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
两位理论家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一篇《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终于出炉了！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后面加上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除了改动，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大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这样来回反复，毛泽东又进行了两次修改和提出修改建议。最后一次，毛泽东在标题前面加了六个字“林彪同志委托”，使标题就变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然后在上面写了批示。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写了一封致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伯达等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春桥、志坚等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等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马上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等，叫他们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委常委的信：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
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江青忙于推出《纪要》。当她看到中央发下来的“二月提纲”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明明是针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她吩咐张春桥密切注意北京的动向。
张春桥看了”二月提纲”，也不以为然。他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一边摸动向，一边要他去见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向他提一些问题。
杨水直见不到彭真，也见不到副组长陆定一，只见到了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他向许立群提了一些问题，要求他转告彭真，让彭真解答。
许立群应杨永直要求，马上请示了彭真：
“彭书记，杨永直问：‘“二月提纲”里说“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学阀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彭真说。
“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你叫杨水直去问张春桥，他游过泳没有？”
“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
杨永直回上海后，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说：
“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把彭真的话报告给了住在锦江饭店的江青，江青迅速密报给了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彭真现在是公然反对他，因为他觉得现在彭真已经是知道他支持姚文元的，他觉得现在是他亲自出马的时候了。
毛泽东把康生、张春桥、江青等召到杭州。
在汪庄别墅的前面，在那片能够以最佳角度欣赏到“雷锋塔夕照”，可以看见苏堤、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和断桥的草地上，大家围坐在毛泽东身旁，听着他的“重要讲话”：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大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刻眼睛发亮了。又有人去看康生。康生含混不清地说：
“我是‘五人小组’的，但这个文件是彭真背着我搞的。”
毛泽东接着说：
“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现在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是学阀，他和邓拓、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这些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
廖沫沙是另一位北京市委委员，他和吴含、邓拓合写杂文，发表在报纸上开设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上，后结集出版。
大家从来没有见毛泽东这样激动过。他好象在慷慨激昂地念一篇战斗檄文。
毛泽东呷了一口茶，继续说下去：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也就在这一天，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这份报告送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彭真手里，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但知道《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只得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未送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正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毛泽东在文件传到的当天，便写下了批示：“已阅”。
于是，《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日子。她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成了中央文件，要各地贯彻执行！《纪要》是她出山的“宣言”，是她崛起的里程碑。
《纪要》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它的核心是：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纪要》所说的“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
张春桥看了”二月提纲”，也不以为然。他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一边摸动向，一边要他去见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向他提一些问题。
杨水直见不到彭真，也见不到副组长陆定一，只见到了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他向许立群提了一些问题，要求他转告彭真，让彭真解答。
许立群应杨永直要求，马上请示了彭真：
“彭书记，杨永直问：‘“二月提纲”里说“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学阀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彭真说。
“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你叫杨水直去问张春桥，他游过泳没有？”
“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
杨永直回上海后，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说：
“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把彭真的话报告给了住在锦江饭店的江青，江青迅速密报给了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彭真现在是公然反对他，因为他觉得现在彭真已经是知道他支持姚文元的，他觉得现在是他亲自出马的时候了。
毛泽东把康生、张春桥、江青等召到杭州。
在汪庄别墅的前面，在那片能够以最佳角度欣赏到“雷锋塔夕照”，可以看见苏堤、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和断桥的草地上，大家围坐在毛泽东身旁，听着他的“重要讲话”：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大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刻眼睛发亮了。又有人去看康生。康生含混不清地说：
“我是‘五人小组’的，但这个文件是彭真背着我搞的。”
毛泽东接着说：
“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现在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是学阀，他和邓拓、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这些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
廖沫沙是另一位北京市委委员，他和吴含、邓拓合写杂文，发表在报纸上开设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上，后结集出版。
大家从来没有见毛泽东这样激动过。他好象在慷慨激昂地念一篇战斗檄文。
毛泽东呷了一口茶，继续说下去：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也就在这一天，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这份报告送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彭真手里，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但知道《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只得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未送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正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毛泽东在文件传到的当天，便写下了批示：“已阅”。
于是，《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日子。她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成了中央文件，要各地贯彻执行！《纪要》是她出山的“宣言”，是她崛起的里程碑。
