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仁慧 2015-09-12 12:53:34
徐向前此时体现了一个名将的高超指挥技巧，他命令红5军在会宁城外利用山头防守，不得后退一步，违者军法处置。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1军，红9军立即给与红5军团增援，调整个军防御体系，死守第二线阵地。
战局险恶，此时中共中央开始了著名的渡河犹豫决策。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深感形势恶劣，他们命令红四方面军红30军立即渡河，控制黄河西岸渡口。
此时在23日红30军已经试图从红咀子渡口渡河，16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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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2 13:03:35
我感觉张国焘将73%的部队用于西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另外27%的部队用于配合中央红军。这种做法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在国军急速进攻下勉强分兵的，因为中央军急速进攻前，张国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就是西路军若成功了，开辟了大量根据地，然后重新扩编到8万。而陕北的中央红军仍然两三万，不能发展很大。那么张国焘一边有4，31军牵制中央，一方面在外有8万大军。等中央军先对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动手，那么张国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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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西路军若成功了，开辟了大量根据地，然后重新扩编到8万。而陕北的中央红军仍然两三万，不能发展很大。那么张国焘一边有4，31军牵制中央，一方面在外有8万大军。等中央军先对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动手，那么张国焘也可以在此危机情况下上位（毛就是在遵义会议那种危机下上位的）。

但是前面文章分析，红军进入回族聚居区，就陷入了民族战争汪洋大海之中，故西路军注定是要失败的。

@zhaoyu1027 2015-09-07 11:20:23
按笔者理解，尽管要南下的西康高原冬季较寒冷，需要准备皮衣；但要北上的陕甘地区冬季同样寒冷，同样需准备皮衣。特意交代皮衣问题，似与南下问题无直接关系。而且即使想准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没有商埠，也很难筹集起右路军四万余人的皮衣。因此，国焘在这封短电中，特别询问皮衣是否备齐，就显得十分蹊跷。如大胆怀疑一下，这句皮衣询问是不是国焘与昌浩约好的暗号，一旦发出，昌浩便要由服从中央命令转为服从国焘命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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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2008 2015-10-23 15:29:18
密电已经证明是太祖的说辞！徐帅、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均否认密电！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做过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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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均否认密电！

他们又非知情者，说话有什么权威性？王年一研究存在方向性错误。毛主席不可能串通叶剑英伪造密电，合理的情况是，张国焘发出一封措辞含糊、让中央产生劫持联想的电报。毛主席在香烟纸上抄下电文，但等清算张国焘时又拿不出来。

@32333233 2015-10-23 16:41:18
楼主的文章十分精采。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楼主的文章看更新。
更重要的原因是，楼主字里行间浓烈的爱国情怀。此外，推论也同样精彩。
再问一下，在楼主的文章里，多次出现“五虎上将”之说，请问：这五虎上将分别是谁，排名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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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粟裕、刘伯承、彭德怀、徐向前。排名依据是军事指挥和训练部队的综合能力能力。

@zhaoyu1027 2015-09-07 11:20:23
按笔者理解，尽管要南下的西康高原冬季较寒冷，需要准备皮衣；但要北上的陕甘地区冬季同样寒冷，同样需准备皮衣。特意交代皮衣问题，似与南下问题无直接关系。而且即使想准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没有商埠，也很难筹集起右路军四万余人的皮衣。因此，国焘在这封短电中，特别询问皮衣是否备齐，就显得十分蹊跷。如大胆怀疑一下，这句皮衣询问是不是国焘与昌浩约好的暗号，一旦发出，昌浩便要由服从中央命令转为服从国焘命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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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2008 2015-10-23 15:29:18
密电已经证明是太祖的说辞！徐帅、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均否认密电！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做过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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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人 2015-10-23 19:45:59
有没有密电都不妨碍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实,都不能掩盖徐张率部违制南下的事实.徐张一部本来应该听从中央红军的,就像朱德刘伯承听从张国焘一样,但他们竟然是军阀做派忘记了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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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密电影响毛主席和叶帅的政治声誉，也不能马虎。

@zhaoyu1027 2015-09-07 11:20:23
按笔者理解，尽管要南下的西康高原冬季较寒冷，需要准备皮衣；但要北上的陕甘地区冬季同样寒冷，同样需准备皮衣。特意交代皮衣问题，似与南下问题无直接关系。而且即使想准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没有商埠，也很难筹集起右路军四万余人的皮衣。因此，国焘在这封短电中，特别询问皮衣是否备齐，就显得十分蹊跷。如大胆怀疑一下，这句皮衣询问是不是国焘与昌浩约好的暗号，一旦发出，昌浩便要由服从中央命令转为服从国焘命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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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2008 2015-10-23 15:29:18
密电已经证明是太祖的说辞！徐帅、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均否认密电！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做过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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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人 2015-10-23 19:45:59
有没有密电都不妨碍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实,都不能掩盖徐张率部违制南下的事实.徐张一部本来应该听从中央红军的,就像朱德刘伯承听从张国焘一样,但他们竟然是军阀做派忘记了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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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0-23 20:30:02
有没有密电影响毛主席和叶帅的政治声誉，也不能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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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人 2015-10-23 20:35:07
其实就徐以及李先念等四方面军将领不是听从党的命令而是只听张国焘一人的命令分裂红军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他们本人的辩解(包括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辩解)都不足为凭.
说电报没有证据了,俺还说党的一大决议没物证呢,影响事实认定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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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决议怎么没物证？陈公博在美博士论文的附件里就有一大决议。

4月3日拂晓前，8师率先进攻，一举拿下战场制高点歪头山。敌军竟出乎意料的软弱，闻风向后退却，但归路早被7、10两师断绝，并随即与莱芜战役中的国民党军一样，陷入混乱之中。战至下午，敌89师师部首先被歼，师长等主官被俘，群龙无首的残军纷纷缴枪投降。就这样，东民联仅以牺牲7人伤319人轻微代价，就全歼这四个团近8000人的敌军。但其实，敌军也只伤亡了300余人，其余7600余人都主动投降了。而令两路敌军看到这种局面，纷纷撤逃，第四次临江保卫战就此取得胜利。
东民联在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到5月初，东民联总兵力发展到了46万人，其中野战部队25万余人。与他们相抗衡的国民党军，尚有8个军23个师（旅）36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共48万人。不难看出，双方军力已经旗鼓相当。而东北国民党军在第四次临江保卫战中的无能表现，更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落了下风。
对此，老杜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赶紧致电老蒋，要求从关内再给东北派两个军来，最低限度也要把在华北的53军调回，并派副手郑洞国飞赴南京面陈。可由于南线兵力也已经捉襟见肘，故老蒋尽管没有意识到，东北、华北是吞没国民党军的巨大陷阱，仍出于本能决定留下足够兵力保护南京，坚决不同意继续增兵东北，要老杜“自力更生”。然而，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决定了连中共基本没有影响力的台湾都会暴动，要老杜在东北与中共争取民心，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就这样，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再也无力主动进攻，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直至一年半后彻底覆灭。
从1945年10月出关算起，东民联在一年半时间里，通过大量艰苦工作，才终于转弱为强。但在有些人看来，那只不过是东民联从苏联获得大量武器的结果。由于找不到东民联使用苏制武器的证据，这些人便说，苏联提供了缴获的鬼子关东军武器；并把所有二战中美国按租借法案提供给苏军的武器交给东民联，用以冒充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制武器；甚至还说，苏联把缴获的德军武器，也凿掉德语字母，当作美国武器提供给东民联。
那么真相如何呢？笔者认为，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中共就希望能得到苏联海运武器接济。十年后的1937年，又为了从新疆陆路拿到苏联武器，付出了西路军覆灭的惨重代价。可以说，中共盼苏联武器盼了快有二十年，过去因为根据地不跟苏联接壤，一直没能拿到武器援助。如今，东北解放区与苏联山水相连，水陆空交通畅通无阻，岂有不要武器之理？可希望苏联提供武器，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提供不提供武器的决定权不在中共，而在苏联那边。上一章曾分析过，老斯对中国革命前景并不看好，在中共主动放弃延安时，甚至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故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太可能向他们觉得很可能失败的东民联，大规模提供武器。
现有资料表明，苏联向已经成形的朝鲜人民军提供苏制武器，而金日成同意将朝鲜人民军替换下来的日制武器及弹药，无偿赠送给东民联。这批武器应该就是东民联在1947上半年以前，所接受到的苏联援助。当然，苏军没来得及收缴、散落于东北民间的关东军武器，也是该阶段东民联重要武器来源。而德惠攻坚战，东民联能集中的火炮只有80多门，一夜之间炮弹全部打光，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也证明苏联此时并未向东民联大规模提供武器（尤其是重武器）。至于辽沈战役中，强攻锦州的900余门火炮来源，应该是从1947下半年开始，老斯对中国革命未来看好，才陆续移交的日制武器。关于这些情况，将在以后陆续讲述。
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形势越是不妙，老蒋就越急于要在西北战场扳回颓势。青化砭战役后，宗南如果再让小部队单独行动，老蒋肯定会怀疑。于是，他不得不作“吸取教训”状，按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让几个旅联结在一起，携带干粮扫荡前进。国民党军按这一招，于3月26日占领延长，29日占领延川，31日占领清涧。使用这个方法尽管无法找到解放军主力，同时每日还有数十至百名士兵逃亡，但彭总却也找不到运动歼敌机会了。
为了破胡部武装大游行之局，晋冀鲁豫4纵（即陈谢部）及太岳军区遵照中央指示，决定集中5万余主力部队，在130多个民兵连支援下，举行晋南反攻。3月30日，陈、谢发布进击命令，之后，解放军于4月5日攻占翼城，6日攻占侯马，7日攻占重要工业城市新绛，累计消灭老西守军在5000以上。此外，太岳军区三分区部队在6日袭击运城机场，炸毁飞机3架，迫使宗南亲自飞来视察。
而胡部1、29两个军共9旅，又在4月1到3日从清涧向西，以瓦窑堡和永坪为目的地，进行了一次武装大游行。此后，晋南反攻开始，解放军关中分区（即囊形地带）游击兵团又于4日在小垣子地区，歼敌83旅一部，使得胡部指挥人员在继续扫荡陕北和抽兵增援晋南之间出现犹豫。号称不会打仗的宗南，乘机让整15师135旅留守瓦窑堡，而让其余8个旅于5日南下青化砭、蟠龙地区补充粮食再说。这就在不知不觉中，让一个旅脱离了武装游行集团，为日后送给解放军歼灭创造了条件。
不过，彭总这时也有些着急，他竟在4月6日组织部队，在永坪附近伏击行进间的敌29军。好在敌军急于补给，没有回头与西野决战，在损失600余人后继续南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宗南却从这次战斗中，找到了送货上门新方法。他利用指挥部形成的西野主力并未远离共识，装模作样用飞机、无线测向台等所谓先进技术进行侦查，得出西野主力在瓦窑堡西南的结论。据此，他让补充完粮食的8个旅，由青化砭、蟠龙向西北方向扫荡，以清涧的整24旅72团接替瓦窑堡防务，令135旅出瓦窑堡单独南下。美其名曰分进合击，其实是将135旅送入虎口。
而在胡部担任机要室副主任的宗南同乡戴中容，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大卧底身边的小卧底不止熊向晖一人）。他随即于4月11日，通过陇海铁路西安车站电台，将此情报直接报告正随昆仑纵队频繁转移的军委二局。主席前几天才告诉彭总，军委二局无法侦察，让他们就在蟠龙和瓦窑堡大道两侧隐蔽待机。收到这份重要情报后，他立刻于当日二十三时致电彭、习告之。彭总马上故伎重演，以1纵充当主力，运动于蟠龙以西，帮宗南圆谎。西野主力则隐伏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并根据135旅可能的行军路线，准备了三套方案。
4月12日，敌整1军5个旅从青化砭出发，整29军3个旅从蟠龙出发，先后北进。彭总立刻判断，135旅必走蟠瓦大道南下，遂决定执行第一套方案，在羊马河地区歼敌。13日，胡部主力8个旅向1纵发起进攻，1纵按彭总“每天让敌人前进五里至十里”指示，没有轻易放弃阵地。于是，宗南更有充分理由把1纵当成解放军主力了，并作为依据，急令135旅从已由72团接防的瓦窑堡南下，包抄1纵。

