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yu1027 2015-10-05 10:57:31
当然，也有些人不肯自污，那康生就不客气了，大刑伺候！所谓大刑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对付张克勤的疲劳车轮战，第二种是捆绑吊打、刑讯逼供，第三种是不让吃饱，第四种是假枪毙。大部分知新毕竟不是江姐，在大刑之下纷纷招认，形成了“逼、供、信”。有些人甚至自杀身亡（延安约有五六十人）。但确有少数党员具备江姐般的革命意志，抵死不招。在主席眼里，这些人完全够得上优秀共产党员标准，当时虽未解脱，后来全都平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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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10-05 11:31:06
主席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一死马上就变天。他这样做，有很大程度的帝王心术，尽管是不杀人，但对很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比杀人更让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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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0-05 17:42:54
毛主席这是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从实现革命理想角度看，他这么做失败了；但从把中国重新整合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帮助中国度过工业化最困难时期，他这么做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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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10-05 19:52:51
你说的我承认。非常时期，负责人必须要干得罪人的活，甚至是脏活和黑活，否则中国在当时严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的。感觉毛为了中国，牺牲了一家人，包括他自己。
我希望楼主多写一下大跃进，篇幅多一点。我感觉，大跃进要客观认识很不容易。我个人认为，大跃进从发生后的10年之内是弊大于利，但从更长的时间看是利大于弊。我个人认为，大跃进的失败直接原因是苏联对中国的精确经济打击。从根源上分析，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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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一段，我一定会根据能收集到的史料秉公直言。确实是毛主席该承担的责任，决不回避；但不该毛主席负的责，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强行推在毛的身上。

第五十六章 整风运动（下）
就在主席大力整治自由化倾向严重的知新之时，1943年5月20日，老季致电主席，通报国际将于22日宣布解散。老斯此时要解散国际，是因为对苏联单独战胜法西斯德国信心不足。当时，苏军虽在1942年冬季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重大胜利，却又在1943年春季的哈尔科夫进攻战中失利。而夏季是对德军有利的季节，老斯十分担心再遭败绩，为此，屡屡呼吁美英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领导国际在世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既恐惧又担心。为了消除英美疑虑，老斯便抢在夏季来临之前，匆忙宣布解散国际，以期获得美英在战场上策应。果然，当德军于7月5日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进攻以后，美英军队立刻对意大利西西里岛发起登陆战，迫使希特勒顾此失彼，停止对苏军进攻，并从此失去苏德战场主动权。
对于主席来说，解散国际意味着取消顶头上司，从此，他可以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属于特大利好！于是，主席在5月21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老季来电。会议决定：先由主席复电老季，赞成国际主席团提议；但要等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这一提议后，中央再作正式决定。26日，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宣布中共完全同意解散国际提议，并自即日起，中共解除对于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晚，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主席在会上讲话，强调解散国际是为了各国共产党民族化。
而国际本身到6月7日收集完各国共产党反馈意见后，执委会主席团于8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所有（存在并有可能通知决定）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国际建议，宣布国际解散。10日，《真理报》公布了这个决定。12日，老斯在住处召开讨论国际解散的善后会议，决定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联络部，委托其领导原国际下属机构。至此，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国际一解散，二十八宿再无靠山，主席本应立刻动手揭批。但凡事有利也有弊，国民党当局听到国际解散消息，立马掀起第三次反共浪潮，要求中共也解散。老蒋甚至已密令胡宗南以取消边区为旗号，闪击延安。为此，主席不得不在纠正康生过火“抢救运动”同时，领导边区军民全力以赴，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浪潮，并在8月底将其基本击退（详情在下章专述）。
到了9月初，王明之流政治大限终于来临。9月7日至10月6日，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此后一系列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一阶段。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先后有主席、少奇、弼时、老总、总理（7月13日从重庆回到延安）、陈云、康生、彭总、洛甫、博古、邓发共11人，王明称病没有出席；列席者有：李富春、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帅、刘帅、聂帅、贺帅、林总、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胡乔木共19人。
在9月7日至9日会议上，博古又进一步作自我批评，并同意主席提出的抗战时期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他甚至将王明错误路线称之为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显然既是报王明揭发他和洛甫不肯交权行为的一箭之仇，且通过落井下石以自保。主席插话表示，王明是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这样，既一举否定了王明在1942年九月会议上将内战时期所犯错误全部推给博古等人的狡猾手段，同时也没让反戈一击的博古轻易逃避他所应负的责任。
博古把王明与陈总一挂钩，林伯渠、叶帅、老总也纷纷在发言中呼应。其中，林老批评王明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叶帅批评王明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是身在毛营心在蒋，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老总认为，在不要革命领导权，不要武装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力量，忽视游击战争，害怕统一战线破裂这五个方面，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有相同之处。
9月13日会议上，康生进一步提出：不能孤立地看王明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错误，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他翻出了王明在还未被米夫扶植上台前的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称其是比立三更“左”的机会主义纲领。又揭发王明在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
康生发言受到主席高度重视。主席乘势在会议最后一天表示，四中全会也有错误。并发言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宗派，它们是主观主义的两个形态，其中教条主义是主要的。反掉这两个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统一。主席要求这两个宗派的人：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
主席所说两大宗派是有具体指向的，教条宗派所针对的，无疑就是理论一大套、没有实践经验的二十八宿；而经验宗派则是指国焘、总理这些在中央长期担任重要工作的领导人。关于经验主义者，主席还特意将其分为正邪两派，并把国焘定义为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而对总理则不点名地归入经验宗派中的正派人物。两大宗派一定下来，就将主席所有政治对手都一网打尽了。
9月30日，主席、少奇、总理、康生、洛甫、弼时又举行书记处会议，就检讨党史问题作了如下决定：(1)待彭总到延安后（彭总其实赶上了闭幕会，但会议依然先告结束），再继续开中央会议。(2)组织在延安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3)在讨论期间，边参加讨论边照顾日常工作。(4)由康生负责拟定研究党史计划。

于是，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续了一个月以后，于10月6日结束。主席在这天的闭幕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党的路线发言。他在充分肯定会议成绩同时，不忘再批两大宗派，称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整风学习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
之后，少奇、老总、总理相继发言。少奇着重谈党内斗争传统问题，强调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自我批评思想准备，但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不可彼此挑拨。并要组织几个报告，搞党内许多不清楚的历史，将其留给后代。老总在称赞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同时，谈了他在随红四南下时，如何与国焘虚与委蛇的正确立场。总理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一面指责王明教条主义，一面盛赞主席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路线。至于经验宗派问题，只要还没有指名道姓，他当然不会主动承认。
最后，主席在做小结时又谈了两点意见：第一，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第二，党内斗争要避免历史上错误斗争方法，这次整风要继续贯彻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没过几天，中共西北局又于10月12日至16日，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14日，主席又在会上作报告，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指出王明路线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
这时，彭总与刘帅回到延安已有一段时间。于是，从11月13日至27日，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历史错误。13日，毛泽东在发言中系统回顾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毫不客气指责王明、博古等，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他认为，遵义会议前后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并概括性地回顾了十二月会议后与王明的路线斗争。最后他说：“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主席作完动员，博古又进行第二次检查。他表示：在教条宗派中，他是除王明外的二号人物。具体而言，他在内战时期是国内第一名；抗战时以王明为首的投降主义，他也是执行者和赞助者。对于长征，他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之后，罗迈、洛甫也作了整风检查。作为主席红人的弼时，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特别讲了自己对主席有一个从排斥到爱戴的认识过程，这无疑最有说服力。
总理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也作了整风检查。因为他从五大开始一直参与中央核心，所以，发言讲得最细、时间也最长，从11月15日到27日，他一共作了五次发言。对于自己错误，他只讲了作为“三人团”成员的错误，但特别说明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态度有区别的事实。对于武汉时期王明路线错误，总理进行了无情批判，并上纲上线到王明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痛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但总理没有承认那时也跟着王明一起犯了错误，也就更谈不上自我批评了。
对于总理这种态度，主席不会满意，还将让他继续整风检查。不过，首要任务还是要没有参加会议的王明承认错误。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与王明谈话，告诉他政治局会议情况，希望他认真作出检查。王明也知大势已去，便在12月1日请妻子孟庆树代笔，给主席并政治局写信，承认1941年九月会议时的错误，完全放弃自己那些意见。他还虚伪地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克服自己的弱点。”
主席当然知道王明言不由衷，故即使他已经认账，依然往死里整。在当时，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后又被放出、历史有疑点等论调。中央文件中已不再称他们二人为“同志”，有定性为敌我矛盾的架势。
而还没有对历史错误完全认账的总理，日子也不好过。由少奇、彭真出面，对他进行了强烈批判，认为从六届三中全会算起，总理先后伙同秋白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伙同博古、李德犯了“三人团”军事路线错误，伙同王明犯了统战中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总理只承认三人团错误，所以，屡次检讨都不过关。也有人认为，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危险还未过去，故仍是最危险的人物。彭真甚至提出要开除总理党籍。
当时，国际驻中共代表（国际解散后，改为联共布中央国际联络部驻中共代表）兼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孙平），以塔斯社记者身份常驻延安。他得知整风运动大整王明、博古及总理消息以后，即通过以塔斯社记者站名义设立的电台，报告莫斯科。此时国际已然解散，老斯没有合适途径加以制止，只能让老季以个人身份出面，于12月22日给主席个人拍了一份长电。来电先谈主席长子毛岸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然后便从私人友谊角度，对整风运动表明不赞同，并建议不能把总理和王明等人开除出党，最后还对康生作用提出质疑，说康生所作所为给试图瓦解中共的国民党奸细助长了声势。
老季在这份严肃的政治电报中，先提主席长子，明眼人都看得出，那是在拿岸英当要挟的人质。故尽管国际与中共上下级关系已不复存在，但电报命令意味很明显。主席虽不会因长子为人质而屈服，但其时苏联还对中共大有用处，远不是1959年的情况。所以听话听音，既然见老斯那边已经很不满了，主席只能见招拆招。