《纪要》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它的核心是：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纪要》所说的“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
康生回到北京，先是在钓鱼台向书记处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他正准备向政治局传达，周恩来得知后，去到他办公室，对他说：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随便传达？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少奇同志出国访问，小平同志在‘三线’，我建议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
康生同意，拿起红色磁石电话机给邓小平打电话。中央办公厅给每位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家里都安装了红黑两种磁石电话机，红色机是中央内部电话，黑色机是外线电话。
康生刚说了几句，邓小平就说“立即回来”。
邓小平召集、主持政治局会议。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为什么撤销，说不清楚，有人建议通知中就写一句话：“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周恩来还问五人小组：
“你们说毛主席同意‘二月提纲’，当时主席到底是怎么表态的？”
大家便把当时毛泽东的形状讲了一下。周恩来说：
“这就是了。主席连个圈都没划嘛。凡是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如果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会议把将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电传给毛泽东，报他批准。毛泽东回电说：
“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毛泽东指示由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陈伯达当然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那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
“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他高兴地想，“这个通知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中央文件。”
陈伯达起草了个稿子，又叫人开了好几次会，讨论、修改了好几次，康生、彭真都参加了。康生说：
“应该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好嘛！要提就提够吧！” 彭真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终于完稿，火速送到了杭州。毛泽东看了以后，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并点名由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任组长，授意江青决定组员名单，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重新进行起草。江青定的组员名单中包括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王力、吴冷西、尹达、陈亚丁、穆欣等共十人。毛泽东叫起草小组到上海起草，并指示“要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
毛泽东自己在杭州亲自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陈伯达和各大区的书记。因为陈伯达和康生要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上海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是个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的大会，是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
“为彭德怀翻案，我不相信只是吴含的问题。吴含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
毛泽东一边开会，一边修改从上海送来的“通知”稿子。毛泽东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每天都有修改。他每天叫人把改的稿子送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叫起草小组讨论，在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叫他们有什么想法立刻回话。
似乎在毛泽东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
毛泽东让起草小组感到这何止是“一篇大文章”！也不是“一个重要的中央文件”那么简单！这才是一篇真正的战斗檄文！才是一个真正的向敌人开战的宣言书！大家像临战的斗士，心情既紧张又激动，心底还不免流淌起战斗的喜悦。
毛泽东并没有给常委看修改的“通知”，也不告诉他们。会议主要是要大家批判彭真。
会议期间，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回来。专机到昆明的当天，刘少奇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他和陪同出访的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会议。专机直飞往上海后，他们坐专列到杭州。
刘少奇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就来了，带来了材料，向刘少奇介绍情况。除了“二月提纲”和彭真的事，周恩来还谈了严慰冰给林彪、叶群写化名信的问题，还有杨尚昆的问题。
刘少奇心中的震惊不亚于晴天霹雳。
周恩来说：
“主席说，要查一查，是严慰冰单干，还是和陆定一开夫妻店？对杨尚昆，主席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说杨尚昆搞窃听。主席的意思是要杨尚昆到‘三线’去。”
那就是说，毛泽东要打倒杨尚昆。
其实毛泽东说杨尚昆搞窃听只是被他抓到的一个辫子，根本的是他认为杨尚昆是刘少奇势力向军队渗透的一个门户。一九三五年，刘少奇被调往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杨尚昆。
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由来已久。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毛泽东一次出巡时，杨尚昆、罗瑞卿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等一起在火车上闲谈。当时，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罗瑞卿是公安部长。杨尚昆提起，毛主席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三面红旗的问题，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中央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主席的意思形成文字下达指示，更为尴尬的是，毛主席路经的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了一些政策的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主席讲了些什么，没有办法作出决定。譬如人民公社，当时中央对这个新生事物还没有把握，毛主席在巡视时说“人民公社好”，于是人民公社在各地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了。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书记处，反而跟在了地方的屁股后头跑。杨尚昆说：
“得找个法子，将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主席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杨尚昆于是让叶子龙去向毛主席请示，以后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叶子龙请示回来说：
“毛主席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
杨尚昆于是和罗瑞卿、叶子龙商量，以后是否背着毛主席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置。
这事件竟很快付诸实行了起来。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会被发现，于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先进侦察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安装窃听技术设备。整个安装设计得非常巧妙，小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露。餐车、会客室及卧车内都装了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放在隔壁车厢内。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刘奉命不得在毛主席的面前露面。后来，毛泽东常去的一些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叶子龙向毛泽东的一些工作人员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主席透露。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郊外大托铺机场，在毛主席接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并谈话时，毛主席的一位年轻女服务员、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这时，录音员刘凑过来，对着女服务员说：
“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那个女服务员是谁就不说名字了。）
“你听见我什么话？”女服务员愕然问。
“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还听到什么？”女服务员说。
“都听见了。”刘笑嘻嘻地说。
女服务员当天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大怒，责令录音装置立即拆除。
毛泽东命令录音员刘等站在拆除后堆在地上的录音装置后面，让工作人员给他们拍了几张照，作为人证物证。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央那几个人，刘、邓、彭等，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
毛泽东回北京后，杨尚昆立刻向毛泽东进行了解释，又说：
“机要室会议科也想留下主席的谈话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泽东听了更加生气，说：