4月14日八时，敌135旅终于出动了。仅仅一小时后，他们就在羊马河地区的李家嘀一带，遭西野新4旅突击堵截。因为此处与整29军离得并不远，敌军尚不十分害怕，一面占领高地稳住阵脚，一面从蟠瓦大道东侧高地搜索前进。但很快，独4旅等部通过穿插，隔断了敌军前进之路。135旅这才知道中计，连忙想宗南求援。宗南倒也没有让其撤回瓦窑堡，而是令其固守等待主力救援。
然而，彭总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胡部主力在1纵阻击下，只有165旅一个团在十六时，进抵离羊马河地区还有五六里之处。而这时，135旅已经在新4旅、独4旅、教导旅、359旅合力打击下，全部覆灭。西野共歼敌4700余人，俘虏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全部军官，并缴获全部美械装备。值得一提的是，麦代旅长与其他国民党军官不同，他一被俘就表示要转向革命阵营，不仅很快当上了军事教员，到1950年还光荣入党，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羊马河战役是在一个极为狭小地区，把敌一个整旅分割出来加以消灭的典型战例。胡部官兵心理为此遭受极大打击，气焰一下子低落了许多。这次胜利固然与宗南巧妙送货有关（高级军官就此对胡指挥能力产生怀疑，却做梦也想不到，宗南会故意这么做），却也与陕北解放区人民支持解放军，严密封锁消息有关。而解放区百姓支持中共，与中共的土改运动，有着极大关系。
这时，既然国共已经彻底决裂，中共在农村发起的土改运动，也就不像决裂前那样克制，而逐渐过火了。由于主席率昆仑纵队转战陕北，主要任务是以个人充当十万大军，将胡宗南集团牢牢吸引在陕北，并在行军途中对各战略区作战方针进行指导。所以，主席没有时间领导土改运动，该项任务的领导权就交给了少奇。枣林沟会议后，少奇和老总率中央工委，于4月4日来到晋绥中央局所在地兴县。在这里，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先后与贺帅和晋绥中央局书记李井泉，及在兴县蔡家崖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的康生（毛岸英随同参加）等谈话，了解晋西北各方面工作，特别是土改工作的情况。少奇通过了解，逐渐对晋绥土改工作产生不满情绪，而对康生试点工作却给予高度肯定。
那么，康生的土改试点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仅概括一些要点。康生认为，郝家坡村农民90%土地，是通过购买从地主那里得来的，而不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地主失去的只是土地，仍拥有其余财产，不仅经济上没破产，而且政治地位也未受到打击。因此，一定要把地主财产尽数剥夺，使他们陷入赤贫境地。为了对付地主势必产生的殊死反抗，必须使用暴力，让贫农与地主坚决斗争，彻底撕破脸皮。至于那些已经破产的地主，仍被康生定性为“化形地主”，仍要通过斗争，深挖其所谓的“底财”。当然，那些人如真无底财，被逼不过而自杀，康生也根本不会怜悯。
实事求是地说，购买型土改没有造成农村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根本对立，确实对于调动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积极性的意义不大。所以，康生主张通过斗争解决土地问题，出发点没有错。但前面通过对抢救运动分析也可知道，康生其人是个迫害狂，斗争对象被整得越惨，他就越兴奋。他针对作为自己人的延安知识分子新党员尚且如此冷血，那对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也就更冷酷无情了。但相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土改其实只是手段，凡有利于革命胜利的，确实应该采用，而对革命胜利不利的，则应该加以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对已经破产的地主，往死里追子虚乌有的底财，其实是不给出路，而是把他们往国民党阵营里逼。
然而，与康生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晋冀鲁豫区一、二号领导在外打仗，区内主持土改运动的是三号人物薄一波，他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就已经在区内对地主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算。主要办法是把中农除外的土地全部打乱平分，有的地方平分的土地甚至包括中农在内。1946年秋后，他们更把地主扫地出门，重新全部分配其全部公开财产，而其地下埋藏的现金、衣物、器具等也全部追出，填补赤贫和贫农生活所缺。对多吃多占以及包庇地主，或替地主隐匿财产的干部和群众，也要追缴所有隐瞒包庇财产。对坚不交出的人，则用斗争方式加以解决。所有土地都按远近、好坏、水旱折合搭配，依全村人口土地比率，一律平均分配（跟改革开放时，分配责任承包地的做法十分类似）。遇到贫富村土地、财富悬殊很大，单独进行土改不易消灭赤贫的情况，则让富贫合村，富贫村联合斗争，共同分配果实。这样一来，连富农、中农也对生产失去兴趣，地方经济大受影响。
当然，康生作为酷吏，一波作为地方大员，缺乏全局观念尚情有可原。但身为全国土改工作最高领导、且肩负着在主席不测的时候领导中国革命历史重任的少奇，也对他们的极左做法高度评价。4月30日，他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一面尖锐批评晋察冀在贯彻“五四指示”过程中，犯了大革命后期陈总、谭平山那样的错误，一面大放厥词。
少奇大力推崇太行经验，表示“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对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干干净净。”如果地主敢于反抗，则“反攻的地主准许农民枪毙他，这就是政策，就是法律。杀他不是错误，不杀他才是错误。”他甚至说：“地主反攻，杀我们的人，他杀我100人，我就杀他1000人，消灭他们。不杀则不杀，杀就要杀干净，杀他全家。”到了这个时候，再“恩赐他（地主）一份，他才会感恩。”
为此，少奇明确建议晋察冀要学习晋冀鲁豫的做法，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底财，分土地，把地主扫地出门。不过，为避免地主殊死反抗，他也提出要“给地主留最后生活”。由于少奇政治领导艺术的不成熟，一场把地主、富农都推向国民党阵营的左倾过火土改运动，很快就要蔓延开来了。
而在此之前，撤回晋冀鲁豫解放区休整的刘邓军，已经恢复元气，又要有所作为了。延安保卫战打响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决定暂时不再南渡归故后的黄河，而将打击目标锁定于豫北国民党守军。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3月19日，刘、邓下达豫北反攻作战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有1（由原来1、7两个纵队合并而成）、2、3、6四个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两个军区的独立旅、基干团共60个团10万人，还有10万民兵配合。
3月23日，刘邓军正式行动。从29日开始，他们连续占领封丘、延津、阳武、原武等多个县城，国民党地方政府及部队望风逃跑。然而，29、30日两晚，解放军连续袭击平汉铁路的黄河大桥，都未能成功，故而通过炸桥切断国民党军主力向豫北增援道路的战略目标没能达成。于是，老蒋迅速把本拟调往山东战场的整9、66两师，通过黄河桥调往豫北增援。