其实，主席对王、博态度与对总理态度是不同的。博古在历史上不仅整过主席，而且还蔑视主席，论能力仅有些外交小才干，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王明虽在莫斯科挺过主席，但回国后处处与主席作对，自身除了夸夸其谈，无任何才能；主席对他俩的确欲除之而后快。而总理虽在宁都会议上暗中给主席使过绊子，但在遵义会议上力挺过主席，功过相抵。最重要的是，通过西安、皖南等事变相互配合，主席认定总理是实现他外交战略意图的不二人选，无论眼前还是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及美国办交涉，都要仰仗总理。因此，主席对总理非但无剪除之心，而且还有重用之意。之所以听任少奇、彭真猛整，只是为了给总理这匹“烈马”套上缰绳，以便日后死心塌地为己所用而已。
怀着这种想法，主席索性于1944 年1月2日，通过孙平给老季复电，声明中央与总理的关系是好的，毫无把他开除出党打算，而且总理已经取得相当大进步。至于王明，主席依然说他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并举例说明。事例—：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在承认党员身份后获释；事例二：王明与米夫关系可疑。主席还告诉老季，“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但等电报发出，主席冷静下去再考虑，便认识到王、博是老斯一手培养的嫡系，把他们打成敌我矛盾，势必会与老斯决裂，如此得不偿失。于是，主席又于1月3日拜访孙平，告之前电可能不妥。4日，他又和江青一起邀请孙平观看京剧。观剧过程中，主席向孙平说了不少尊敬苏联、尊敬老斯、感激老季的话。1月7日，主席又一次单独拜访孙平，谈话中除了尊重老斯、老季外，又称团结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并请孙平就这个问题再给老季发一个电报。就这样，主席为避免与老斯决裂，降低了批判王、博的调门。
批王、博调门既降，对总理当然也就更宽容了。于是，总理又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面，与弼时一起与向孙平澄清有关主席整人的“流言”。关键时刻，总理发现主席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也就相忍为党，承认了少奇他们指责的所有错误。这样一来，检讨反倒获得通过，一举解脱了。解脱后的总理对比自己主持特科工作时，奈何不了顾顺章等投机分子，不由觉得整风确实是端正党风、加强内部凝聚力的不二法宝。他在对主席畏惧的同时，不禁从内心里感到佩服，深刻认识到只有主席才是领导中共夺取天下的唯一人选。从此，在总理身上出现了别人所不理解的行为，那就是他把主席安危看得比他个人安危更重（重庆谈判时，因担心国民党特务下毒，他不惜冒死代主席饮陌生人的敬酒。转战陕北时，他要先踏勘一下主席住处，以防地雷之类的危险物品）。
而主席在用王明、总理承认错误的事实，让莫斯科方面无言以对同时，也开始寻求结束高层整风途径。2月24日，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在五个方面统一了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合法，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强调团结。(4)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起了进步作用。(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随后，总理在中央党校专门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
王、博错误被认定为党内问题以及总理出面做报告这两件事，标志着对教条、经验两个宗派批判都告一段落。3月5日，政治局又为此召开扩大会议，主席会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这个讨论意见。他除了对五条又进行了展开性解释外，还特地加了第六条，即党内宗派主义经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
主席所说的宗派主义当然是指中央的派别斗争，而山头主义所指则是，除陕甘宁外各根据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时，根据地主要分成华北、山东和苏北这三个大战略地块，山东块罗帅和朱瑞在争夺领导权，苏北块陈毅和饶漱石在争夺领导权，华北块因为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身为副总司令的彭总牢牢掌握着领导权，无人前来争夺。但其中一些领导确实不能令主席满意。
具体而言，山东块朱瑞虽未名列二十八宿，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过，属于留苏生。按主席标准，他也是个教条主义者（朱瑞在山东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北块陈毅早年在红四军七大，取代主席当过前委书记，虽说后接受总理指示，回红四军请回主席，将功补过。但在主席眼里，也是积极追随总理的经验主义者。至于彭总，政治能力虽有限，但善于根据不同时期道德制高点，决定自己政治立场。因此，对主席指示时而赞同、时而抵触，最近一次抵触就是贸然发动百团大战，故也为主席所不悦。
由于对这三块根据地领导人取舍立场很清楚，所以，主席在1942年2月4日，电告即将启程回延安的少奇，请他路过山东时，将朱瑞调来延安学习。4月，少奇按照主席精神整顿山东党、军组织，确定以罗帅为山东分局书记，由115师统一指挥山东各党军，朱瑞则调延安受训。到1943年6月，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并在事后得到主席支持，致使陈毅被迫在当年11月离开新四军，去延安参加七大，从而实现了主席对苏北领导层换班的目的。彭总自1943年10月回延安后，北方局书记由主席最为看重的小平代理，主席对华北的指挥从此也如臂使指。