“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
杨尚昆和有关人员都作了检讨。对毛泽东的话进行录音，也许不是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能够决定的，但杨尚昆没有说得到了谁的批准，他把责任都揽了下来。
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这一问题也就似乎到此结束了，不料，几年后，毛泽东又翻出了"窃听器事件"。
周恩来向刘少奇刚讲完，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王光美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彭真的声音，说：
“有事要向少奇同志汇报。”
“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我让他给你回电话” 王光美告诉杨尚昆。
周恩来走后，刘少奇并没有给彭真“回电话”，他不便再让彭真单独汇报了。
彭真回北京是单独回去的，回去时马上就有特别的“警卫”等着他，是公安部九局的。这个局是专门保卫中央的。
“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就不见了彭真的身影。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随便传达？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少奇同志出国访问，小平同志在‘三线’，我建议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
康生同意，拿起红色磁石电话机给邓小平打电话。中央办公厅给每位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家里都安装了红黑两种磁石电话机，红色机是中央内部电话，黑色机是外线电话。
康生刚说了几句，邓小平就说“立即回来”。
邓小平召集、主持政治局会议。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为什么撤销，说不清楚，有人建议通知中就写一句话：“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周恩来还问五人小组：
“你们说毛主席同意‘二月提纲’，当时主席到底是怎么表态的？”
大家便把当时毛泽东的形状讲了一下。周恩来说：
“这就是了。主席连个圈都没划嘛。凡是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如果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会议把将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电传给毛泽东，报他批准。毛泽东回电说：
“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毛泽东指示由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陈伯达当然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那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
“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他高兴地想，“这个通知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中央文件。”
陈伯达起草了个稿子，又叫人开了好几次会，讨论、修改了好几次，康生、彭真都参加了。康生说：
“应该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好嘛！要提就提够吧！” 彭真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终于完稿，火速送到了杭州。毛泽东看了以后，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并点名由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任组长，授意江青决定组员名单，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重新进行起草。江青定的组员名单中包括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王力、吴冷西、尹达、陈亚丁、穆欣等共十人。毛泽东叫起草小组到上海起草，并指示“要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
毛泽东自己在杭州亲自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陈伯达和各大区的书记。因为陈伯达和康生要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上海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是个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的大会，是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
“为彭德怀翻案，我不相信只是吴含的问题。吴含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
毛泽东一边开会，一边修改从上海送来的“通知”稿子。毛泽东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每天都有修改。他每天叫人把改的稿子送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叫起草小组讨论，在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叫他们有什么想法立刻回话。
似乎在毛泽东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
毛泽东让起草小组感到这何止是“一篇大文章”！也不是“一个重要的中央文件”那么简单！这才是一篇真正的战斗檄文！才是一个真正的向敌人开战的宣言书！大家像临战的斗士，心情既紧张又激动，心底还不免流淌起战斗的喜悦。
毛泽东并没有给常委看修改的“通知”，也不告诉他们。会议主要是要大家批判彭真。
会议期间，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回来。专机到昆明的当天，刘少奇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他和陪同出访的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会议。专机直飞往上海后，他们坐专列到杭州。
刘少奇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就来了，带来了材料，向刘少奇介绍情况。除了“二月提纲”和彭真的事，周恩来还谈了严慰冰给林彪、叶群写化名信的问题，还有杨尚昆的问题。
刘少奇心中的震惊不亚于晴天霹雳。
周恩来说：
“主席说，要查一查，是严慰冰单干，还是和陆定一开夫妻店？对杨尚昆，主席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说杨尚昆搞窃听。主席的意思是要杨尚昆到‘三线’去。”
那就是说，毛泽东要打倒杨尚昆。
其实毛泽东说杨尚昆搞窃听只是被他抓到的一个辫子，根本的是他认为杨尚昆是刘少奇势力向军队渗透的一个门户。一九三五年，刘少奇被调往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杨尚昆。
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由来已久。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毛泽东一次出巡时，杨尚昆、罗瑞卿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等一起在火车上闲谈。当时，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罗瑞卿是公安部长。杨尚昆提起，毛主席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三面红旗的问题，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中央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主席的意思形成文字下达指示，更为尴尬的是，毛主席路经的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了一些政策的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主席讲了些什么，没有办法作出决定。譬如人民公社，当时中央对这个新生事物还没有把握，毛主席在巡视时说“人民公社好”，于是人民公社在各地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了。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书记处，反而跟在了地方的屁股后头跑。杨尚昆说：
“得找个法子，将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主席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杨尚昆于是让叶子龙去向毛主席请示，以后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叶子龙请示回来说：
“毛主席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
杨尚昆于是和罗瑞卿、叶子龙商量，以后是否背着毛主席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置。
这事件竟很快付诸实行了起来。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会被发现，于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先进侦察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安装窃听技术设备。整个安装设计得非常巧妙，小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露。餐车、会客室及卧车内都装了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放在隔壁车厢内。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刘奉命不得在毛主席的面前露面。后来，毛泽东常去的一些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叶子龙向毛泽东的一些工作人员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主席透露。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郊外大托铺机场，在毛主席接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并谈话时，毛主席的一位年轻女服务员、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这时，录音员刘凑过来，对着女服务员说：
“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那个女服务员是谁就不说名字了。）
“你听见我什么话？”女服务员愕然问。