@zhaoyu1027 2015-09-07 11:20:23
按笔者理解，尽管要南下的西康高原冬季较寒冷，需要准备皮衣；但要北上的陕甘地区冬季同样寒冷，同样需准备皮衣。特意交代皮衣问题，似与南下问题无直接关系。而且即使想准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没有商埠，也很难筹集起右路军四万余人的皮衣。因此，国焘在这封短电中，特别询问皮衣是否备齐，就显得十分蹊跷。如大胆怀疑一下，这句皮衣询问是不是国焘与昌浩约好的暗号，一旦发出，昌浩便要由服从中央命令转为服从国焘命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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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2008 2015-10-23 15:29:18
密电已经证明是太祖的说辞！徐帅、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均否认密电！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做过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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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人 2015-10-23 19:45:59
有没有密电都不妨碍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实,都不能掩盖徐张率部违制南下的事实.徐张一部本来应该听从中央红军的,就像朱德刘伯承听从张国焘一样,但他们竟然是军阀做派忘记了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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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0-23 20:30:02
有没有密电影响毛主席和叶帅的政治声誉，也不能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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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人 2015-10-23 20:35:07
其实就徐以及李先念等四方面军将领不是听从党的命令而是只听张国焘一人的命令分裂红军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他们本人的辩解(包括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辩解)都不足为凭.
说电报没有证据了,俺还说党的一大决议没物证呢,影响事实认定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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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0-24 00:03:04
一大决议怎么没物证？陈公博在美博士论文的附件里就有一大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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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人 2015-10-24 12:28:55
那个不是一大的决议文件,只是陈公博个人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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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陈公博回忆录《苦笑录》，而是他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记录了一大的文件。

@新昌仁慧 2015-09-12 13:11:05
关麟征和杜聿明的25师一路狂追，甚至孤军深入。后来国军最著名的将领杜聿明认为红军此时正在准备渡河，兵力分散，此处又是红军刚刚占领的地盘，地形地貌他们也不熟悉，不怕遭遇红军伏击。
25师一路紧追，连接击溃红军阻击，首先占领了靖远渡口，随后占领了中卫渡口，抢了个头功。蒋介石随后亲自发电报嘉奖关麟征和杜聿明，并且奖励给25师4万元奖金。其中蒋介石赞扬他们为树勋边疆，名垂丹史，通渭会战结束以后，杜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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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第一次和西路军的作战以惨败告终。

青马后来在阵地战中也不占优势，是靠拼消耗慢慢耗干西路军的。

@新昌仁慧 2015-09-12 13:21:29
红军这边也有一定的损失，大约有2000人，约是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而青马损失更大，伤亡4000人，连总指挥都被击毙。
但对红军尤其严重的是损失了大量的弹药，这对于之后作战有着极大的影响。
此时红军虚晃一枪改变行军方向，乘着青马主力败退下去的机会，突袭占领了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古浪城。
此时西宁的马步芳得知前敌总指挥马廷祥阵亡，古浪城丢失以后，也深感震惊。青马号称从建军以来从没打过败仗，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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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2万多人仅有各种枪械约8000支，对于一支没有大量多人操作武器的部队来说，步枪装备数至少要超过三分之二，但西路军的步枪装备大约是三分之一，也就相当于两到三个战士中只有一个可以作战，这是相当不好的。

草地会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人，以后不断有战斗减员及少量逃亡，但减员不减武器，应该战士拥有步枪比例越来越高才对（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的部队一人要背两三支步枪，以致于毛主席可以拿枪结交袁文才、王佐），为什么此时西路军步枪拥有量还这么低？

@新昌仁慧 2015-09-12 13:26:57
古浪是河西走廊的东端门户，也是该地区的交通要冲，东向兰州，西去武威，南走西宁的重镇。古浪南北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路，是青马必须控制的地域。
本来青马放重兵防守古浪，但因为一条山战斗不利，青马调动古浪的主力南下增援去了。结果古浪仅有1个团防御，很快被红9军攻陷。
徐向前此时最明白兵贵神速的道理，西路军实力相对青马弱了很多倍，必须迅速西进，摆脱青马的追击。当时徐向前的战略是，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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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向前的战略是，以古浪作为诱饵，由红9军驻守，他们负责吸引青马主力围攻古浪。而西路军却迅速将30军和红5军趁虚西进，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随即调动红9军放弃古浪，在红30军的接应下一同西进，继续攻打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地，占领河西走廊的中部。