在成功整合好内部同时，主席还做了一件对确立自己领导权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努力进行理论探索，树立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形象，从而形成指导全党行动方针的毛泽东思想。当然，主席主要工作是处理党内外政治关系，不可能成天研究理论。因此，要形成一套理论体系，除了由他自己出思路外，还需要一批助手帮助形成理论体系。于是，通过慧眼寻找发现，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陆续汇集到主席周围（陈伯达于1939年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主席政治秘书，都在未来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经过这些理论家的内容丰富和文字润色，肩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毛泽东思想日益完善起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无孔不入的反毛分子自以为在这件事上又抓到了把柄。他们硬说，主席不学无术，只会剽窃，《矛盾论》是抄杨秀峰、艾思奇等人著作，大气磅礴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代笔。对于这些奇谈怪论，引经据典进行驳斥，实在是高看了反毛分子。最好反驳办法就是类比法，既然主席是在剽窃，那老蒋同样有陈布雷作为文胆，同样希望在理论上大有建树，以便为他统治中国提供合法理论依据。机会人人平等，他为什么就剽窃不到这些先进理论呢？而胡乔木所写诗词也有不少，请问哪一首诗词气势与《沁园春·雪》相似？而主席诗词大气磅礴一而贯之，难道这些诗词全部是请人代写的？事情至此很清楚，主席著作从当时及以前作品中吸取了精华（这是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但决谈不上剽窃。
毛泽东思想成形以后，命名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马列学院研究员张如心，此公原名张恕安，本由国民党左派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思想转变成为共产党员。这种人政治嗅觉可是极其灵敏，早在1941年2月，他即在所撰写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概念。张某的首创不久即被主席注意到，当年12月底，他被调至主席身边，任读书秘书。1942年2月18日，张某在《解放日报》上又首次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说法。此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7月1日，邓拓（日后的三家村之一》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
然而，主席仔细一琢磨，“主义”一词只有马克思、列宁两人使用过，就连老斯也只提“列宁——斯大林主义”，不敢提“斯大林主义”。若认可“毛泽东主义”，不仅会引起老斯不快，就在党内也给人僭越之感。于是，主席在1943年4月22日复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将“毛泽东主义”搁置了起来。
当然，主席只是觉得“毛泽东主义”一词不妥，而并非不想树立自己理论体系。正在尴尬之时，稼祥看出其中端倪，遂于1943年7月5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且作了阐释。当然，稼祥作为二十八宿之一，虽在遵义会议上和洛甫一起倒向主席，但毕竟也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肯深刻检讨，且实际能力有限，不像总理那样是主席身边必不可少的人才。主席不会仅因他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恰当新词，就对他推崇有加。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经过少奇理论加工，被加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光辉定语，终于在七大正式成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领导无论是少奇、康生、总理等政治局委员，还是老总、彭总、陈毅等军事干部，亦或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党的元老，以及艾思奇之类的理论家，甚至博古、稼祥等二十八宿，纷纷撰文歌颂主席。其中，总理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对主席表示出的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更起到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
而主席对这些昔日平起平坐的同事甚至昔日领导的精神优势，便在这颂扬声中完全建立了起来。一般情况下，所有高级领导人未经召见，都不再能随时去见主席。他们如果有事，必须电话请示或写报告，并依程序呈交主席。以往与主席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当然，主席故意搞这一套，并不是某些反毛分子所认为的虚荣心作怪。他要利用这种绝对权威，在而后复杂国际形势下与国民党当局斗法过程中，采取各种不为人理解的巧妙手段，最终以弱胜强，夺取全国政权。而这些情况将在第五十七章《再挫摩擦》开始，陆续叙述。

在成功整合好内部同时，主席还做了一件对确立自己领导权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努力进行理论探索，树立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形象，从而形成指导全党行动方针的毛泽东思想。当然，主席主要工作是处理党内外政治关系，不可能成天研究理论。因此，要形成一套理论体系，除了由他自己出思路外，还需要一批助手帮助形成理论体系。于是，通过慧眼寻找发现，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陆续汇集到主席周围（陈伯达于1939年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主席政治秘书，都在未来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经过这些理论家的内容丰富和文字润色，肩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毛泽东思想日益完善起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无孔不入的反毛分子自以为在这件事上又抓到了把柄。他们硬说，主席不学无术，只会剽窃，《矛盾论》是抄杨秀峰、艾思奇等人著作，大气磅礴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代笔。对于这些奇谈怪论，引经据典进行驳斥，实在是高看了反毛分子。最好反驳办法就是类比法，既然主席是在剽窃，那老蒋同样有陈布雷作为文胆，同样希望在理论上大有建树，以便为他统治中国提供合法理论依据。机会人人平等，他为什么就剽窃不到这些先进理论呢？而胡乔木所写诗词也有不少，请问哪一首诗词气势与《沁园春·雪》相似？而主席诗词大气磅礴一而贯之，难道这些诗词全部是请人代写的？事情至此很清楚，主席著作从当时及以前作品中吸取了精华（这是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但决谈不上剽窃。
毛泽东思想成形以后，命名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马列学院研究员张如心，此公原名张恕安，本由国民党左派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思想转变成为共产党员。这种人政治嗅觉可是极其灵敏，早在1941年2月，他即在所撰写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概念。张某的首创不久即被主席注意到，当年12月底，他被调至主席身边，任读书秘书。1942年2月18日，张某在《解放日报》上又首次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说法。此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7月1日，邓拓（日后的三家村之一》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
然而，主席仔细一琢磨，“主义”一词只有马克思、列宁两人使用过，就连老斯也只提“列宁——斯大林主义”，不敢提“斯大林主义”。若认可“毛泽东主义”，不仅会引起老斯不快，就在党内也给人僭越之感。于是，主席在1943年4月22日复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将“毛泽东主义”搁置了起来。
当然，主席只是觉得“毛泽东主义”一词不妥，而并非不想树立自己理论体系。正在尴尬之时，稼祥看出其中端倪，遂于1943年7月5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且作了阐释。当然，稼祥作为二十八宿之一，虽在遵义会议上和洛甫一起倒向主席，但毕竟也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肯深刻检讨，且实际能力有限，不像总理那样是主席身边必不可少的人才。主席不会仅因他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恰当新词，就对他推崇有加。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经过少奇理论加工，被加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光辉定语，终于在七大正式成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领导无论是少奇、康生、总理等政治局委员，还是老总、彭总、陈毅等军事干部，亦或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党的元老，以及艾思奇之类的理论家，甚至博古、稼祥等二十八宿，纷纷撰文歌颂主席。其中，总理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对主席表示出的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更起到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
而主席对这些昔日平起平坐的同事甚至昔日领导的精神优势，便在这颂扬声中完全建立了起来。一般情况下，所有高级领导人未经召见，都不再能随时去见主席。他们如果有事，必须电话请示或写报告，并依程序呈交主席。以往与主席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当然，主席故意搞这一套，并不是某些反毛分子所认为的虚荣心作怪。他要利用这种绝对权威，在而后复杂国际形势下与国民党当局斗法过程中，采取各种不为人理解的巧妙手段，最终以弱胜强，夺取全国政权。而这些情况将在第五十七章《再挫摩擦》开始，陆续叙述。
在行将结束本章时，想谈的是对整风运动评价问题。有一位已故且堪称著名的党史专家唤作高华的，曾以《hong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为书名，写了一部洋洋60万言的详细描述整风运动“大作”。平心而论，高华所引史料倒也准确，并未造谣污蔑（笔者写整风运动这三章时，很多史料就是按该书提供线索找到的）。但同样史料因为所持立场不同，得出结论也完全不同。例如，对自由化知新进行整风，本是奠定无产阶级先锋队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必由之路，更是建国后保障国家工业化必要手段。但在高华笔下，却成了妨碍中国政治进步的倒行逆施之举。
然而，传统党史研究者走的又是另外一条路。他们认为，康生所领导的抢救运动，脱离了主席整风运动大方向，是运动中一个不和谐杂音，而不肯承认康生后台其实就是主席，以为这样就可以塑造主席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殊不知，把一个不真实的主席介绍给人民，反倒让人民怀疑主席有什么不可告人目的，从而真正影响了主席形象。事实上，这两个极端行为正是促使笔者如实写作党史的根本动力。

@二狗子2011 2015-10-05 23:50:38
在这些委员里，总理取向至关重要。如果他仍站在博古一边，陈云必定也站到总理一边，同总理、主席都是战友的老总就很难表态，当时人微言轻的少奇更将无所适从。总理支持主席的直接原因是，老蒋故意泄密的电报（具体而言，是打给湘军刘建绪部的），已于12月11日夜，被负责无线电侦察的军委二局截获。掌握到确切情报的总理（这里不难看出，主席在没有条件掌握确切情报情况下，却能料敌在先，确有雄才大略），经过几天思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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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错了。我是转述周总理等人当时对毛主席为人的认识，并不代表我认为毛主席是野心家。