“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还听到什么？”女服务员说。
“都听见了。”刘笑嘻嘻地说。
女服务员当天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大怒，责令录音装置立即拆除。
毛泽东命令录音员刘等站在拆除后堆在地上的录音装置后面，让工作人员给他们拍了几张照，作为人证物证。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央那几个人，刘、邓、彭等，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
毛泽东回北京后，杨尚昆立刻向毛泽东进行了解释，又说：
“机要室会议科也想留下主席的谈话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泽东听了更加生气，说：
“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
杨尚昆和有关人员都作了检讨。对毛泽东的话进行录音，也许不是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能够决定的，但杨尚昆没有说得到了谁的批准，他把责任都揽了下来。
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这一问题也就似乎到此结束了，不料，几年后，毛泽东又翻出了"窃听器事件"。
周恩来向刘少奇刚讲完，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王光美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彭真的声音，说：
“有事要向少奇同志汇报。”
“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我让他给你回电话” 王光美告诉杨尚昆。
周恩来走后，刘少奇并没有给彭真“回电话”，他不便再让彭真单独汇报了。
彭真回北京是单独回去的，回去时马上就有特别的“警卫”等着他，是公安部九局的。这个局是专门保卫中央的。
“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就不见了彭真的身影。
杭州的会议结束了，上海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还没有结束。陈伯达和康生也到上海加入到了起草中。他们一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大家就打趣，说他们这次一定在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纲”中为主席立了功。康生当作笑话说：
“刘少奇出国回来，到了杭州，对国内情况，对彭真的问题傻了眼。”
康生头向一边偏，做了个死鱼眼珠泛白的样子。江青对陈伯达说：
“你这个老夫子，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够糊涂的。”
江青当众批评刘少奇，这还是第一次，在场的不免吃惊。陈伯达对关锋说：
“我前几天看了你们整理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怎么和我记录的不一样？把主席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和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赞扬的话没有记上？”
大家都看向关锋。关锋憋红了脸，说：
“我本来是写上的。田家英说这同主题无关，就钩掉了。我还坚持呢。”
“这是个政治问题。他篡改了毛主席的话。我同主席核实一下再解决。”江青说。
经过十多天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终于写成。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开始，北京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令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自己在杭州通过康生遥控指挥。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包括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含、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委员廖沫沙的“三家村反党集团”，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
康生照着笔记本发言，笔记本里的字写得很工整，都是杭州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对陈伯达、康生讲的一些话及它们的精神，他把那些话经过整理，把它们连起来，成为了有逻辑的、系统的东西。
“毛主席说：‘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康生说。
大家都很惊讶，有人甚至不相信这是毛泽东说的，但又觉得康生不敢假传圣旨，然而这个怎么能传达？
另外，康生还讲了田家英问题。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田家英篡改语录后，田家英开始“停职反省”，主要要他交待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关系。
接着几天是批判。彭、罗、陆、杨都检讨的自己的错误，但都否认自己参加了反党集团，也否认自己反党。彭真说：
“参加反党集团，反党，做梦也没有想到。”
另三个在检讨中也说“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批判陆定一前，会议印了一些严慰冰的信发给每个人。陆定一否认自己开了“夫妻店”。他说：
“严慰冰写化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化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她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情，就精神就错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病。”
陆定一出示了医生对严慰冰的诊断结论：
“严慰冰具有神经性的偏执特征，但不具典型的精神分裂病症候。”
这个诊断有点“滑头”，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正面肯定严慰冰是个正常人。只能说医生们把确定病情也和政治挂上了钩，这样说是为了能让决策者对严慰冰的处理随方就圆。
“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陆定一接着说，“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有关系，林豆豆是陆定一生的，我会唆使她这样写吗？”
叶群饱含着眼泪批判陆定一。她非常激动。看得出，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一定说陆定一开的是“夫妻店”。她的证据是，陆定一到江西劳动大学后，给严慰冰打电话，说给她买了个“半钢”（半讲）手表。就是叫她只讲一半。原来，陆定一离开北京后，他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手表，这句话被叶群等当成了暗语，因为陆定一是无锡人，无锡话的“半钢”和“半讲”同音。
严慰冰案破获，果然对林彪和叶群是个喜事，但喜中也有忧。这样一搞，严慰冰信上写的内容便被更大范围的人知道了。揭批陆定一的那几天，叶群回到家里就每天哭，眼睛肿得像桃核。在她的要求下，林彪为她写了一个“证明”。
这天，七十六位代表进入会场时，都看到了自己席位上林彪“证明”的亲笔复印件，算作批判严慰冰的材料：
我证明：
1、 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2、 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3、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4、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谣言。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这天，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打断他大声说：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你陆定一说你不知道你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我确实不知道。”陆定一说。
林彪往桌上狠狠一拍，说：
“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林彪那几天精神特别好，就像“七千人大会”时一样好。
“刘少奇出国回来，到了杭州，对国内情况，对彭真的问题傻了眼。”
康生头向一边偏，做了个死鱼眼珠泛白的样子。江青对陈伯达说：
“你这个老夫子，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够糊涂的。”
江青当众批评刘少奇，这还是第一次，在场的不免吃惊。陈伯达对关锋说：
“我前几天看了你们整理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怎么和我记录的不一样？把主席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和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赞扬的话没有记上？”
大家都看向关锋。关锋憋红了脸，说：
“我本来是写上的。田家英说这同主题无关，就钩掉了。我还坚持呢。”
“这是个政治问题。他篡改了毛主席的话。我同主席核实一下再解决。”江青说。
经过十多天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终于写成。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开始，北京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令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自己在杭州通过康生遥控指挥。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包括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含、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委员廖沫沙的“三家村反党集团”，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
康生照着笔记本发言，笔记本里的字写得很工整，都是杭州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对陈伯达、康生讲的一些话及它们的精神，他把那些话经过整理，把它们连起来，成为了有逻辑的、系统的东西。
“毛主席说：‘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康生说。
大家都很惊讶，有人甚至不相信这是毛泽东说的，但又觉得康生不敢假传圣旨，然而这个怎么能传达？
另外，康生还讲了田家英问题。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田家英篡改语录后，田家英开始“停职反省”，主要要他交待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关系。