红9军既然是诱饵，还会有好结果？这个徐向前的战略是不懂军事的人杜撰出来的。

第七十四章丢失两段，只好重发一遍。

第七十四章 昆仑纵队
1947年3月20日，新华社通过流动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宣布：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这个声明使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政治成果大打折扣，老蒋为维持政治成果，就必须继续追击中央，或将他们捕杀或将他们赶出陕北才行。但国民党军并不掌握中共中央的去处，在他们看来，中央应该与解放军大部队在一起，以求得到必要保护，便加紧寻找西北野战军（简称西野）主力。但由于胡宗南把前进指挥所从宜川搬到延安，需要拿出五个整编旅兵力，守备延安及以南交通线，国民党军就只有十个整编旅用于机动进攻了。
彭总当然想将敌军这十个旅拆散歼灭，故令1纵向安塞以北集结，并以其一个营与敌保持接触，以便将其引向该方向。宗南果然于3月20日，力排参谋们关于解放军主力往东北方向撤退的众议，令整1军军长董钊率整1、91两师共五个整编旅兵力，北上安塞企图围歼所谓的西野主力。如果仅按此部署，国民党军最多只是上当受骗，白跑一趟而已。但宗南哪肯满足于此？他又于21日，令整27师31旅（欠91团）出延安，单独经金盆湾向东北方向的青化砭方向推进，理由竟是策应董钊主力侧翼安全。
安塞和青化砭是两个方向，两地直线距离有二三十公里，且有沟壑阻隔，大部队无法直接通行，整31旅即使受到攻击，对主力也没什么预警作用。反过来，主力由于兵力雄厚，也根本不怕解放军突袭。所以，所谓掩护主力侧翼说法，简直就是伪命题，宗南真实意图无非是送货上门。而彭总也确实在青化砭一带，集中了2纵、教导旅、新4旅，张网以待。
然而，两路敌军出发后，都比较谨慎。其中，按计划要在3月24日到达青化砭的31旅，在拐峁补给粮食，并未行动。这就让已经埋伏在青化砭的西野主力，白等一天，产生了守株待兔不可靠的感觉。更麻烦的是董钊所率主力，已于当天占领安塞，并未发现解放军主力。这样，31旅旅长李纪云就有了严重危机感，不愿继续前进。关键时刻，彭总坚定认为，敌军一定会来，便做通部队思想工作，继续埋伏。而宗南则里应外合，去电斥责李某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强迫该部于25日前出青化砭。
敌31旅只有两个团不到3000人，进入伏击圈后，遇到红军时代就打惯伏击战的彭总，等于羊入虎口。从3月25日十时战斗打响算起，西野只用不到两小时，就全歼敌军，将李纪云以下主要军官全部俘虏，而自身仅伤亡265人（当然，敌军也只伤亡数百人，绝大部分都是健康被俘的）。这让其他各部敌军想增援也来不及。这场胜利恰逢一场及时雨，给严重缺乏弹药的西野，送来了30万发子弹。宗南自我评价不善于指挥作战，但这次战斗却反映出，他很善于指挥作战，特地把一个旅拆掉一个团，送入实力有限的西野伏击圈，既让他们吃饱，又确保不会消化不良，绝对是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青化砭战役的胜利，在军事上为中央留在陕北提供了可能性。为此，中央于3月29日晚到30日，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分为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和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工委)两部分。前委由主席、总理、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组成，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工委由少奇（书记）、老总（副书记）、董老等组成，常委中除董老外，还有彭真、康生、陈伯达三人，伍云甫为秘书长。他们将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从事中央委托的工作。而在会议前一天，还成立了中央后方委员会，以叶帅为书记，尚昆为副书记和后方支队司令，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负责疏散走的中央机关后方保障工作。
主席如此人事安排，是有深刻用意的。他把总理和弼时这两位资历及与苏联关系都比少奇要深的书记处书记，都留在自己身边，有要死一起死的意思。这样的话，一旦前委意外集体遇难，就无人能同少奇竞争最高领导，而老总正好成为少奇的军事助手。刘、朱搭档虽未必能有主席的雄才伟略，难以夺取全国政权，但同心协力打退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北半个中国尚有有把握。当然，万一少奇、老总的第二中央也出事了，还有后手。由派往东北的政治局委员陈云、洛甫主持党务，林总主持军务，还可以形成最后一套领导班子。只是那样的话，中共残余势力只能局限于东北一隅之地了。
当然，这只是最坏情况，现实还是很乐观的。3月31日，也就是会后第二天，中央工委从陕北出发，来到晋绥解放区。他们没有在这里长期停留，继续东进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最后在河北省平山县驻留，开始工作。而前委为便于行动，将所有机关人员编成四个大队，由四个半连警卫部队保护，开始了转战陕北历程。这支部队代号是“三支队”，随着形势好转，又有了一个诗意化的名字：昆仑纵队。昆仑纵队由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主要领导都用化名。主席化名李得胜，寓意理应得胜，他两个女儿姓氏便来自于此。总理化名胡必成，寓意胡公（他曾留长胡须，人称胡公）必定成功。弼时化名史林，定一化名郑位，分别是司令、政委的谐音。
就在这时，东北国民党军对南满临江地区的第四次进攻也开始了。经受了北满东民联三下江南打击以后，老杜清醒意识到，国民军在东北战场上，马上就要由强转弱了。他认为，只有消灭掉临江解放区，把南满变成稳固的国统区，只在一条战线上与东民联作战，才有可能挽救颓势。为此，他乘松花江即将化冻，北满部队渡江困难之际，集中5个军、9个师、20个团的空前雄厚兵力，为实现先南后北方针，进行最后一次努力。
如果老杜学学关内国民党军打法，把这20个团集中起来，搞武装大游行。那么，尽管无法寻找东民联南满部队决战，但要解通化之围并蹂躏整个临江解放区，逼得南满部队转往外线游击，成为没有根据地的流寇，还大有希望。可他计不出此，又将部队分成南、北、中三路，每路4到7个团不等，延续了分进合击老战法。但这种打法不要说对付不了以运动战见长的东民联，就是倒退三百年，对付萨尔浒战役中的努尔哈赤，也是臭棋一招。
萧劲光等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经分析认为，敌军20个团看似强大，但只有南路新22师两个团和中路13军四个团战斗力比较强，其余不是已被打成残废，就是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只要消灭这两路敌军中的一部，就可以粉碎敌军第四次进攻。因此他们决定，集中7、8、10三个师，歼击敌中路13军四个团。
3月29日，老杜下令开始进攻。4月1日，敌中路13军89师及54师162团接近红石镇。劲光再派29团接近该敌，查明其实力以后，便下令部队于黄昏后撤出战斗，以便诱敌深入。敌军果然上当，于2日追到三浦源西南的歪头山。东民联8师在三浦源迎战，7师秘密迂回敌侧后兰山，10师断绝红石镇敌后路，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4月3日拂晓前，8师率先进攻，一举拿下战场制高点歪头山。敌军竟出乎意料的软弱，闻风向后退却，但归路早被7、10两师断绝，并随即与莱芜战役中的国民党军一样，陷入混乱之中。战至下午，敌89师师部首先被歼，师长等主官被俘，群龙无首的残军纷纷缴枪投降。就这样，东民联仅以牺牲7人伤319人轻微代价，就全歼这四个团近8000人的敌军。但其实，敌军也只伤亡了300余人，其余7600余人都主动投降了。而令两路敌军看到这种局面，纷纷撤逃，第四次临江保卫战就此取得胜利。
东民联在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到5月初，东民联总兵力发展到了46万人，其中野战部队25万余人。与他们相抗衡的国民党军，尚有8个军23个师（旅）36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共48万人。不难看出，双方军力已经旗鼓相当。而东北国民党军在第四次临江保卫战中的无能表现，更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落了下风。
对此，老杜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赶紧致电老蒋，要求从关内再给东北派两个军来，最低限度也要把在华北的53军调回，并派副手郑洞国飞赴南京面陈。可由于南线兵力也已经捉襟见肘，故老蒋尽管没有意识到，东北、华北是吞没国民党军的巨大陷阱，仍出于本能决定留下足够兵力保护南京，坚决不同意继续增兵东北，要老杜“自力更生”。然而，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决定了连中共基本没有影响力的台湾都会暴动，要老杜在东北与中共争取民心，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就这样，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再也无力主动进攻，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直至一年半后彻底覆灭。
从1945年10月出关算起，东民联在一年半时间里，通过大量艰苦工作，才终于转弱为强。但在有些人看来，那只不过是东民联从苏联获得大量武器的结果。由于找不到东民联使用苏制武器的证据，这些人便说，苏联提供了缴获的鬼子关东军武器；并把所有二战中美国按租借法案提供给苏军的武器交给东民联，用以冒充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制武器；甚至还说，苏联把缴获的德军武器，也凿掉德语字母，当作美国武器提供给东民联。
那么真相如何呢？笔者认为，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中共就希望能得到苏联海运武器接济。十年后的1937年，又为了从新疆陆路拿到苏联武器，付出了西路军覆灭的惨重代价。可以说，中共盼苏联武器盼了快有二十年，过去因为根据地不跟苏联接壤，一直没能拿到武器援助。如今，东北解放区与苏联山水相连，水陆空交通畅通无阻，岂有不要武器之理？可希望苏联提供武器，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提供不提供武器的决定权不在中共，而在苏联那边。上一章曾分析过，老斯对中国革命前景并不看好，在中共主动放弃延安时，甚至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故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太可能向他们觉得很可能失败的东民联，大规模提供武器。
现有资料表明，苏联向已经成形的朝鲜人民军提供苏制武器，而金日成同意将朝鲜人民军替换下来的日制武器及弹药，无偿赠送给东民联。这批武器应该就是东民联在1947上半年以前，所接受到的苏联援助。当然，苏军没来得及收缴、散落于东北民间的关东军武器，也是该阶段东民联重要武器来源。而德惠攻坚战，东民联能集中的火炮只有80多门，一夜之间炮弹全部打光，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也证明苏联此时并未向东民联大规模提供武器（尤其是重武器）。至于辽沈战役中，强攻锦州的900余门火炮来源，应该是从1947下半年开始，老斯对中国革命未来看好，才陆续移交的日制武器。关于这些情况，将在以后陆续讲述。
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形势越是不妙，老蒋就越急于要在西北战场扳回颓势。青化砭战役后，宗南如果再让小部队单独行动，老蒋肯定会怀疑。于是，他不得不作“吸取教训”状，按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让几个旅联结在一起，携带干粮扫荡前进。国民党军按这一招，于3月26日占领延长，29日占领延川，31日占领清涧。使用这个方法尽管无法找到解放军主力，同时每日还有数十至百名士兵逃亡，但彭总却也找不到运动歼敌机会了。
为了破胡部武装大游行之局，晋冀鲁豫4纵（即陈谢部）及太岳军区遵照中央指示，决定集中5万余主力部队，在130多个民兵连支援下，举行晋南反攻。3月30日，陈、谢发布进击命令，之后，解放军于4月5日攻占翼城，6日攻占侯马，7日攻占重要工业城市新绛，累计消灭老西守军在5000以上。此外，太岳军区三分区部队在6日袭击运城机场，炸毁飞机3架，迫使宗南亲自飞来视察。
而胡部1、29两个军共9旅，又在4月1到3日从清涧向西，以瓦窑堡和永坪为目的地，进行了一次武装大游行。此后，晋南反攻开始，解放军关中分区（即囊形地带）游击兵团又于4日在小垣子地区，歼敌83旅一部，使得胡部指挥人员在继续扫荡陕北和抽兵增援晋南之间出现犹豫。号称不会打仗的宗南，乘机让整15师135旅留守瓦窑堡，而让其余8个旅于5日南下青化砭、蟠龙地区补充粮食再说。这就在不知不觉中，让一个旅脱离了武装游行集团，为日后送给解放军歼灭创造了条件。
不过，彭总这时也有些着急，他竟在4月6日组织部队，在永坪附近伏击行进间的敌29军。好在敌军急于补给，没有回头与西野决战，在损失600余人后继续南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宗南却从这次战斗中，找到了送货上门新方法。他利用指挥部形成的西野主力并未远离共识，装模作样用飞机、无线测向台等所谓先进技术进行侦查，得出西野主力在瓦窑堡西南的结论。据此，他让补充完粮食的8个旅，由青化砭、蟠龙向西北方向扫荡，以清涧的整24旅72团接替瓦窑堡防务，令135旅出瓦窑堡单独南下。美其名曰分进合击，其实是将135旅送入虎口。
而在胡部担任机要室副主任的宗南同乡戴中容，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大卧底身边的小卧底不止熊向晖一人）。他随即于4月11日，通过陇海铁路西安车站电台，将此情报直接报告正随昆仑纵队频繁转移的军委二局。主席前几天才告诉彭总，军委二局无法侦察，让他们就在蟠龙和瓦窑堡大道两侧隐蔽待机。收到这份重要情报后，他立刻于当日二十三时致电彭、习告之。彭总马上故伎重演，以1纵充当主力，运动于蟠龙以西，帮宗南圆谎。西野主力则隐伏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并根据135旅可能的行军路线，准备了三套方案。
4月12日，敌整1军5个旅从青化砭出发，整29军3个旅从蟠龙出发，先后北进。彭总立刻判断，135旅必走蟠瓦大道南下，遂决定执行第一套方案，在羊马河地区歼敌。13日，胡部主力8个旅向1纵发起进攻，1纵按彭总“每天让敌人前进五里至十里”指示，没有轻易放弃阵地。于是，宗南更有充分理由把1纵当成解放军主力了，并作为依据，急令135旅从已由72团接防的瓦窑堡南下，包抄1纵。