第五十七章 再挫摩擦
发生皖南事变的1941年，是国际形势不断出现爆炸性变化的一年。变化着的形势时而对中共有利，时而又对国民党有利。但由于变化频率太快，谁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变，所以，主席和老蒋都不敢继续出手攻击对方，国共摩擦虽大为平缓。但进入1942年，国际形势便以反法西斯和法西斯阵线分明而稳定下来了，于是国共摩擦又起。
摩擦开始于新疆。新疆王盛世才从上台开始便亲苏亲共，曾被老斯口头答应加入联共（布），且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派赴苏治伤的林总在路过新疆时，吸收他为中共秘密党员而未果。但其实，老盛并不信仰共产主义，其真实意图是以苏联为靠山，维持对新疆统治。这样，当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度节节败退时，他就见异思迁，另找靠山了。与新疆相邻的大势力，只有苏联、国民党和英国（新疆与英属印度接壤）这三股，大英帝国此时风雨飘摇，处于崩溃前夜，老盛找也没用，遂决定投靠国民党。
老盛四弟盛世骐时任新疆机械化旅旅长（估计就是由当年预备援助西路军的坦克、大炮组成），曾留学苏联，真心亲苏亲共。于是，老盛在3月19日将他一举暗杀，并制造“桃色政治事件”谎言，通过诬陷盛世骐之妻与人通奸杀夫，将省政府和军队中亲苏亲共势力一网打尽。接着，老盛又“一鱼两吃”，称该暗杀事件系共产党所为，通知苏联驻新疆领事馆撤走全部专家、顾问和驻哈密的苏联红八团。
老斯闻讯后，特派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于6月27日携带莫洛托夫的信到迪化，试图以联共（布）党纪约束老盛行动。但老盛坚决否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声称自己是三民主义忠实拥护者，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而苏联此时正在斯大林格勒一带，与希特勒德国倾国相搏，实在无力继续控制新疆，故被迫先从哈密撤出红八团。
有了这个见面礼，老盛于7月主动跟老蒋说，要归附中央。当然，他内心里希望能获得类似于西北二马、云南龙云那样的半割据地位。老蒋作为爱国独裁者，当然希望将苏联势力驱逐出新疆，遂立刻派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飞抵迪化。经过谈判，老盛答应五项要求：1、严防苏联在新疆各地发动骚乱；2、抽调国民党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3、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4、中共人员一律停止工作，并集中听候发落；5、国民党政府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6、国民党外交部接管新疆外交办事处。8月31日，宋美龄飞抵迪化，代表老蒋任命老盛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在表面上满足了他继续当新疆土皇帝的愿望。
有了国民党撑腰，老盛于10月向苏联递交备忘录，要求在三个月内必须撤走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苏联非外交人员。老斯虽有拖延，但到1943年4月，鉴于国民党任命的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避免和老蒋直接冲突，被迫答应撤退。
平心而论，老盛驱苏投蒋是一件对中华民族有利的好事，但由于中共对老盛做了不少工作，在新疆有一定利益。所以，此事客观上就成为国民党反共摩擦的一次进攻。如果按照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惯例，老蒋应该让新疆中共人员回延安。但国民党在前两次摩擦中，除皖南事变占点小便宜外，吃亏很大。所以，他也不顾面子，干脆令老盛将中共人员一律扣留软禁。
这一扣便让中共蒙受重大损失。因为当时中共驻新疆代表徐杰，其实是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化名，而被老盛委任为财政厅长的中共党员周彬，是主席胞弟毛泽民的化名。两人均于1942年9月17日，被老盛以请客为名软禁，之后又在次年2月7日被投入监狱。这一情报被老蒋获悉，为对中共及主席个人进行报复，他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率人专程到迪化，组成“特派新疆审判团”。他们于6月5日以“危害民国罪”，将陈、毛及林路基三人判处死刑，并在9月27日秘密杀害。中共其余被扣押的134人，除三人叛变外，131人受党营救于1946年6月获释，二人路途病故，129人于7月11日回到延安党的怀抱。而老盛此后再度投靠苏联、驱逐国民党未果，于1944年9月，被老蒋调往重庆授予农林部长虚职，最终随国民党败逃台湾。
毛泽民之死对中共以后政局走向，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由于他在主席成为领袖之前，就是红军首席财政领导，如果不在新疆遇害，建国后主席让其主管经济工作，应能服众。而与战争年代不同，和平时期经济建设是党最重要工作，泽民凭此位列政治局常委，应不是什么出格之事。这样，毛氏兄弟就能在核心决策层中拥有两席，主席政治优势将更为明显（当然也有人认为，毛泽覃如不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牺牲，建国后可逐渐主军，从而形成毛氏三兄弟会师核心领导层局面。但笔者认为，与泽民数一数二的财政才能相比，泽覃军事才能在军内还排不上号，主席贸然提拔，恐难服众）。而正因为泽民牺牲，才使主席在党内逐渐被少奇孤立，最后不得不发明文化大革命这种全新政治斗争手段，夺回最高领导权（当然，主席既然被迫发明了文革，目的就不仅仅限于夺权，而更着眼于改造社会）。
老蒋在新疆占了上风，又因傍上美国这个大款，而作为中共后台的苏联此时还未完全摆脱困境，便抓住时机决定扩大“战果”，赶在苏联缓过劲来之前，对中共实施进一步打击。为此，他于1942年8月14日，在重庆召见总理，表示想在西安会见主席，其实起了扣留主席之心。总理早就看穿老蒋这一惯用把戏，遂建议主席称病，由林总做代表去西安见老蒋。
8月22日，政治局正式通知总理：说林总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黄埔军校学生，二是平型关大捷指挥官，三才从苏联回来，有国际、苏联背景，故决定由他代主席去见老蒋。但等老蒋发出电约，林总于9月14日一早从延安出发后，却因汽车故障和路面坍塌，至17日才到西安。此时，老蒋早已返回重庆，却让宗南请林总去重庆面谈，主席得到报告后，批准林总去重庆，但特令他坐汽车前往。于是，林总一路颠簸，直到10月7日晚才到重庆。
10月13日，林总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身份，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陪同下，拜见老蒋。之后，他又广泛拜访何应钦、陈诚、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邵力子等国民党高官，向他们宣传中共主张和合作的诚意，赢得了广泛同情，并看望了很多黄埔时期同学，戴笠甚至设宴招待了他。
关于戴笠宴请林总之事，坊间有种说法，称林总曾跟老蒋说：他虽在共产党内，将来老蒋一定能知道他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于是，就有了戴、林会宴长谈，林总席间表达叛变之意传说。但据说老蒋听后，以为是无间道，并未理睬林总。该传说的最后结局是，老蒋在得知林总出事后，不禁为自己当初坐失良机而老泪纵横。但据笔者认为，该传说如属实，老蒋也不必自作多情。因为从主席从未指责林总投靠国民党来看，林总对蒋、戴所表达态度，都是主席授意的，目的仅是让他们心存幻想，防止国民党特务暗害林总而已。
巧妙地给自己做了个护身符，林总于12月16日再见老蒋时，提出了“三停、三发、两编”要求。所谓三停，指的是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压迫；所谓三发，指的是发还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所谓两编，指的是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老蒋当然不会答应，以这些是“三停、三发、两编”小问题，要先解决各个政治团体集中起来大问题相搪塞。林总也不强求老蒋答应，说他可以在重庆等。
林总从老蒋那里出来，立刻向主席汇报，主席随即让林总向国方提出四点建议：（一）在允许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这四点建议后来被称为“林案”，以后国共谈判均以林案为基础。24日，林总在同张治中会谈时，正式向国方林案。张向老蒋汇报后，将林案交国民党高层会议讨论，到会者大多表示反对，老蒋则不置可否。