接着几天是批判。彭、罗、陆、杨都检讨的自己的错误，但都否认自己参加了反党集团，也否认自己反党。彭真说：
“参加反党集团，反党，做梦也没有想到。”
另三个在检讨中也说“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批判陆定一前，会议印了一些严慰冰的信发给每个人。陆定一否认自己开了“夫妻店”。他说：
“严慰冰写化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化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她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情，就精神就错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病。”
陆定一出示了医生对严慰冰的诊断结论：
“严慰冰具有神经性的偏执特征，但不具典型的精神分裂病症候。”
这个诊断有点“滑头”，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正面肯定严慰冰是个正常人。只能说医生们把确定病情也和政治挂上了钩，这样说是为了能让决策者对严慰冰的处理随方就圆。
“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陆定一接着说，“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有关系，林豆豆是陆定一生的，我会唆使她这样写吗？”
叶群饱含着眼泪批判陆定一。她非常激动。看得出，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一定说陆定一开的是“夫妻店”。她的证据是，陆定一到江西劳动大学后，给严慰冰打电话，说给她买了个“半钢”（半讲）手表。就是叫她只讲一半。原来，陆定一离开北京后，他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手表，这句话被叶群等当成了暗语，因为陆定一是无锡人，无锡话的“半钢”和“半讲”同音。
严慰冰案破获，果然对林彪和叶群是个喜事，但喜中也有忧。这样一搞，严慰冰信上写的内容便被更大范围的人知道了。揭批陆定一的那几天，叶群回到家里就每天哭，眼睛肿得像桃核。在她的要求下，林彪为她写了一个“证明”。
这天，七十六位代表进入会场时，都看到了自己席位上林彪“证明”的亲笔复印件，算作批判严慰冰的材料：
我证明：
1、 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2、 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3、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4、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谣言。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这天，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打断他大声说：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你陆定一说你不知道你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我确实不知道。”陆定一说。
林彪往桌上狠狠一拍，说：
“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林彪那几天精神特别好，就像“七千人大会”时一样好。
这一天，康生拿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说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经过他老人家无数次的修改”写就的。康生开始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
……
（十）……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最后两段是毛泽东所加的原义，是点睛之笔。
康生念完后，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政治局成员举手表决。
刘少奇还不知道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说的“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人。毛泽东对刘少奇反感前，曾在外宾面前多次讲过，他死后接班人是刘少奇。过去，毛主席把这个湖南老乡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提拔为党的第二把手时，还曾引起过一些人的不满。
未有反对者。刘少奇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
“你们也表表态。”
列席者也纷纷举手。
这天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就叫“五一六通知”。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
……
（十）……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最后两段是毛泽东所加的原义，是点睛之笔。
康生念完后，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政治局成员举手表决。
刘少奇还不知道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说的“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人。毛泽东对刘少奇反感前，曾在外宾面前多次讲过，他死后接班人是刘少奇。过去，毛主席把这个湖南老乡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提拔为党的第二把手时，还曾引起过一些人的不满。
未有反对者。刘少奇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
“你们也表表态。”
列席者也纷纷举手。
这天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就叫“五一六通知”。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会议接着几天是讨论、学习《通知》。林彪和他在七千人大会时一样，发了几个小时的言。他说：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后，很短时间内就会发生政变，丢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的大乱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三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了二世当皇帝，赵高掌了实权。汉高祖在位二十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后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霸，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匡文杀了。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明朝朱元璋传位文帝时，四子燕王棣不服，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打到南京，相杀三年，抢了帝位。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林彪接着说：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另一个是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我们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潮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大家热烈地鼓掌。
有人提议印发。大家都赞成。这就是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后，很短时间内就会发生政变，丢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的大乱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三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了二世当皇帝，赵高掌了实权。汉高祖在位二十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后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霸，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匡文杀了。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明朝朱元璋传位文帝时，四子燕王棣不服，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打到南京，相杀三年，抢了帝位。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林彪接着说：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另一个是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我们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潮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大家热烈地鼓掌。
有人提议印发。大家都赞成。这就是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
这时，有人请警卫处长兼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出去接了一个电话。汪东兴进来后，神色紧张地到主席台上跟周总理说了几句。
原来邓拓自杀了。
周恩来立即派人赶往邓拓家。几个人到邓家时，邓拓已经没有救。他是写下遗书后，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离开人世。他在遗书里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几天后，当大家正在讨论时，又有人请汪东兴出去接一个电话。汪东兴进来后，又神色紧张地到主席台上跟周总理说了几句。
原来田家英自杀了。
周恩来立即派汪东兴等赶往田家英家。田家英是在藏书室里，用一根带子拴在两座书柜之间上吊的。汪东兴等赶到时，田家英已被放下来，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他的妻子董边伏在他的身子上哭，只见田家英双眼紧闭，舌尖伸出嘴外。他已经没有救了。
田家英的遗言是两句话：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说“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江青知道田家英自杀后，从上海打电话给陈伯达：
“为什么让他自杀？为什么不采取果断措施隔离他？”
田家英说得对，江青他们是把他当敌我矛盾的。