4月14日八时，敌135旅终于出动了。仅仅一小时后，他们就在羊马河地区的李家嘀一带，遭西野新4旅突击堵截。因为此处与整29军离得并不远，敌军尚不十分害怕，一面占领高地稳住阵脚，一面从蟠瓦大道东侧高地搜索前进。但很快，独4旅等部通过穿插，隔断了敌军前进之路。135旅这才知道中计，连忙想宗南求援。宗南倒也没有让其撤回瓦窑堡，而是令其固守等待主力救援。
然而，彭总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胡部主力在1纵阻击下，只有165旅一个团在十六时，进抵离羊马河地区还有五六里之处。而这时，135旅已经在新4旅、独4旅、教导旅、359旅合力打击下，全部覆灭。西野共歼敌4700余人，俘虏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全部军官，并缴获全部美械装备。值得一提的是，麦代旅长与其他国民党军官不同，他一被俘就表示要转向革命阵营，不仅很快当上了军事教员，到1950年还光荣入党，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羊马河战役是在一个极为狭小地区，把敌一个整旅分割出来加以消灭的典型战例。胡部官兵心理为此遭受极大打击，气焰一下子低落了许多。这次胜利固然与宗南巧妙送货有关（高级军官就此对胡指挥能力产生怀疑，却做梦也想不到，宗南会故意这么做），却也与陕北解放区人民支持解放军，严密封锁消息有关。而解放区百姓支持中共，与中共的土改运动，有着极大关系。
这时，既然国共已经彻底决裂，中共在农村发起的土改运动，也就不像决裂前那样克制，而逐渐过火了。由于主席率昆仑纵队转战陕北，主要任务是以个人充当十万大军，将胡宗南集团牢牢吸引在陕北，并在行军途中对各战略区作战方针进行指导。所以，主席没有时间领导土改运动，该项任务的领导权就交给了少奇。枣林沟会议后，少奇和老总率中央工委，于4月4日来到晋绥中央局所在地兴县。在这里，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先后与贺帅和晋绥中央局书记李井泉，及在兴县蔡家崖郝家坡村进行土改试点的康生（毛岸英随同参加）等谈话，了解晋西北各方面工作，特别是土改工作的情况。少奇通过了解，逐渐对晋绥土改工作产生不满情绪，而对康生试点工作却给予高度肯定。
那么，康生的土改试点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仅概括一些要点。康生认为，郝家坡村农民90%土地，是通过购买从地主那里得来的，而不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地主失去的只是土地，仍拥有其余财产，不仅经济上没破产，而且政治地位也未受到打击。因此，一定要把地主财产尽数剥夺，使他们陷入赤贫境地。为了对付地主势必产生的殊死反抗，必须使用暴力，让贫农与地主坚决斗争，彻底撕破脸皮。至于那些已经破产的地主，仍被康生定性为“化形地主”，仍要通过斗争，深挖其所谓的“底财”。当然，那些人如真无底财，被逼不过而自杀，康生也根本不会怜悯。
实事求是地说，购买型土改没有造成农村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根本对立，确实对于调动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积极性的意义不大。所以，康生主张通过斗争解决土地问题，出发点没有错。但前面通过对抢救运动分析也可知道，康生其人是个迫害狂，斗争对象被整得越惨，他就越兴奋。他针对作为自己人的延安知识分子新党员尚且如此冷血，那对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也就更冷酷无情了。但相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土改其实只是手段，凡有利于革命胜利的，确实应该采用，而对革命胜利不利的，则应该加以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对已经破产的地主，往死里追子虚乌有的底财，其实是不给出路，而是把他们往国民党阵营里逼。
然而，与康生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晋冀鲁豫区一、二号领导在外打仗，区内主持土改运动的是三号人物薄一波，他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就已经在区内对地主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算。主要办法是把中农除外的土地全部打乱平分，有的地方平分的土地甚至包括中农在内。1946年秋后，他们更把地主扫地出门，重新全部分配其全部公开财产，而其地下埋藏的现金、衣物、器具等也全部追出，填补赤贫和贫农生活所缺。对多吃多占以及包庇地主，或替地主隐匿财产的干部和群众，也要追缴所有隐瞒包庇财产。对坚不交出的人，则用斗争方式加以解决。所有土地都按远近、好坏、水旱折合搭配，依全村人口土地比率，一律平均分配（跟改革开放时，分配责任承包地的做法十分类似）。遇到贫富村土地、财富悬殊很大，单独进行土改不易消灭赤贫的情况，则让富贫合村，富贫村联合斗争，共同分配果实。这样一来，连富农、中农也对生产失去兴趣，地方经济大受影响。
当然，康生作为酷吏，一波作为地方大员，缺乏全局观念尚情有可原。但身为全国土改工作最高领导、且肩负着在主席不测的时候领导中国革命历史重任的少奇，也对他们的极左做法高度评价。4月30日，他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一面尖锐批评晋察冀在贯彻“五四指示”过程中，犯了大革命后期陈总、谭平山那样的错误，一面大放厥词。
少奇大力推崇太行经验，表示“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对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干干净净。”如果地主敢于反抗，则“反攻的地主准许农民枪毙他，这就是政策，就是法律。杀他不是错误，不杀他才是错误。”他甚至说：“地主反攻，杀我们的人，他杀我100人，我就杀他1000人，消灭他们。不杀则不杀，杀就要杀干净，杀他全家。”到了这个时候，再“恩赐他（地主）一份，他才会感恩。”
为此，少奇明确建议晋察冀要学习晋冀鲁豫的做法，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底财，分土地，把地主扫地出门。不过，为避免地主殊死反抗，他也提出要“给地主留最后生活”。由于少奇政治领导艺术的不成熟，一场把地主、富农都推向国民党阵营的左倾过火土改运动，很快就要蔓延开来了。
而在此之前，撤回晋冀鲁豫解放区休整的刘邓军，已经恢复元气，又要有所作为了。延安保卫战打响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决定暂时不再南渡归故后的黄河，而将打击目标锁定于豫北国民党守军。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3月19日，刘、邓下达豫北反攻作战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有1（由原来1、7两个纵队合并而成）、2、3、6四个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两个军区的独立旅、基干团共60个团10万人，还有10万民兵配合。
3月23日，刘邓军正式行动。从29日开始，他们连续占领封丘、延津、阳武、原武等多个县城，国民党地方政府及部队望风逃跑。然而，29、30日两晚，解放军连续袭击平汉铁路的黄河大桥，都未能成功，故而通过炸桥切断国民党军主力向豫北增援道路的战略目标没能达成。于是，老蒋迅速把本拟调往山东战场的整9、66两师，通过黄河桥调往豫北增援。