老蒋不置可否，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掀起反共新高潮的打算。根据舆论先行法则，老蒋让陶希圣执笔按自己思想写成《中国之命运》一书，借美英等国放弃租界和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英美分别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约，此后法国、比利时、挪威也陆续签约。但租界已被鬼子占领，且之前已“归还”汪伪政权，有一定空头人情成分）“东风”，以他个人著述名义，于1943年3月10日出版。
该书共分八章：（1）中华民族成长与发达；（2）国耻由来与革命起源；（3）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重点；(6)革命建国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及其命运决定关头；（8）中国命运与世界前途。核心思想就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该书发行与我们现在的思想宣传已十分接近，用最好纸张印刷，价格也极便宜，让百姓都买得起。结果，第一版15万册30天就售罄，不断再版后销售量达100万册。外国出版商看到发行量这么大，还以为是什么畅销书，便高价买下了该书英文版权，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发行所带来的亏损。
老蒋折本出书，目的不是为个人沽名钓誉，而是要以此作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动员令。果然几乎就在同时，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蒋鼎文，命令国民党第24集团军（下辖庞炳勋40军、刘进27军、孙魁元新5军）24个团，加地方部队10个团，准备进攻八路军平顺、武安、涉县等地。其中，庞炳勋部从3月14日起，已经向八路军进犯八次。但鬼子恰好发起扫荡，这次摩擦还没搞大，就胎死腹中了。但也就在不久后的28日，老蒋令何应钦当着总理、林总面，否决了林案，并不让林总回延安（主席如去，也必然被扣）。
当然扣林只是手段，消灭中共军事力量才是目的。老蒋“痛定思痛”，自觉在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摩擦已无胜算，军事上真正胜券在握的，就是进攻陕甘宁边区，但这需要国际政治形势配合。老蒋想要的形势很快就来了，5月23日，苏联《真理报》公布国际即将解散消息。很快，国民党方面明里叫嚣，既然国际取消，中共也应该取消，大造政治舆论。暗地由戴笠奉命制定了四个解决中共方案，基本思路就是解散中共，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共武装国民党化，将中共干部溶入国民党内。以此为基本指导思想，老蒋打算调重兵闪击延安，使中共失去边区大后方，然后，借鬼子之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为实现这一狂想，6月1日晚，老蒋在官邸主持会议，决心进攻陕甘宁边区。恰好总理于4日向张治中提出，因国共谈判暂搁，林总决定回延安，自己也拟同返。为了麻痹中共，老蒋于7日总理、林总会面，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还说谈判可以后再说。但其实，何应钦、白崇禧于9日到辉县，向胡宗南面授进攻陕甘宁边区机宜。宗南受命后，于18日去接近边区的洛川布置军事。到7月2日，宗南确定把周、林离开西安回延安的日子——7月9日，定为进攻时间。届时，宗南一面进攻延安，一面扣押总理、林总。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总理布下的闲子起作用了。此人就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从1939年3月起，他就已担任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故此时，他理所当然地得知了闪击延安的情报，并于7月2日当天，就把情报送给中共在西安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王石坚。7月3日，情报送到了主席案头。但前面讲到，边区地域贫瘠，无法供养过多军队，仅从军事层面根本无法打退国民党进攻。于是，主席决定另辟蹊径，学《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唱了一出空城计。
7月4日，主席一面让老总致电宗南，明确指出他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大业的错误行为；一面电告在重庆的董老，让他向美、英等国驻重庆外交人员，揭露老蒋假抗日、真内战阴谋。5日，主席继续加大反内战力度，老总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分别致电老蒋、老何、徐永昌和边区周围国民党驻军各将领，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到了这个时候，宗南态度就令人玩味了。他先动摇决心，在召集部将开会后，于7月6日致电老蒋，以中共已有准备为由，建议“停止行动”。但其实，宗南调集的大军有四五十万，而八路军留守兵团仅有数万。在军事上突然袭击，固然更易得手，但明火执仗进攻同样有必胜把握。故此举有胳膊肘往外拐的嫌疑。
老蒋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问题是当时，美军正与鬼子争夺太平洋诸岛，希望中国军队能拖住更多鬼子陆军。如果老蒋一闪击延安，吃了亏的中共再从前线调部队报复反击，则鬼子就能在中国战场上坐收渔利，将更多陆军调去与美军作战，这是希望减少伤亡的美军所不愿看到的。于是，美国闻讯后，立刻拉上英国前来质问老蒋。老蒋担心美国翻脸停止军援，导致国民党军无法与鬼子抗衡。于是，他就以宗南电报为借口，于7月7日复电同意罢兵。
而总理和林总等一行百余人，在6月28日坐汽车从重庆出发后，也终于有惊无险地于16日回到延安。纵观林总整趟行程，车去车回，跟飞机毫不沾边。原因无非是主席担心林总遇空难，而刻意进行了保护。但林总并非总会有人保护，最终依然死于空难。
老蒋虽被迫罢兵，却断定必有“内鬼”泄密，故严令宗南查清泄密者。按常理，熊向晖这次在劫难逃，即使不能识破，也会被宗南调离身边。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宗南只抓了两个不相干的替死鬼充数，对熊信任如故。直到1947年真要进攻延安时，他再次用不可思议的手法，“强迫”已经离开部队、即将赴美留学的熊，继续向中共报告即将进攻延安的消息。
但不管怎么说，中共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是险过剃头。经过这次艰险，主席认识到，当前能够牵制国民党的外部力量，已经不是前几年的苏联了，而是老蒋新靠山美国。于是，他在继续与苏联保持紧密关系的同时，开始刻意发展与美国关系。刻意发生关系当然要有共同语言，主席选择的共同语言就是政治民主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要建立的社会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与三权分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本无共同之处。但这会儿，中共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而为了夺取政权，倒是很希望掌权的国民党实行三权分立（或者像其标榜的五权分立）民主制度。因为这一来可以削弱国民党政权力量；二来也可利用民主制度，与国民党分享中央及地方权力，回击国民党对中共“封建割据”的攻击。可以这样说，中共在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中，本来就以政治民主化为攻防利器（为此，陕甘宁边区曾按实行中共党员、左派人士、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原则，搞过有职无权的参议会），此时再将民主化作为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共同语言，完全顺理成章。
从1943年9月开始，《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解放日报》（在延安出版）这两大中共喉舌，经常发表介绍并称赞美国民主制度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断强调，美国民主政治，对落后的中国有示范作用，并提出向林肯、杰斐逊学习，主张以美国民主政治为模板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这些文章还强调，对于中国而言，普选制是民主的基本保障，多党制有利于抗日，维护言论、出版、新闻等表达自由是政府应尽义务。
这一系列宣传攻势不仅激发民主党派共鸣，而且还确实引起美国政界人士兴趣，总统罗斯福甚至认为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而穷途末路的鬼子竟能1944年4月开始的豫湘桂战役，接连战败国民党军，打通了从越南一直到东北横穿中国中部的所谓大陆铁路交通线，更令美国对国民党军能力产生怀疑。内外因相加之下，美国终于在当年7月22日，向延安派出以包瑞德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与中共建立了直接关系。有美军观察组做防护盾牌，在抗战最后阶段，老蒋就再也不能动闪击延安脑筋，掀起第四、第五次反共浪潮了。这对中共能在安宁平静气氛下召开七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主席表演得过于逼真，老斯倒怀疑起他是“人造黄油”共产党来，这是主席所未曾料及的事情。