五月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或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党内外的有关职务，对他们进行专案调查。会议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会议还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会后根据《通知》精神，废除了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定：组长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担任；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严慰冰在会后正式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投进了秦城监狱。
原来邓拓自杀了。
周恩来立即派人赶往邓拓家。几个人到邓家时，邓拓已经没有救。他是写下遗书后，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离开人世。他在遗书里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几天后，当大家正在讨论时，又有人请汪东兴出去接一个电话。汪东兴进来后，又神色紧张地到主席台上跟周总理说了几句。
原来田家英自杀了。
周恩来立即派汪东兴等赶往田家英家。田家英是在藏书室里，用一根带子拴在两座书柜之间上吊的。汪东兴等赶到时，田家英已被放下来，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他的妻子董边伏在他的身子上哭，只见田家英双眼紧闭，舌尖伸出嘴外。他已经没有救了。
田家英的遗言是两句话：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说“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江青知道田家英自杀后，从上海打电话给陈伯达：
“为什么让他自杀？为什么不采取果断措施隔离他？”
田家英说得对，江青他们是把他当敌我矛盾的。
五月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或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党内外的有关职务，对他们进行专案调查。会议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会议还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会后根据《通知》精神，废除了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定：组长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担任；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严慰冰在会后正式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投进了秦城监狱。
八 聂元梓贴出大字报 毛泽东打响第一枪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在北大未名湖畔，徘徊着一个女人的身影。她四十三、四岁年纪，身材颀长，戴着副玳瑁眼镜。她的五官端正，只是脸色苍白，神情显得非常憔悴。
北京大学和颐和园和圆明园旧址相毗邻，在明清两代曾是皇家的“赐园”。山水相依，翠瓦红门，林木苍郁，而这里的湖光塔影，又是北大最美的一景。百年北大 英才辈出，有一首诗曾一度在北大流行：“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
“槛外山光，窗中云影”，这里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
那女人不是诗人，她不是来寻诗的。她是一个没有半点诗意的女人。她到这里来，是因为痛苦。
也许她不知道，正是置身于这个知识汇聚的海洋里，在这诗人们以为是仙境的环境里，才有了她的痛苦。
她叫聂元梓。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十七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虽然在战争年代里她也学习文化知识，但前年走进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现在成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但是她并不因为成了名校的领导而感到满足，恰恰相反，她不在乎名校不名校，只在乎能干更大的革命事业。她总觉得自己不得志。比她后进入延安的，比她后入党的，现在有更大的成就。
她嫌这个池子太浅，地盘太小，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别人又嫌她缺少必备的专业素质。在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她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她在学校里自然得不到重用。特别是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陆平提拔了其他有专业知识的女干部，使她更感到自己是受到了排挤，而且她觉得校长的做法很右倾，只注重业务知识。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在北大未名湖畔，徘徊着一个女人的身影。她四十三、四岁年纪，身材颀长，戴着副玳瑁眼镜。她的五官端正，只是脸色苍白，神情显得非常憔悴。
北京大学和颐和园和圆明园旧址相毗邻，在明清两代曾是皇家的“赐园”。山水相依，翠瓦红门，林木苍郁，而这里的湖光塔影，又是北大最美的一景。百年北大 英才辈出，有一首诗曾一度在北大流行：“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
“槛外山光，窗中云影”，这里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
那女人不是诗人，她不是来寻诗的。她是一个没有半点诗意的女人。她到这里来，是因为痛苦。
也许她不知道，正是置身于这个知识汇聚的海洋里，在这诗人们以为是仙境的环境里，才有了她的痛苦。
她叫聂元梓。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十七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虽然在战争年代里她也学习文化知识，但前年走进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现在成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但是她并不因为成了名校的领导而感到满足，恰恰相反，她不在乎名校不名校，只在乎能干更大的革命事业。她总觉得自己不得志。比她后进入延安的，比她后入党的，现在有更大的成就。
她嫌这个池子太浅，地盘太小，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别人又嫌她缺少必备的专业素质。在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她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她在学校里自然得不到重用。特别是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陆平提拔了其他有专业知识的女干部，使她更感到自己是受到了排挤，而且她觉得校长的做法很右倾，只注重业务知识。
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她对学校工作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有说陆平结党营私，用人唯亲，用他当过副部长的铁道部带来的人组成领导小核心，又说学校教育没有抓阶级斗争这根纲，譬如中文系讲《红楼梦》，“不是批判地讲，而是顺着作品讲，结果讲完课，学生们学林黛玉，学贾宝玉，对这些封建时代的人物很欣赏”。
张盘石把她的意见写到报告里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书记处看了报告认为北大的问题严重，认为可以作为搞“社教”运动的试点，从而取得社教运动经验向全国各高校推广。于是书记处又组织庞大的工作队进驻北大，成员都是各省市委的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工作队进居学校后，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工作队把学校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过程中，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得很积极。一批青年教师在她的带动下，也积极参加了批判中。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以为工作队是错的，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佩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北京市委的行动未能奏效。于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彭真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三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
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进行了批判，让他们写检讨。
聂元梓在湖边徘徊着。她觉得她没有错，她是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革命干部，她认定陆平执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她再受不了压制了，她向组织申请后决定一走了之，到怀柔下乡去，也许就在那里做一个地方官，永远不再回北大，虽然她觉得对一个革命干部来说，这样有点逃避斗争的嫌疑，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风范。
她推起了靠在树干上的自行车，往校园外骑。高大的常青树和湛绿的湖水在她两边往后闪。她在心里说：“再见了，未名湖！”她心里有种苦涩。她是个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从小的革命经历，用她的话说使她练就了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流露感情是“小资情调”。她的婚姻也因为“革命”而非常不幸。
她的第一个丈夫吴宏毅是一个剧作家。五十年代吴宏毅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他听说康生夫妇莅临哈尔滨，便让聂元梓请康生过目剧本点拨点拨。谁知剧本一到康生的手里，康生竟铁面无情地给枪毙了。本来，长影已将此剧本列入拍摄计划，一听说康生枪毙，连忙原本奉还。吴宏毅也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级领导多次找聂元梓谈话，向她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要她同她的丈夫离婚，尽管她同吴宏毅感情一直很好，结婚已有十五年，已有了一女二子，但是她还是选择了走革命路向她丈夫离婚。