面对复杂局面，小平主张唤醒潜伏在驻守汲县地区的敌整32师内地下党系统。这个地下党系统领导者是时任该师参谋长的王启明，经董老介绍，此时直接受小平领导。这位王同志从1929年4月入党起，就一直战斗在敌营之中，到这时正好已经十八年了（标准的“敌营十八年”）。他经过不懈努力，在整32师里建成了一个地下党组织网络，其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把423团团长刘荣宗也发展入党。小平认为，如果攻击该敌，他们极有可能率众起义。刘帅认可了这一方案。
4月1日晚，刘邓军开始进攻汲县，至2日晚，攻占东关和多出外围据点。但掌握兵权的刘荣宗，并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此时突然叛变，主动捕捉他所知道的地下党员。王启明被迫率唯一掌握的师部特工大队200余人，撤出敌营。由于整9、38、66三个整编师都已到达新乡，该处国民党军兵力已接近五个整编师，有了向汲县增援的实力，而刘邓军一部在4月1日攻取了濮阳。刘、邓最终决定撤离汲县，另觅战机，至此共歼敌5000余人。结束敌营十八年生涯的王启明，则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将领，五五授衔获少将军衔，最高职务是云南省副省长，2002年以93岁高龄善终。
刘邓军另觅的战机是，绕过新乡这个国民党军重兵囤聚之地，相机夺取新乡、安阳之间平汉路上的汤阴、淇县两城，以诱使王仲廉部从新乡出援，在野战中加以消灭。4月3日晚，刘邓各部急速北上，突袭淇县，仅用半个小时就攻而克之，歼敌1000余人。4日，解放军逼近安阳，5日，又围攻汤阴。战至10日，他们又相继攻下鹤壁、回隆、楚旺、宜沟等据点数十处，歼灭国民党河南三专署人民自卫军1、2、3总队共9000余人。
据守汤阴的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其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东陵大盗”孙殿英。此人盗宝后为逃避惩罚，曾对国民党高层上下打点，故虽当过汉奸，却照样能得到他们眷顾。此时，在郑州绥署主任老顾指挥下，王仲廉亲率整66师两个旅、40师（相当于旅）一个团和2快，在后面整32师两个旅策应下，于6日出新乡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救援汤阴，7日便重新夺回淇县，而这正中刘、邓下怀。9日晚，他们决定次日在大赉店、汤阴之间，夹击王仲廉部。
然而，解放军设伏情报被王仲廉掌握。4月10日，他率部在宜沟地区遭刘邓军一部阻击，损失了600余人和3辆坦克，便立刻向后退缩，于11日下午，回到淇河边的七星堡一带。见敌军不上钩，刘、邓改变策略，一面将主力撤离预定战场，让援敌放心；一面加紧进攻汤阴，让孙殿英求敌增援。果然，老顾在孙殿英哀求之下，又派绥署参谋长张世希去新乡，威逼王仲廉北上救援。王某无奈，于14日率整66师和整40、41两师各一部及2快共四个半旅，仍沿平汉路东侧北进。
这次，因为刘邓军不在预设阵地上，王仲廉找不到撤退借口，只能小心翼翼缓慢前行，4月15日才来到宜沟、屯子山地区。而刘、邓这次战略，就是先把敌军骗入预设战场，再从远距离调部队上来包抄。此时，他们令各主力从汤阴急行军南下，以一夜90余里的行军速度，赶往指定地点。16日，敌快2在前、整66师在后，继续向北行军，但两部之间有个六七里的间距。而这个间距立刻被刘帅抓住，急令在附近的太行军区独2旅插入。
战事发展至此，敌军当然知道解放军目的是什么了。快2也不再前进，回过头与整66师夹攻独2旅，企图将他们挤走后再会合。独2旅虽只是地方部队，但意志品质顽强，死战不退，不让两敌会合。战至下午，王仲廉又发现解放军主力已从四面八方赶来，连忙令快2、整66师撤退。整66师没什么问题，但快2正面挡着独2旅，只好向东绕道而行，黄昏时才退到宜沟以东的大小胡营。按兵贵神速原则，他们应该连夜继续撤退，但快2司令李守正一则因部队疲劳，二则大小胡营有预先修建的工事，遂决定在此宿营，次日再撤。
但已经没有机会了，就在当夜，刘邓军包围了快2，并立即发起进攻。快2配备坦克、重炮、汽车，本是一支进攻型部队。所以，他们能在2月间后发制人，一晚上救出被包围的国民党军五个旅，并与这五个旅协同作战，打败了当时处于强弩之末的刘邓军主力。但当他们困守村落，被迫进行近战时，所有优势都变成劣势，故仅坚持到次日拂晓，快2司令部便被消灭，李守正被俘后呼吁部下投降。结果，除了少量坦克、汽车突围逃跑，快2也步了年初快1在鲁南战场的后尘，成建制覆灭了。
其余北援敌军闻讯，立即仓皇南逃。刘、邓当然要乘胜追击，至4月19日，在卫河北岸歼灭敌整41师127旅379团，并歼整99师一部。但孙殿英还在不断呼救，29日，王仲廉第三次率部援救。5月1日，当其先头部队进至淇县以南三十里铺一带时，再遭解放军有力阻截。王某本来就是应付，见状迅速于当天下午逃回汲县。这样，汤阴的孙殿英部就已成瓮中之鳖，欲知解放军能否很快擒获这位“东陵大盗”，请看第七十五章《全线鏖战》。
在结束本章之前，想谈的是失败的整32师起义行动。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4月，各战场都有国民党军队起义，对解放军在战场上取胜助了一臂之力。但是，选择起义道路的国民党军，大多没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基本都在面临有被消灭危险可能之时，才会被迫走出这关键性一步。整32师参谋长王启明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假，但他发展入党的423团团长刘荣宗，却不是这样的人。当时，整32师在汲县有坚固防御体系，还没被歼危险，让这位刘团长火线起义并不现实。而如果到国民党军大势已去之时，连吴化文这样欠下八路军血债的前汉奸都抓紧时间起义，相信刘团长更将争先恐后。
退一步讲，就算能够策动整32师起义成功，也不过就是在局部战场上，瓦解掉国民党军一个战力不强的整编师（相当于战略决战时的军）而已。而如果把这类存在被中共控制重大可能的部队留而不歼，让其在战略决战时突然起义，则对照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们的作为，肯定能起到无与伦比的作用。所以，从小平这次作为来看，不得不承认此时他的政治、军事大局观都很幼稚。但小平吃一堑长一智，当廖运周任师长的85军110师积极要求起义时，他终于提出“要考虑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的正确观点，从而为在淮海战役中歼灭黄维兵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十五章 全线鏖战
早在1947年4月4日，围攻汤阴的解放军便开始拔除守敌外围阵地。通过层层剥笋，到5月1日，孙殿英部赖以依托的工事，就只剩下了一道城墙。下午，打退王仲廉援军的刘邓军主力抵达城下，用缴获的数十门重炮猛轰城墙，仅用20分钟，就在东北角轰开两个大缺口。孙部毕竟是已经存续二十多年的军阀集团，关键时刻，仍有“子弟兵”冒死企图封闭这两个大缺口。不过，子弟兵在勇敢程度终究比不过革命军，经过11次反扑，孙部终于不支。而西城墙也被助攻的解放军用炮打塌，汤阴城四面漏风，到2日上午被拿下。
此时，汤阴城外还有一个石庄在孙部控制下，孙殿英遂率卫队越城墙逃入，以图顽抗，结果当然是螳臂挡车，庄破人俘。至此，孙某以下9000多人全部被歼，这个“历史悠久”的军阀集团终于覆灭。而“东陵大盗”孙殿英本人，则因中共不愿让他敞开抽鸦片（开销太大），采取逐步减量法，最后罹患烟后痢，仅挨了几个月，便病死在河北武安战俘营。
刘邓军主要任务还是跨越黄河去外线作战，发起豫北战役，旨在清除晋冀鲁豫区内国民党军势力。故拿下汤阴后，他们又把进攻矛头对准区内最北边敌据点安阳。从4月4日起，刘邓军一部已拔除许多安阳城外围据点，主力到来后，又重点进攻城东坚固据点崔桥，并在5月6日一举攻拔，歼灭惯匪武装3000余人。守敌整40师惊恐，连连向王仲廉求援，但王某既然出兵援救汤阴受重创，那就更加无力从陆路出援更靠北的安阳了。好在安阳机场还控制在守军手里，王仲廉便让整40师留在新乡的一个团空运归建，算是援救过了，剩下的事就看守军能不能顶住。
5月9日，刘邓军主力对安阳发动全面进攻。但安阳守军除正规军外，还有3万多从周围解放区逃来的土匪地主武装，这些敌人血债累累，知道一旦被俘性命难保，故拼死作战，比正规军更加凶顽。刘邓军10万主力对5万敌军，并无绝对优势，且重武器有限，战至25日，仅歼敌6000余人。这时，主席已在酝酿让刘邓军南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刘邓军便停止对安阳进攻。豫北战役至此结束，刘邓军共歼敌45000余人（但除快2外，多为杂牌部队），解放了包括9座县城、300余里平汉铁路在内的东西200余里、南北300余里广大地区，基本实现出击外线前巩固内线的战略目标。
刘、邓此时理解的出击外线，还停留在此前在解放区边缘作战、最多小小越过陇海线一下的程度。但主席其实已经有了让他们脱离原来的根据地，去敌后大别山等地独立创设新根据地的想法。因此，主席希望刘邓军在走之前，能控制平汉路更多路段，以免走后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最后打通平汉路，使华北甚至东北国民党军都与南方连成一气。从这个意义上看，没能拿下安阳，属于一个隐患。
但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举行正太战役，使平汉线被敌打通可能性小了许多。3月31日，聂帅、萧克已就举行该次战役向中央军委报告。主席转战陕北之余，于4月2日复电批准，但要求提前进行并缩短时间，以便下月调杨得志指挥的2纵，去晋西北牵制傅作义部。聂帅立刻部署行动，9日凌晨一时，解放军向石家庄外围据点发起进攻。很快，2、3两纵分别攻占平乐、曹村，并对这两处守敌跟踪追击，于10日包围正定。10日这一天，4纵在11军分区配合下，也攻占了栾城。
正定作为国民党第3军驻扎的石家庄的外围据点，由3军7师一个团正规军及地方部队据守，城防工事比较坚固。但解放军准备比较充分，依靠猛烈炮火掩护，4月11日黄昏开始攻击，到次日晨八时，就全歼守敌。至此，解放军歼敌1万多人，肃清包括正定、栾城两个县城在内的据点90多处，还破袭了正太铁路石家庄到获鹿段，只有石家庄以南、平汉路上的重要据点元氏县城没能攻下。
面对解放军凌厉攻势，北平、保定国民党军因担心被围点打援，也跟王仲廉一样，空运一个团到石家庄，算作增援。其大部队则套用围魏救赵策略，以16、94军等部向大清河以东的冀中解放区大举进攻。至4月14日，敌军占领文安县胜芳镇（现属霸州市）。此外，敌军还以驻保定的53军（就是老杜要求调去东北的那个军）南下望都，企图吸引解放军北上。但聂帅不为所动，仅以地方部队与进攻之敌周旋，令主力于4月14日，由正定地区沿正太路西进，执行瘫痪正太路的二期作战计划。到17日，解放军又攻占获鹿、井陉两座县城和著名的井陉煤矿。
国民党军保定绥署见状，忙从冀中调回94军等部，与53军一起继续摆出南援架势。但他们也怕真的中计，在聂帅不为所动、仅以地方武装牵制的情况下，没有大举南下深入解放区。而聂帅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也在4月22日，得到了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来电的支持。之后，3纵于24日攻占著名的天险娘子关，28日攻占平定。2纵则于26日攻占孟县，随即迂回寿阳，将战火烧到了老西地盘。
老西在晋南已遭陈、谢部打击，现在见晋察冀部队又从东面打来，心里如何不慌？4月24日，他急调33军71师、暂46师共五个团，分别由太原和祁县东援。但其实，阎军在所有国民党军里面，最容易被忽悠。解放军只做了一个从阳泉、寿阳之间要点测石驿撤出的佯动，阎军就上当受骗，于25日一头奔入阳泉。见敌军上当，2、3两纵立刻行动，阻断了其退路，原在井陉的4纵也日夜兼程，很快就对阳泉形成合围。
敌33军此时最好对策应是死守阳泉，这样非但还有一半存活概率，而且还能守住阳泉这个战略要点，不让解放军在正太路上巩固下来。可老西这次在指挥上却犯了错误，竟同意33军于29日从阳泉西撤。但进来容易出去难，33军刚回到测石驿，就遭解放军阻击，西返不得。为了让老西进一步犯错，聂帅又在5月1日，令1纵一部切断正太路寿阳、太原段，令地方部队攻占太原东北方的王镇，虚张出进攻太原的声势来。
胆小的老西果然再上当，急令各处部队向太原收缩集中，以保根本。这些部队中包括已离开阳泉的33军本无可厚非，但让好好守在阳泉城里的暂编第10纵队也向太原集中，实在是不着调。5月2日，阎军在由鬼子改编的保安第5大队控制的狮脑山阵地掩护下，匆匆逃离阳泉，但没跑多远，就在赛鱼被解放军包围。解放军也不客气，当天就开入阳泉，次日继续向狮脑山的500多鬼子发动进攻。
鬼子兵在老西概念里，就是那种打仗不怕死的拼命三郎。因此，他刻意重金留用了一批本该遣送回国的鬼子兵，希望他们依然能像侵华扫荡时那样，面对解放军以一当十。但不懂哲学的老西失算了，鬼子兵在抗日战争时期肯当拼命三郎，是因为他们正做着霸占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迷梦。在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看来，只要“鬼子梦”能够成为现实，牺牲个人生命是件无上光荣之事。这种心态与中华民族爱国志士为独立自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把拥有爱国情怀的中共军队称之为“革命军”，而把做着称霸世界“鬼子梦”的鬼子叫做“反革命军”（前面所叙的安阳城里土匪地主武装，也具有反革命军的性质）而已。