回顾这段延安倡导民主政治的历史不难看出，其实就是主席利用美蒋利益分歧点，离间美蒋关系和保护边区安全的政治策略。跟初到陕北高举抗日大旗，策动西安事变；高呼拥护蒋委员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用新阶段论迎合国际，以取得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决定性胜利；都是同一个道理。并不代表主席真认为，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是未来要在中国实现的政治制度。至于近来网络上一些所谓“普世价值”的鼓吹者，不惜工本翻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这些旧文，企图达到攻击现行政策目的，注定是愚蠢而徒劳的。
挫败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斗争屡战屡胜，恰与此时国民党军的丧师失地成鲜明对照。其中，1943年8月16日，太行军区部队主力、冀南军区部队一部、冀中军区警备旅、抗日军政大学第6分校和地方武装等，在太行军区统一指挥下，发起林南战役，向盘踞林县地区的伪第24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展开猛烈进攻。到26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包括鬼子援军在内的日伪军7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攻克据点80余处，解放林县以南、辉县以北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10月5日至11日，晋绥军区在反“扫荡”中，集中特务团和第27团、21团、26团、36团、17团、29团和军区警卫营等，取得甄家庄地区歼灭战胜利。进犯之鬼子700余人、伪军100余人，除残敌100余人逃脱外，全部被歼。24日，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在率386旅第16团向延安开进途中，在临(汾)屯(留)公路韩略村设伏，全歼由冈村宁次组织的鬼子军官“战地观战团”120余人，毁汽车13辆。
11月19日，山东滨海军区主力攻击赣榆县守敌伪和平建国军第71旅李亚藩部，至20日以伤亡40余人代价，歼灭伪军1600余人，解放赣榆县城。晋察冀军区北岳区部队自9月16日到12月15日，经4280余次作战，粉碎日伪军的“毁灭扫荡”，共歼敌9400余人，击落敌机1架，毁敌火车12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毁铁桥13座，破公路980余公里，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200余处。
时间进入1944年，鬼子已经无力发起大规模扫荡，倒是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由局部到全面的反攻。八路军在这年前八个月有收复的县城有：山东省朝城县城（2月28日）、山西省榆社县城（3月29日）、沁水县城（3月30日）、河南省内黄县城（5月6日）、河北省任丘县城（5月8日）、山东省丘县县城（5月26日）、河北省清丰县城（5月29日）、武强县城（8月21日）、山东省莘县城（7月31日）、利津县城、沂水县城（均为8月17日）、乐陵县城（8月27日），文登县城（8月30日），共计13座。
与此同时，新四军也于1944年3月5日凌晨，在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指挥下，发动车桥战役。战至7日，攻克车桥据点，共歼灭鬼子大佐以下460余人(俘24人)、伪军480余人(俘168人)，自身伤亡200余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
在这种大气候下，华北、山东敌后国民党军再也难以取得足以养活部队的地盘。而因为这些部队并非老蒋嫡系，所以，他既不同意让他们撤退，也拒绝足额发饷（当然也发不起）。老蒋想法是，干脆逼这些杂牌军投降鬼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鬼子接济下，继续与八路军对抗。而一旦鬼子投降（这已是明摆着的事情），这些正规伪军可以帮老蒋暂守地盘，等着国民党军来接收。抗战早期打过鬼子、中期搞过摩擦的庞炳勋、孙殿英、吴化文等部，均属此类情况。他们还给自己无耻行为起了个美称，唤作“曲线救国”。
但八路军战力远在这些正规伪军之上，在1944年反攻中，打击目标就锁定在他们身上。3月25日至4月20日，鲁中军区在第3次讨伐吴化文部战役中，歼敌6400余人，对该部造成毁灭性打击，并控制鲁山大部地区。正规伪军尚且不是八路军对手，则土匪底子的伪军更是不堪一击，而被大量消灭。1944年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八路军抗战第7周年战绩：共作战23327次，毙鬼子22416人，伤43016人，俘303人；毙伪军31421人，伤48410，俘59343人；鬼子投诚45人，伪军反正6948人；八路军自身伤17976人，阵亡10934人。这一战绩虽还不能使鬼子伤筋动骨，却既大量消灭伪军，巩固了根据地；又缴获大量武器，给八路军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
至此，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居住人口已达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民兵则有227万，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包括国民党在内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为此，老蒋在闪击延安破产后不久就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主席虽清楚这是欺骗，却也在1943年10月5日，通过《解放日报》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表示愿意随时恢复国共谈判。
到了1944年初，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主席，老蒋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主席听后，一方面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一方面于2月17日告诉郭，中共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因为还未完全整完总理），行期在3月12日以后。4月15日，主席主持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谈判方针，决定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态度，不使国民党产生受威胁感觉。
4月29日，林老、王若飞、伍云甫一行离开延安。5月2日，他们到达西安，并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初步会谈。5月17日，双方又同机来到重庆。但国民党讲要谈判其实只是舆论攻势，根本未作准备，故拿不出任何方案，只好要求中共先拿出谈判方案。于是，主席在5月16日，将他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林老，要他以公函形式将意见书交给王、张二人，以此作为谈判具体内容。
意见书分政治和两党悬案两个部分，其中，关于政治的有三条：（一）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二）要求开放党禁，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要求实行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一万人，先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番号；承认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公平分配同盟国援华物资；撤销对各抗日根据地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被捕人员。
王、张二人一看中共又要番号又要物资，纯属漫天要价，遂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不肯转交给国民党政府（其实应该早就向老蒋汇报过了）。当然，主席真实用意不过是为了给世人以“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印象，而不是真要国民党接受。于是，主席在5月31日将所有20意见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算是让步。这样一个朝三暮四的修改，国民党自然也肯不接受。
但老蒋还是从中共意见书得到了启发，遂依样画葫芦也搞了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由张治中、王世杰在6月5日交给林老。其中规定：中共军队共编为4军10师，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而对其他敌后根据地政权问题、中共合法地位以及人民权利等只字不提。至此，双方一个漫天要价，一个落地还价，谈判陷入僵局。
主席此时正忙于接待美军延安观察组，对谈判并不在意。但到了9月，形势又有变化。当时，国民党政府军事上溃退，政治上独裁腐败，经济上横征暴敛、物价飞涨，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强烈愤慨。人们普遍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而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恰好要在9月5日召开，主席遂决定借此东风，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要求。

9月15日，林老、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林老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由于以往国民党当局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林老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政治压力。
主席乘热打铁，在9月27日为林老起草的复王、张信中提出主张，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10月13日，林老将此信送给张、王，虽未得到国民党方面积极反响，却使中共在大后方民众中威望大大提高，在他们心目中建立起了国共两党平起平坐的概念。而这正是主席希望达到的目标。
主席这波“联合政府”政治攻势，不仅提高了中共国内地位，而且还引起美国关注。10月间，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在重庆，同董、林二老多次交谈，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自己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主席得到汇报，立刻发出邀请。于是，赫在林老陪同下，于11月7日飞抵延安。
11月8日上午，主席、老总、总理同赫及包瑞德举行第一次会谈。赫带来了老蒋开出的最新条件：愿与中共达成谅解，承认其合法政党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中共参加军事会议，让中共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并提出他本人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为：一、国共共同工作，统一中国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鬼子与重建中国。二、中共军队将遵守与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委会命令。三、国共将拥护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山原则，双方将遵行发展民主程序政策。四、中共军队应成为中央政府军队一部分，并在武器、装备、薪饷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共及中国一切政党合法地位。
当天下午，主席在第二次会谈中，强调了联合政府主张，并对赫五点建议提出具体修改和增补意见。11月9日下午，主席在第三次会谈中，提出经修改的协定草案。具体是将第二条修正为：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军委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委会。赫对此表示认可，并商定将协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由主席先签字。当晚，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几乎开了整整一年，详情见下章）全体会议，授权主席代表中央在协议上签字。10日上午，主席正式签字。
但当天下午，赫、包与总理（检查通过，恢复工作）等飞往重庆后，老蒋拒绝接受该协定草案，并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党允将中共军队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军委会统辖，国民党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老蒋的反建议，对联合政府和联合军委会只字不提，也不答应在武器装备分配上获得平等待遇，还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场。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马上站到老蒋一边，于21日将反建议转交总理。总理一看没提联合政府，立刻电告主席。主席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三句话，实际宣告这轮谈判破裂。12月7日，总理、董老与包一同飞回延安。
当天，主席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总理报告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反建议明显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故无法求得双方提案基本共同点。12月8日，主席和总理会见包，拒绝老蒋反建议，并严肃批评赫的背信弃义行为。在这次谈话中，主席所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名言，成为日后反对牺牲根本利益而加入某种组织的至理名言。
时间进入1945年，赫尔利又在1月7日给主席来信，建议在延安召开国共两党会议。主席清楚这种会议毫无价值，遂于11日复信婉拒。这次，主席提了一个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反提议，说这个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同意这一提议，总理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赫接信后又于1月20日来电，称他相信国民党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总理来重庆谈判。主席于22日电复同意再派总理去重庆谈判，并告之三项谈判方针：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二、召开国、共、民盟三方参加的党派会议；三、要求国民党先释放汉卿、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取消特务活动等。
1月24日，总理飞抵重庆。而此时，赫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又提出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共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总司令，中共派一人为副总司令。总理认为，这实际上是将中共军队变为殖民地军队，立即拒绝。28日，主席复电赞成总理立场，并重申成立联合政府和反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召开国民大会的基本立场。
2月21日，周恩来在赫陪同下会见老蒋，再提联合政府模式。老蒋这时已想明白了，干脆说“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予以断然拒绝。16日，总理返回延安。而老蒋于3月1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宣布将在当年11月12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主席对此反应是，在3月13日和4月1日，两次会见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指出老蒋正在走直接导向内战和自杀道路，并请谢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保持中立。
至此，抗战时期国共谈判无果而终，后一次谈判将在抗战胜利以后举行。而主席在此期间抓住空隙，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为最终召开推迟多年的七大，准备好一切准备。欲知详情，请看第五十八章《六届七中》。
在结束本章之际，想回顾一下抗战期间国共谈判中双方开价的演变过程。最早情况是，1936年底，国民党方面开价，要求红军改编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到了1937年2月，中共还价4军12师，国民党稍稍让步到3师、12团（36000人）。当时中共力弱，最终在必须设八路军总指挥部前提下，接受国民党条件。到1938年，国民党同意南方红军编为8个团的新四军（实质不过一加强师）。两项合计，中共只得4个师番号，而政权方面也就陕甘宁特区一地。
抗战开始后，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力量不断壮大，中共抱负也大了起来。皖南事变后，在商讨善后时，中共一下子开价6个军编制；政权方面，不仅要承认陕甘宁边区，还要承认敌后抗日政权合法地位。国民党则还价为：八路军3军6师外加5个补充团，新四军2师，敌后政权按新县制办。结果当然不欢而散。到了本章的1944年末再谈条件，中共开价上限16军47师，下限5军16师（每师一万人），政权方面所有根据地合法不算，还要成立联合政府。而国民党的还价是4军10师，只让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
从此演变过程不难看出：中共随着力量增大，对军队和政权的开价越来越高；国民党在军队方面还价小步攀升，但在政权方面严守底线。这样，双方诉求差距越来越大，根本无法达成一致。当然，主席内心里也不想达成一致，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多少个军、多少个省，而是整个中国。