今年一月，她选择了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中监委常委吴某为夫,她对他虽然没有感情，但她觉得对方是个革命老干部，她能组织革命家庭。而且对她的革命事业也有帮助。虽然僵尸一样的婚姻也让她痛苦，但她会把痛苦降到最低限度。
她骑到教学园区时，一辆轿车在她面前戛然而止，从车里走出一个六十出头的女人来，凸颧骨，瘪嘴，但身上收拾得一丝不苟，穿着深色衣裤，非常利落。她向聂元梓招手。
“冯大姐！”聂元梓笑着叫道。
“冯大姐”是她在北大的化名。她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康生现在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曹轶欧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康办主任。
张盘石把她的意见写到报告里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书记处看了报告认为北大的问题严重，认为可以作为搞“社教”运动的试点，从而取得社教运动经验向全国各高校推广。于是书记处又组织庞大的工作队进驻北大，成员都是各省市委的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工作队进居学校后，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工作队把学校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过程中，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得很积极。一批青年教师在她的带动下，也积极参加了批判中。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以为工作队是错的，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佩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北京市委的行动未能奏效。于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彭真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三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
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进行了批判，让他们写检讨。
聂元梓在湖边徘徊着。她觉得她没有错，她是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革命干部，她认定陆平执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她再受不了压制了，她向组织申请后决定一走了之，到怀柔下乡去，也许就在那里做一个地方官，永远不再回北大，虽然她觉得对一个革命干部来说，这样有点逃避斗争的嫌疑，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风范。
她推起了靠在树干上的自行车，往校园外骑。高大的常青树和湛绿的湖水在她两边往后闪。她在心里说：“再见了，未名湖！”她心里有种苦涩。她是个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人。从小的革命经历，用她的话说使她练就了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流露感情是“小资情调”。她的婚姻也因为“革命”而非常不幸。
她的第一个丈夫吴宏毅是一个剧作家。五十年代吴宏毅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他听说康生夫妇莅临哈尔滨，便让聂元梓请康生过目剧本点拨点拨。谁知剧本一到康生的手里，康生竟铁面无情地给枪毙了。本来，长影已将此剧本列入拍摄计划，一听说康生枪毙，连忙原本奉还。吴宏毅也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级领导多次找聂元梓谈话，向她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要她同她的丈夫离婚，尽管她同吴宏毅感情一直很好，结婚已有十五年，已有了一女二子，但是她还是选择了走革命路向她丈夫离婚。
今年一月，她选择了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中监委常委吴某为夫,她对他虽然没有感情，但她觉得对方是个革命老干部，她能组织革命家庭。而且对她的革命事业也有帮助。虽然僵尸一样的婚姻也让她痛苦，但她会把痛苦降到最低限度。
她骑到教学园区时，一辆轿车在她面前戛然而止，从车里走出一个六十出头的女人来，凸颧骨，瘪嘴，但身上收拾得一丝不苟，穿着深色衣裤，非常利落。她向聂元梓招手。
“冯大姐！”聂元梓笑着叫道。
“冯大姐”是她在北大的化名。她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康生现在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曹轶欧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康办主任。
曹轶欧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工作，接着便做文书和内部交通工作，之后又到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那时，康生也从事地下工作，他和曹轶欧很合得来，两人各抛弃原配走到了一起。
结婚以后，由于有过相同的经历，他们更是感到志趣相投。他们两人的共同点是总是无缘故的提心吊胆，总觉得周围的人不可信，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觉得他们总想害自己，而他们自己总好象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的什么秘密，而只有把这些人整垮，把更多更大的权抓到手，自己才得以安全。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五一六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过的前几天，康生就把通知的精神透露给了他的妻子曹轶欧，同时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其妻子曹轶欧为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二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光明日报社一人。
这个调查组的任务是什么？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让他们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要他们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康生要按照毛泽东的指挥捧，冲锋在前，打响文化革命第一枪。
调查小组于５月１４日到北大，当天中午曹轶欧就接见了陆平，说是来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轶欧等没有住，他们住到了离校园两公里的西颐宾馆。他们两次约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鼓动他站出来揭发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问题。那姓陈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迂腐”得可爱，说是“北大的问题我有责任”。经过观察和调查，他们看中了聂元梓。
“想通了没有？”曹轶欧握着聂元梓的手说，“还打算下乡去吗？难道你甘心受屈，不同陆平他们的资产阶级路线斗了吗？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就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还是继续留在学校吧，这是一个革命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责的表现。我今天本来也要来找你的。我要来告诉你一个喜讯，今晚我们工作组要和你们党委一起传达一个中央文件。听了这个文件，你就不会走了！当然，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和你说过这个话。在文件未传达前都是国家机密。今晚传达后，你就知道大姐为什么劝你留下来了。”
聂元梓是北大党委委员。晚上，这个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像一个大喜炮，放到了她心坎上，既令她喜悦又令她震憾。彭真，这个实权只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后的人物，怎么说倒就倒了。他所领导的北京市委也倒了，陆平没有了靠山。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它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彭真受批判，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肯定是通知当中要批判和清洗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结婚以后，由于有过相同的经历，他们更是感到志趣相投。他们两人的共同点是总是无缘故的提心吊胆，总觉得周围的人不可信，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觉得他们总想害自己，而他们自己总好象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的什么秘密，而只有把这些人整垮，把更多更大的权抓到手，自己才得以安全。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五一六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过的前几天，康生就把通知的精神透露给了他的妻子曹轶欧，同时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其妻子曹轶欧为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二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光明日报社一人。
这个调查组的任务是什么？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让他们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要他们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康生要按照毛泽东的指挥捧，冲锋在前，打响文化革命第一枪。
调查小组于５月１４日到北大，当天中午曹轶欧就接见了陆平，说是来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轶欧等没有住，他们住到了离校园两公里的西颐宾馆。他们两次约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鼓动他站出来揭发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问题。那姓陈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迂腐”得可爱，说是“北大的问题我有责任”。经过观察和调查，他们看中了聂元梓。