然而，随着两颗原子弹在鬼子本土炸响，鬼子非但要把在九一八之后掠来的土地归还原主，而且，还须倒贴九一八之前就在版图内的朝鲜、台湾、库页岛南半部、南千岛群岛，琉球群岛则由美国委任托管，甚至连本土都处于美军占领之外。从此之后，他们只许老老实实，再也不能乱说乱动。试问，此时的鬼子兵哪还有什么“反革命理想”要去实现？他们之所以肯为老西扛枪打仗，无非是看在金钱面子上。一旦为钱打仗，鬼子兵属性就由原来最高层次的“反革命军”，直接跌落到了最低层次的“雇佣军”，连国民党军在抗战时能达到的、为保卫家乡而战的“子弟兵”这个中间层次都够不上。而这样的军队遇到生死关头，肯定是保命第一（没命也就没钱了），哪来什么战斗力？事实也确实如此，解放军5月3日上午刚进攻，鬼子兵就立刻派人求降，500多人在下午统统放下武器。
被包围测石驿、赛鱼两地的逃亡阎军闻讯更为恐慌，于4月4日拼命突围，结果被歼1万多人，但所有主官都随残部逃到太原南侧的榆次。解放军乘胜解放寿阳，直逼榆次城下，胜利结束了正太战役。纵观整场战役，晋察冀部队共歼敌人3.5万余人（包括冀中军区在定县以北地区歼灭由敌94军等部的1000余人），解放县城7座和井陉、阳泉、黄丹沟等重要煤矿，控制获鹿至榆次的正太铁路180余公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而国民党军据守的石家庄则成为孤岛。所付出的代价只是，让国民党军侵占了胜芳为中心的部分冀中解放区，暂时巩固了京津保三角地带。但这种土地交换对华北国民党军来说，内部苟安空间虽有所扩大，与外界联络却进一步窒息，局部有利整体危急，并不合算。
国民党军不合算的土地交换，还不止正太路一处。晋南反攻战发起后，陈谢部10旅在4月9、10、12日，相继占领河津、禹门口、荣河三地；23旅于8、10、15日，连续攻占稷山、万象、猗氏三城；地方部队则于9日解放浮山、绛县。期间最大战果由13、24旅取得，他们于14日黄昏，对坚固设防的曲沃城发起攻击，至次日七时，全歼敌3000守军，并抓获从各地逃来的12名敌县长。至此，陈谢部就乘胡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机，切断同蒲路，袭占晋南大部分县城，还消灭阎军12700余人，而自身仅损失1600余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国民党军主动拿比较富庶的晋南地区，与解放军交换了贫瘠的陕甘宁边区。
当然，这次交换还不彻底。因为以运城为核心的黄河拐弯地区，还在国民党军掌控之下。于是，主席在4月14日发出指示，要求陈谢部在攻占曲沃后，立刻率主力南下，扫清运城外围据点，如果可能则连运城一起拔掉，隔黄河威胁关中。宗南也显然知道，不救运城会引起上下人等不满，遂从陕中调来援兵整10旅。17日，走在该旅头前的28团，抵达猗氏西南10里的嵋阳镇，打算与运城的整85旅夹击猗氏。但没等两边敌军协调好，陈谢部就在21日，以11、24旅直扑嵋阳镇，仅一天时间就全歼敌28团。而敌整85旅因陈谢22旅在牛杜、丁果地区实施阻击，未能赶去救援。
敌28团单位不大，却在历史上充当过中山的警卫部队，装备不错名声很大。运城周边据点敌军闻讯恐慌，纷纷逃入运城。在此期间，北线部队在解放霍县、赵城后，只以一个旅监视临汾敌军，其余10、13两个旅也相继南下，占领闻喜、解县和垣等地。到4月25日，整个晋南地区除了运城、安邑、临汾三座孤城外，全部获得解放。在陕北转战中的主席闻讯大喜，于26日进一步作出指示，由陈谢部负责拔掉运城这个孤点，太岳军区则北上打通与吕梁军区联系。
4月28日，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率军区两个旅及一分区部队，不顾疲劳北上吕梁地区，协同当地部队，相继攻占乡宁、大宁、汾城、蒲县、襄陵等城，使太岳和吕梁两个解放区连成一体。而陈谢部则于5月1日开始进攻运城，并于4日中午攻占机场，全歼守敌青年军206师2旅8团共1100余人。
说到青年军，就不能不提来历，它是老蒋在抗战末期建立起来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其开端于1943年，当时为补充驻印军（即新1、6军这两大主力）的汽车、炮兵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人员，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去印度。而到1944年鬼子打通大陆交通线后，老蒋被敌气势所震慑，一度打算迁都西康。为了增加去西康后的各方面人才储备，以便接收需要一定技能才能使用的美式装备，他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连儿子小蒋也居委员之列。
小蒋在苏联生活多年，懂得政治工作是一切生命线的道理，遂以委员身份，用知识青年喜闻乐见的方法，青年军中开展政治工作。他首先大搞文体活动，使政工干部与知识士兵打成一片，然后乘机了解知识士兵的思想情况。再根据他们思想状况，从每班士兵中精挑细选出一到二名积极分子，组成全团“小组长训练班”。他们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任学习小组长。而师政治部也在每排士兵中如法炮制，培养出基层干部，回连协助连训导员搞文体活动。
小蒋这套从联共（布）那里学来的办法卓有成效，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积极分子，后来大多数都成了青年军骨干战士。不过，随着抗战胜利结束，青年军作战对象发生改变，很多愿意抗日献身但不愿与中共为敌的知识战士强烈要求复员。老蒋无奈之下，成立复员管理处，让陈诚挂名任处长，实际由副处长小蒋（管理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小蒋任局长）负责复员事宜。1946年6月3日，正式让第一批青年军官兵复员（该日被定为“复员节”）。当然，小蒋并没有对这些复员军人放任不管，而是以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并创办《曙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把在各地上学和就业的他们牢牢团结在一起，有些人成为小蒋日后在台执政的重要政治干部和权力基础。
而自愿留下的人就等于沙里淘金，成了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效忠的骨干分子。老蒋同时又于1946年7月，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参军。这次被动员对象都清楚，作战对象就是解放军，故知识青年们并不踊跃。但愿意参军的，都因为或私或公的缘故，对中国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对国民党政权无比忠诚。于是，与拉壮丁组成的雇佣军性质的国民党军完全不同，青年军与解放军完全一样，是为信仰而战的“革命军”，战场表现极其顽强凶悍。再加上他们有文化、理解力强，更容易接受先进军事理念和掌握新式武器使用诀窍，战斗力远高于一般国民党军，甚至可与五大主力相媲美。
不过，老蒋由于没有在苏联长期居住过，虽也领导过黄埔军校，但依然对信仰于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模糊。因而，他没有把所有属于“反革命军”（国民党政权此时政治性质属于反革命性质，比照德国法西斯部队和鬼子侵略军的叫法，把青年军称之为“反革命军”更为合适）性质的青年军集中在一起，组成军级甚至兵团级大作战单位，以成为其嫡系部队中的第六、七、八大主力；而是简单地将他们编为师级单位，像撒胡椒面一样，投放到各大战场上分散使用，驻守运城机场的青年军就属这种情况。而陈谢部其实是沾了老蒋不识宝不惜宝的光，才使革命军依靠人数优势，消灭了这一个团的反革命军。

当然，尽管运城守敌大多还是雇佣军，但该城工事坚固，而且东关外围还有大盐池，对进攻方兵力展开十分不利。5月7日到10日，陈谢部经四天争夺，基本控制运城四关。但仅歼灭敌一个保安团，未能引出城内守军加以歼灭。这样，他们在11日攻击城垣时，就遭遇了敌地空火力凶猛、我方炮弹炸药缺乏的严重困难。作为解放军除五虎上将以外二流将领中头号人物，陈赓立刻看出，继续强攻不仅无法得手，而且还会遭受重大伤亡，遂在当晚报告中央军委的同时，下令部队撤退。至此，晋南反攻战宣告结束。
在陕北与晋南的交换过程中，解放军固然没能完全获得晋南，但国民党军离控制陕北局势的距离更加遥远。羊马河战役进行期间，宗南令整1、29两军扑往羊马河，作围歼解放军状。但西野在打扫完战场后很快转移，他的故作姿态自然落空。而这时，晋南形势又比十天前，他去运城视察时更为不妙，他也就借机在4月17日，让整1、29两军先回蟠龙休整补充，再决定继续留陕北还是援助晋南。
彭总很快又决定，对相对弱小的整29军实施打击，矛头直指最左翼的165旅。但宗南是卧底，不等于胡部上下全是卧底，整29军军长刘戡吃一堑长一智，每晚宿营前都要先修好工事。因此，当西野在4月19日对165旅发起进攻时，整29军又全体回到昨晚修好的工事里抵抗，彭总不得不吞下计算时间和位置不准的苦果，率解放军与敌展开进攻战。双方激战26小时之后，整1军终于冲破阻击，赶来增援。西野被迫于20日上午全线撤退，而惊魂未定的胡部也未粘住不放，赶紧于当天下午回到蟠龙。
老蒋见胡部占领延安一个月，非但没能消灭解放军主力，反倒赔两个旅，终于沉不住气，决定越庖代厨亲自指挥。指挥当然需要情报做依据，保密局特务提供不了，老蒋只能依靠空中侦察。可空中只能看到人流，至于他们是中共文职干部还是解放军主力，看太不清。果然，国民党空军把正在东渡黄河的大批中央机关干部，误当作西野主力。这一错误信息让老蒋决定，令胡部北上、榆林邓宝珊部南下，夹击正在渡河的中央机关，或消灭或驱逐。
这就又给了宗南作弊机会，他索性让整1、29军九半个旅一起北上，只留了两个整编师加半个团防守延安一带后方。而守卫总补给基地蟠龙的，恰恰只有整1师167旅449团和旅直属队，再加上陕西自卫队3总队，合计兵员不到7000人。这一兵力部署不仅为西野量身定做了歼击目标，而且还为西野提供了潜在的粮弹衣补给。于是，胡部主力刚于4月26日离开蟠龙北上绥德，彭总就得到了准确情报。27日，他决心以小部队诱敌，而集中主力秘密南下，准备一举端掉蟠龙。
由于敌主力这趟是“出远门”，且恰逢大雨泥泞，歼敌时间比较富裕。所以，彭总和主席又进行了一番电报商讨，到4月29日才最后确定，进攻时间为5月1日。但4月30日夜，大雨倾盆山洪暴发，解放军运动困难，彭总遂决定进攻日期改到5月2日。而这天，胡部主力正好占领绥德，没发现解放军主力（也不可能发现），属于离蟠龙最远的时候。这样，西野就有了足够时间进行攻坚。
当然，蟠龙的工事还是相当坚固，兵力单薄的守敌也相对顽强。解放军以优势兵力从5月2日黄昏打起，直到4日黄昏，才基本占领外围山头。此时，西野以二纵司令王震名义，写信给敌旅长李昆岗劝降。李某虽然不肯投降，却也没敢焚毁补给仓库中的物资。于是，西野于当晚对蟠龙镇发起总攻，到午夜二十四时，基本全歼敌军，李某等被俘。战役成果是，西野以伤亡1500余人代价，歼敌6700余人。且缴获面粉12000袋、夏服4万套、子弹100余万发、骡子1000多匹及大量药品。等胡部主力于9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早就带着这些物资及俘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3月19日撤出延安算起，西野在一个半月里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三个旅约15000人，自身伤亡仅2300人。尽管此后，胡部武装大游行还在进行，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两翼中陕北这一翼，已锐气大减，距转攻为守为期不远了。而重点进攻的另一翼山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将要爆发一场决定性会战了。
受莱芜战役震撼，国民党军统帅部被迫调整南线前线指挥机构。3月4日，撤销徐州、郑州两个绥署；5日，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由因2月间已任陆军总司令的顾祝同，在徐州统一指挥两绥署的部队。显然，这是老顾因2月份指挥民权作战得当，成建制歼灭刘邓军一个团，受到老蒋肯定而被委以重任。薛岳则因指挥莱芜战役惨败（其实还是老蒋自己指挥的），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失去了徐州战场指挥权。
由于刘邓军暂时只在黄河以北活动，老顾将原来与刘邓军周旋的王敬久集团，以及刚在云南后方休整完的整9师，都调到了山东战场。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向华野进攻总兵力，达到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余人。老顾又将在一线的17个整编师、43个旅约25万人，以整74、第5军、整11师这三大主力为核心，编成三个兵团，承担主攻任务。至于郑州方面，因为黄河以南没有解放军主力，只设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任主任，指挥王仲廉集团，与刘邓军周旋。
老顾这手确实要比薛岳高明。3月下旬，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后，王敬久指挥的以第5军为核心的2兵团，陆续占领平阴、肥城、泰安、大汶口等地，于4月初，打通津浦铁路兖州到济南段。加上原来通车部分，济南与南京之间恢复铁路交通，初步建立了陆上联系。汤恩伯指挥的以整74师为核心的1兵团，则占领费县、梁丘一带鲁南山区，到4月上旬，打通临沂到兖州公路。而3兵团也东进到白彦、太平邑地区。
按照以往打歼灭战套路，陈、粟决定于3月28日，结束华野休整，自胶济路分道南下，歼击敌1兵团部队。但陈、粟不可能调动大量机关干部和民兵，往其他方向佯动，故部队行动很快就被敌空军侦查到了。老顾判明解放军意图后，速令1兵团向临沂收缩，整48师、第7军加入1兵团，2、3兵团向东攻击新泰、蒙阴，威胁华野主力侧背。陈、粟只能停止前进，让部队在新泰、蒙阴一线待机。
双方僵持半个月后，国民党军于4月19日继续全线进攻，以1、3兵团主攻沂蒙山区，2兵团及二线部队学当年鬼子“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防守津浦路等重要点线，防止解放军出击外线。但只要敌军运动起来，就不可能没有破绽，陈、粟这次盯住的是津浦路上的泰安，守敌是整72师两个旅。20日，他俩决心围泰安打援敌，22日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该命令以1、3、10三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负责对泰安围点打援；以4、6、9三个纵队集结于新泰、蒙阴地区，伺机歼灭路过这里向泰安增援之敌；以2、7两个纵队集结于青驼寺以东地区，伺机跨越陇海路，打到苏北、苏中敌后方去；另以8纵进入临（沂）磁（窑）公路以南山区，伺机歼击敌整64师主力。