事实上，到1月15日，皖南事变已以新四军惨痛失败宣告落幕。在9000余新四军中，约2000人牺牲，4000多人被俘（普通战士补入国民党军，排以上干部650人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后有200多人被杀害和折磨致死，200多人越狱回到革命队伍，200多人在抗战胜利后被党营救回来），1500人突围归队，1600名当地战士乘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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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r2 2015-09-29 11:37:22
蒋介石就是心慈手软啊，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900余人可是全部活埋，一点也不耽误老毛成了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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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9 15:21:30
如果不处理红20军军官团，军事政变的罪恶基因就将附着在中共军队的躯体上，使日后国家不得安宁，经济无法发展。所以，消灭武装叛乱的红20军军官团，那是行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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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29 17:34:08
现在没看到内部资料。红20军若仅仅脱离毛的掌握，不服从红一管理。也说不上啥。
他们被抓起来，肯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问题。
比如朱德在红四军七大前，经常说谎吹牛，也仅仅是批评了事。而李文林那些将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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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9 19:45:48
红20军若仅仅脱离毛的掌握，不服从红一管理。也说不上啥。
就算只有这点事，也不能放过。还是看看我在文中是怎么分析的吧。
消灭红20军军官团，就是要吸取唐朝藩镇为祸教训，把红军中骄兵悍将习气消灭于萌芽之中。那么，唐朝藩镇为祸根源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唐王朝自己也一直不甚了了，但到了唐末人们终于看出，原来是牙兵在兴妖作怪。所谓牙兵，就是节度使的亲军，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与现代军队里军官团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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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得很abc 2015-10-06 22:31:33
呵呵，其实就是严厉镇压任何反抗----特别是武装反抗。
党指挥枪，如果政党变质了，是不是军队也要一同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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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政党变质？军队变质？只要中国社会稳定，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政治格局能够保持，就无所谓什么变质。

@新昌仁慧 2015-09-09 12:24:57
1936年5月21号，东征红军总部班师回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到达瓦窑堡，红军东征算是正式宣告结束，红军东征在军事上的成果并不理想，作为这次军事计划的提出者和主导者，毛泽东后来也明确承认，在山西立足，从目前红军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其实东征的军事计划从一提出，就在中共决策层引发了意见分歧，许多人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军事计划，认为红军刚到陕北，刚站住脚，应该巩固一段时间再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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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9 20:56:37
毛主席到陕北后，带领红军东征西讨的目的，从表面上看是打通国际线及筹款，但深层次用意，是引起蒋介石注意，让他前来围剿，从而激化与张杨间的矛盾，为西安事变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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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得很abc 2015-10-06 22:35:37
这是拿结果来倒推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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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拿结果倒推原因？难道在你看来，毛主席带一支小部队在陕北终老，就是他的人生抱负？

killywen 2015-09-29 22:03:20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1930年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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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9 22:52:31
李文林等等的是富农路线，我在正文里分析得很详细。他们是地头蛇，毛主席非但赶不走他们，派去的刘士奇（当时是贺怡的丈夫）反而被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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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30 15:01:37
李文林是富农路线，但富农路线的人，不应当会以AB团的形式被逮捕。
联想到李文林是朱德的好学生，外加朱德对向中央告状的段良碧说老毛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人，若不是朱德的人，也和朱德一样就有旧军队的作风。
若只是毛泽东对他们不满，那也是毛为了自己意志去杀人，去争权。
但按照中央三人团的意见，明显是对李文林等不利。
第一次反围剿前红一4万多人，歼灭张辉瓒等等1万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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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30 15:56:50
李文林的富农路线就是要求按劳动力平分土地，跟毛主席推行的按人口平分土地对着干。毛派刘士奇推行自己路线，被李等人哄走。毛如果直接指责李的土地政策，他们有一百张嘴可以为自己辩护，毛也奈何不了他们。不得已，毛只能把党内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通过诬告李等人是AB团，才把他们拉下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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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得很abc 2015-10-06 22:49:57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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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实分析，请问有何可笑？

@killywen1983 2015-10-06 22:58:51
美国民主并不高级，不能长远规划，和蒙元几年一次的大汗类似。中国制度更优。美并非强在民主，而是科学。中国并不会轻易让暴君上台，除非 历史 使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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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会轻易让暴君上台，除非历史使命需要

暴君这个名词其实只存在于文艺中，对真正懂政治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新昌仁慧 2015-09-10 14:10:05
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事件持续时间并不长，自1933年5月孙殿英提出“西撤”之请到1934年3月“彻底解决”，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但由于此事件与“新疆事变”“察省事变”“闽变”等事件错杂因应，又处于国民党围剿中共的特殊时期，孙殿英及国民党重要军政人物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冯玉祥、傅作义、马鸿逵、马麟等均牵涉其中，各有打算，致使该事件的发生及解决无不充斥着政治权谋之运用。1934年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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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殿英与四马大战不关心、不研究，贸然让西路军去河西走廊，张国焘、徐向前缺乏开阔视野，失败在所难免。

@新昌仁慧 2015-09-10 14:59:44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相识，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识应该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
尽管毛泽东在湖南已有些名气，而且比张国焘大4岁，但此时张国焘已经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了。
有一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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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正统党史研究者如果选择性描述，但还是不难看出，毛张二人早年还是英雄相惜的。