“想通了没有？”曹轶欧握着聂元梓的手说，“还打算下乡去吗？难道你甘心受屈，不同陆平他们的资产阶级路线斗了吗？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就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还是继续留在学校吧，这是一个革命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责的表现。我今天本来也要来找你的。我要来告诉你一个喜讯，今晚我们工作组要和你们党委一起传达一个中央文件。听了这个文件，你就不会走了！当然，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和你说过这个话。在文件未传达前都是国家机密。今晚传达后，你就知道大姐为什么劝你留下来了。”
聂元梓是北大党委委员。晚上，这个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像一个大喜炮，放到了她心坎上，既令她喜悦又令她震憾。彭真，这个实权只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后的人物，怎么说倒就倒了。他所领导的北京市委也倒了，陆平没有了靠山。而且，“五一六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它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彭真受批判，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肯定是通知当中要批判和清洗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这一天，聂元梓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她不但可以出这口挨整的冤气了，而且要是像通知中说的，把陆平“清洗”出去，自己完全可以取而代之，我们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右派占领我们无产阶级的舞台，自己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她理应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拿起斗争的武器。
第二天起来，她看到天空一下变得比以前明亮了。她从来没有发觉北大的校园有这样美过，位于未名湖东南小丘上密檐砖塔样式的博雅塔，把倩影倒映在未名湖中，在蓝天中挺立着，巍然屹立。她觉得自己就像这塔一样不会倒下。湖山森森木，层楼幢幢影，她一早骑车到西颐宾馆，告诉“冯大姐”她决定不去下乡了。曹轶欧叫她多写报告，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天，“五一六通知”传达到了全校的党员中。
晚上，聂元梓找到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和哲学系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夏剑豸、高云鹏，讨论写报告的事。他们聚集在杨克明家的灯下。这些人都是在工作队到北大来时跟着聂元梓批判陆平后又受到批判的人。本来他们都伤了元气，变得心灰意懒，现在中央文件精神让他们沐浴到了春风雨露一样变得有了活力。
“我在受批判时，我已经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还是请田家英同志亲自转交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如石沉大海。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写一份报告，直接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聂元梓说。
“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杨克明说。
“这个主意不错。”聂元梓说，“我举双手赞成。写大字报，不仅是能让广大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可能比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还要管用。”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起来，她看到天空一下变得比以前明亮了。她从来没有发觉北大的校园有这样美过，位于未名湖东南小丘上密檐砖塔样式的博雅塔，把倩影倒映在未名湖中，在蓝天中挺立着，巍然屹立。她觉得自己就像这塔一样不会倒下。湖山森森木，层楼幢幢影，她一早骑车到西颐宾馆，告诉“冯大姐”她决定不去下乡了。曹轶欧叫她多写报告，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天，“五一六通知”传达到了全校的党员中。
晚上，聂元梓找到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和哲学系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夏剑豸、高云鹏，讨论写报告的事。他们聚集在杨克明家的灯下。这些人都是在工作队到北大来时跟着聂元梓批判陆平后又受到批判的人。本来他们都伤了元气，变得心灰意懒，现在中央文件精神让他们沐浴到了春风雨露一样变得有了活力。
“我在受批判时，我已经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还是请田家英同志亲自转交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如石沉大海。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写一份报告，直接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聂元梓说。
“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杨克明说。
“这个主意不错。”聂元梓说，“我举双手赞成。写大字报，不仅是能让广大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可能比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信还要管用。”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不过，还要请示一下冯大姐，问问她写大字报行不行。”聂元梓说。
他们打电话给曹轶欧的助手张恩慈，要求第二天见一下。张恩慈原来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也是以前工作队来时给批过陆平的，后来受到了批判，就主动调了出去。现在他算是跟着曹轶欧杀回来了。第二天，他们接到了张恩慈的电话，说冯大姐叫他们明天派两个代表过去。
第二天，聂元梓和杨克明去见曹轶欧。曹轶欧没有在她的住处会见他们，把会见的地址选在友谊宾馆二楼一个拐角的房间里，显得神秘兮兮的样子。曹轶欧问他们找她有什么事情。他们就说，他们想给陆平等领导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行不行？
“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曹轶欧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
晚上，聂元梓把大家召集到杨克明家。大家听到曹轶欧支持，非常高兴。大家讨论了一番，决定由杨克明根据讨论连夜写出修改稿来。第二天，聂元梓等把底稿拿到教师宿舍，在大字报后边加了一段话，加了三个口号，叫宋一秀用毛笔抄写出来。在宋一秀抄写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叫李醒尘的研究生进来，聂元梓对他讲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研究生很高兴。
抄完了字报，聂元梓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六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有事不在，是宋一秀代签的。
午休以后，他们就把大字报贴出去，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在这里，因为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到图书馆去，都要从那里经过。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等午休时间结束，大字报面前就围得了里三层，外三层。哲学系的领导、教师给他们的学校领导写了大字报，给全校师生看！师生们奔走相告，人们不断地涌向这里来读这张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５月８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 ，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４月１４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他们打电话给曹轶欧的助手张恩慈，要求第二天见一下。张恩慈原来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也是以前工作队来时给批过陆平的，后来受到了批判，就主动调了出去。现在他算是跟着曹轶欧杀回来了。第二天，他们接到了张恩慈的电话，说冯大姐叫他们明天派两个代表过去。
第二天，聂元梓和杨克明去见曹轶欧。曹轶欧没有在她的住处会见他们，把会见的地址选在友谊宾馆二楼一个拐角的房间里，显得神秘兮兮的样子。曹轶欧问他们找她有什么事情。他们就说，他们想给陆平等领导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行不行？
“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曹轶欧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
晚上，聂元梓把大家召集到杨克明家。大家听到曹轶欧支持，非常高兴。大家讨论了一番，决定由杨克明根据讨论连夜写出修改稿来。第二天，聂元梓等把底稿拿到教师宿舍，在大字报后边加了一段话，加了三个口号，叫宋一秀用毛笔抄写出来。在宋一秀抄写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叫李醒尘的研究生进来，聂元梓对他讲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研究生很高兴。
抄完了字报，聂元梓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六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有事不在，是宋一秀代签的。
午休以后，他们就把大字报贴出去，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在这里，因为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到图书馆去，都要从那里经过。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等午休时间结束，大字报面前就围得了里三层，外三层。哲学系的领导、教师给他们的学校领导写了大字报，给全校师生看！师生们奔走相告，人们不断地涌向这里来读这张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５月８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 ，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４月１４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