然而，陈、粟计划只考虑了军事因素，未考虑政治因素。整72师作为川军系统，也是老蒋最终要消灭的部队，且他们又不像孙殿英，给高层送过重礼、行过厚贿。故10纵在4月22日夜，向泰安发起进攻以后，大汶口等地的敌整75、85师虽近在咫尺，却根本不出动援救。打到24日凌晨二时，只有整72师自己的新15旅从肥城东援，很快被3纵兜头痛击，大部逃回济南。
陈、粟见状，清楚打援没指望了，便决定拔点，令3纵8师和9师一部，配合10纵拿下泰安。经4月24日夜间激战，解放军拿下泰安城外制高点嵩里山，控制四关大部。25日黄昏，他们发起总攻，激战至26日上午十时，全歼敌整72师师部和34旅、新13旅共2万余人，俘师长杨文泉以下1.1万余人。战果尽管不错，但只是替老蒋清除掉一支异己部队，并未达到撼动全局，粉碎敌军进攻目的。
不过，就在4月23日夜，徐州地下工作者权兴周策动其把兄弟、驻徐州九里山军械库中尉传达长祖克尧，将该军械库全部炸毁，使敌共损失坦克13辆、汽车80辆、美式机步枪4万多支、汽油三百桶、弹药上千箱，相当于其在华东战场上三个月的用量，给予了国民党军进攻势头沉重打击。
但在山东国民党中央军气焰犹在。他们也秉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方针，乘着华野西集团围攻泰安之际，不断向新泰、蒙阴地区进行向心进攻。战斗从4月20日打到27日，敌军最终占领了白马关、界牌等要地，解放军再无分割歼敌可能，便主动退出新泰、蒙阴地区。敌军占地一广，很快又有破绽，陈、粟决心乘其立足未稳，以四个纵队突击临蒙公路上桃墟至青驼寺一带之敌。29日，2、4、8、9四个纵队同时行动，目标是将敌整83师分割出来后歼灭。但敌军十分警觉，各部与解放军刚一接触，就迅速退守临蒙公路以南山区。战至5月2日，华野仅歼灭整83师44旅1团和搜索营共3000余人。
陈、粟一计不成，再生一计，5月3日，他俩又令4纵与打完泰安回来的1、3、6纵队，将占领新泰的敌整11师包围。然而，整11师呆在坚固工事里面，决不是几天里能拿下的，而敌5军及整85师（整85师对川军和中央军的态度截然不同）又疯狂扑了过来。这样，陈、粟根本没让部队进攻，就直接撤掉了包围圈。
从3月下旬开始，这次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已持续一个半月，华野再未能像前几次一样，通过很快消灭敌军一个重兵集团，将其粉碎。陈、粟这时有些着急，在撤围新泰当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打算让1、6纵插到鲁南敌后，协助鲁南军区恢复局面；以7纵南下苏北。希望能通过己方分兵，达到让敌方分兵目的。
但主席不愧为顶级战略家，一看泰安之战结果，就知道这次国民党军策略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华野分兵肯定起不到让敌军分兵作用，相反，国民党军会在山东战场兵力对比上占有更大优势，从而，一举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摧毁地方政权基础。为此，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于5月4日致电陈粟，认为：“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是否暂缓南下为宜”
5月6日，主席再次告诫陈粟：“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鉴于青驼寺教训，尤不宜分兵，不但一六两纵不宜过早分出，即七纵亦似宜暂留滨海地区一个月左右。”并介绍陕北经验说：“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此次敌九个半旅入绥德，我们一枪不打），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核心思想就是，必须把华野九个纵队27万余人牢牢攥在一起，通过打大型歼灭战，粉碎国民党军这次超大规模进攻，从而使敌军在全国所有战场上，都失去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领会了主席精神，陈、粟于5月8日重新决定，放弃所有分兵计划，已经挺进在平邑以南的6纵，也隐伏在鲁南待命；将所有主力后退一步，集结到莱芜、新泰、蒙阴地区。这一决策的效果立竿见影，截止10日，国民党军未经战斗，就占领了泰安、莱芜之间的大片土地，由此引发了国民党军前线将领轻敌情绪。
最忘乎所以的是1兵团司令汤恩伯，他一改前阶段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不等2、3兵团协同，就摆出一副凶猛进攻架势。具体部署是，整74师作为进攻尖刀，整25、83师在两翼配合，第7军、整48师掩护进攻部队右翼，整65师留守蒙阴。客观地说，汤某如此排兵布阵把整个1兵团分成了几块，便于解放军分割歼灭，实在是拙劣之极！欲知陈、粟如何利用汤某这次失误，打出惊心动魄的歼灭战来，请看第七十六章《歼敌精锐》。
在即将结束本章之时，想结合本章叙述的战事，谈谈主席在解放战争中的具体贡献。有些网友出于种种原因，企图以主席并未去前线，而否定他对解放战争的战略指挥作用。在这些人看来，解放战争是前线将领打胜的，主席要么是贪人之功为己有，要么就是瞎指挥被前线将领所抵制。但事实胜于雄辩，本章所涉及到的战事，全是由主席进行战略指导的，而这些战事也极其客观地将隐伏在主席头脑里的战略构想显现了出来。
其中，主席指示刘邓军发起豫北战役，是为了在他们远离晋冀鲁豫解放区去外线作战前，扩大对平汉路里程的控制。指示晋察冀军区实施正太战役，是为了在扩大对平汉路里程控制的同时，切断山西和河北中部之敌联系，使石家庄之敌陷于孤立。指示陈、谢部夺取晋南，是为了日后能从此地南渡黄河，切断陇海路，确保在徐州地区与南线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时，西北国民党军无法走陆路增援。主席赋予华野的任务，则是通过主力对主力的运动战，设法歼灭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的第5军、整11、74师三大主力中的任意一支，打断南线国民党军脊梁，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必备条件。
综上所述，主席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与前线将帅的贡献层次不同。主席决定的是，各战略区要完成的目标，包括得地、切断交通、歼敌主力甚至诈败，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各战略区将帅则负责寻找能够完成主席布置任务的具体兵力投放办法，至于前线纵队、师级指挥员要解决的是，寻找消灭当前之敌的战术方法。可以说，从最高统帅到一线将领，各有各的任务，也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各自贡献。如果根据主席没有亲临前线，就硬说主席没有领导过解放战争。那林总等战略区主帅也主要是在办公室指挥作战，难道他们也没有领导过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纵队司令以下的将领指挥打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