第五十八章 六届七中
如前所述，1944年夏，鬼子日薄西山，老蒋受制于美，党内归心主席，这正是召开七大、确立主席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大好时机。于是，主席决定于5月21日，在延安召开为七大做准备的六届七中全会。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主席、老总、少奇、弼时、总理、康生、彭总、洛甫、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尚昆、陈郁、罗迈、孔原，共17位。此外，参加者还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位，他们也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分别是彭真、高岗、贺帅、林总、叶帅、陈毅、刘帅、聂帅、朱瑞、徐帅、谭政和陈伯达。
这次全会时间创了党史上的“吉尼斯记录”，直到1945年4月20日方才闭幕，历时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
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主席、老总、少奇、弼时、总理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其实就是日后七大上的五大书记），主席为中委主席和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还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等于取消了这两个决策机关的权力。
主席在开幕式上代表政治局，把关于讨论党史中六个重大问题结论意见，提交全会讨论，被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决议。其要点是：(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指的应该是王明、博古）。(2)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及其召集的五中全会，因为得到过国际批准，合法但选举手续不完备。(3)对历史上错误应在思想上弄清楚，但结论应力求宽大以利团结。(4)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正确部分。(5)六大虽有其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正确。(6)遵义会议以来，作为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党内应克服山头主义倾向。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主席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关于军事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问题等，分别由四个委员会起草。
第二次会议在6月5日举行，讨论并通过了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该指示指出：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但“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进行群众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为此，又通过了《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确定城市工作委员会由14人组成，彭真为主任。
之后，第三次会议在11月9日举行，讨论了主席同赫尔利谈判问题。第四次会议在12月7日举行，总理报告去重庆谈判的情况（两次会议都详见上一章）。第五次会议在12月9日举行，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1945年2月18日，又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总理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报告（详见上一章）。
到3月31日，又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主席在会上对提交七大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作了说明，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老蒋独裁；三是以中共为中心。第二，对中共历史教训要总结经验，但不要含有搞垮谁的意思。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七大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
4月20日，举行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七大《军事报告》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以及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七大会议日程。至此，六届七中全会宣告闭幕，而七大将在三天后开幕。
这次全会之所以创下“吉尼斯纪录”，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召开七大必须要以作出《历史决议》为前提，而《历史决议》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虽然全会一开始，即成立了由弼时、少奇、总理、洛甫、康生、彭真、高岗、博古8人组成、由弼时为召集人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修改，但因多易其稿（具体情况是，弼时先起草，几易其稿后，由胡乔木以弼时之稿为基础再起草。弼时对乔木稿又进行多次修改。之后，又指定洛甫参加修改。最后，主席对洛甫稿作7次修改，才终于定稿），短时间难以定稿；第二，七大召开之前，主席不愿再让原来政治局行使权力。
这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历史决议》，后来以附录形式，全文收入《毛选》，这使我们经常有机会阅读学习。为了写好这一段，笔者特意又通读了一遍，以下是阅读体会：
第一，决议只涉及抗战以前问题，其中主要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问题。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在于既清算二十八宿，又不涉及国际所犯错误，以免得罪老斯,失去苏联这个极其重要的外援。
第二，为了避免涉及国际错误，依然强行将大革命失败责任，加在陈总身上，并将他脱离中共组建托派组织行为，定性为反革命行为。以符合老斯早就定下的政治口径。
第三，对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只批判不点名，但对秋白在六届四中被二十八宿打击，却点名定性为错误打击。反映主席当时对秋白的维护态度。
第四，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批判，却说当时政治局由立三领导，完全避免提及忠发，仿佛这位曾经在任三年的总书记，根本不存在一样。
第五，只谈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王明为首二十八宿逼迫，再加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同志（主要是指总理，但也应该包括何孟雄等一批工会老干部）支持和妥协之下召开的，全然不提国际所起作用，让人觉得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共内部发生的一次变故。原因不言自明，一是不让普通党员知道中共早期被苏联控制、操纵的事实，二也避免刺激老斯。

第六，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分裂活动，定性为反革命行为。但对被王明开除党籍的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则破天荒地点名平反（被国焘杀害的许继慎、曾中生等人，虽然同样被平反，但并没有享受到在决议中点名平反的待遇）。主席这么做，一来是报答张浩，安慰林总，给鲁迅面子；二来是反衬王明等错误。
第七，对当初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洛甫隐瞒交权约定的错误，不再提起，干脆大方一下，承认了其合法性，但着重批判王明、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席出此上策，主要是因为在不涉及抗战以后问题的情况下，只有承认博古临时中央合法性，才能将王明一并拉入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中，使王明在政治上不得翻身。当然，也在客观上避免了政治斗争庸俗化嫌疑。
第八，将遵义会议定性为确立以主席为首新领导核心的会议，从而回避洛甫曾经是党最高领导人的事实。
第九，笼统地谴责国焘退却逃跑和成立第二党行为，因其已经出走，也定性为反革命行为。但不指控他试图使用武力挟持中央，以免让后人产生丰富联想，进而效仿（但最终在主席生前，还是出现了红二代效仿国焘的行为）。
第十，将主席领导下中央的政治路线，定性为完全正确的路线；把当时的中共定性为快要胜利的党，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党；从而树立了主席不可撼动的领袖地位。
第十一，将少奇树立为白区工作的典范人物，从而奠定了他副帅和备胎的重要地位。
按主席原来设想，《历史决议》准备提交七大讨论通过。但形势发展很快，眼看鬼子已经撑不了多久，与国民党就抗战建国方针展开周旋，才是中共最紧要任务。因此，为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这些问题，在征得准备参加七大各代表团同意后，该决议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需要指出的是，王明依然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但因大势已去，他还是写信给全会，表示拥护该决议。
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在延安还于2月1日召开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简称华北座谈会）。这次会议断续开了43天，时间横跨整个七大，到7月25日才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少奇、彭总、林总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会议表面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 抗战工作，但实际上是整风运动最后一个余波，针对对象就是彭总。
彭总其人与其他高级将领不同，他在抓军事斗争本职工作以外，还关心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在代理北方局书记时，他亲自抓根据地财经工作，据说一时破有成效。本文在前面对其中原因有所分析，即他与主席一样，有着以一己之力承担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远大抱负，而投身军旅只是实现这样远大抱负的一块跳板（国焘与彭总只交往了几天，就看出他是个热衷政治的军人）。而这势必就与主席所从事的事业产生重叠，也势必产生矛盾。
如果说，彭总真有卓越政治才能，可对主席决策拾遗补缺，则以他与少奇、总理同在1898年出生这个年龄状况，在适当时机弃军从政，倒也能起到与主席珠联璧合的作用。但问题是，彭总有从政之心，并无从政之才，不信可看他在百团大战中的表现。而彭总因早年阅读大量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传销手册，十分相信其中所推崇的貌似正确实则谬误理论，直到1943年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还在大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显然与共产主义信念格格不入。如果真让彭总成为中央核心领导，对中共及未来中国，都是不负责任举动。
正因为此，主席必须想办法让彭总死了从政之心，老老实实在军事领域为党奋斗终身。
早在1943年6月6日，主席就电示彭总，明确批评他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但彭总回延安后，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主席，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文章，希望以社论名义发表。主席将该文转贾拓夫、高岗、贺帅、陈云讨论后，众人都认为，“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此文遂胎死腹中（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该文，但从懂经济的高岗、陈云下的结论来看，彭总对经济可能真是似懂非懂）。然而，仅凭这些不痛不痒提醒，还不能使彭总改变固有想法，主席最终决定采取开座谈会形式，给彭总做做规矩。
彭总也知道主席用意，座谈会一开始就表示：他自己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对此，他先检讨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讲话的错误，再检讨百团大战暴露力量、惊动敌人的错误，最后还回顾了对主席认识所经历的三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以为这样一说，也就可以过关了。
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从前面叙述的延安整风特点来看，被整到人都必须如托翁所说那样：清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浴三次，在水里煮三次；一定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脱胎换骨做新人。为此，主席在3月后，指示将会议规模扩大，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康生一来就指责彭总，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王明路线；不懂根据地建设规律，不发动群众；组织百团大战过早暴露实力。他一带头，众人指责就包罗万象了。先从彭总领导平江暴动谈起，说他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看来，主席文革期间对胡志明讲的彭总入股说法，早已有之，而且发明者还不一定是主席）。再谈他带兵杀害袁文才、王佐，内战期间先执行李三路线打长沙，后又拥护博古打赣州，领导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运动游击战”方针等等。基本上能抓到点把柄的事情全都兜底翻。最后，连一些生活细节也被翻了出来，比如彭总原名“彭得华”，就是想得中华，生活朴素是学冯玉祥的虚伪。这些问题总结下来归为四点：一、在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主席；二、擅自发动百团大战；三、执行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主张，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四、闹独立性。可以说，除了会理会议没提之外，后来庐山会议上对彭总1945年以前行为的指责，这时已经都全了。

彭总被众人伤了自尊，心里十分恼火。他一方面不得不做自我批评，承认存在对内战到抗战的政治转变精神上没准备、对游击战争了解是逐渐的、十二月会议同意了王明的东西、作风问题本质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等错误，并检讨自己在入党后带来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一方面又多次表示“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还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一句话，就是骨子里不服气。主席对此看得很清楚，还特地对师哲说，彭总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如果换作能力有限之人，主席肯定还要穷追猛打，直到彭总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方可罢休。但彭总情况不同，他是军中五虎上将之一，不仅在与老蒋争天下时不可或缺。而且，万一建国后与外敌发生冲突，就冲他为当民族英雄万死不辞这点个性，主席也必须把他留作后用。主席至此也清楚了，彭总此人是整不服的，对总理的那套驯马术，在他身上无效。今后如果用他，就顺着他心意说话；如不能用了，干脆拿下！
所以，尽管彭总还在挨整，却依然在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他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尽管是最后一名）。七大后，主席还在总理见证下，与彭总交换了意见，不公开地否定了座谈会对他的有些批评意见。因而，座谈会于7月25日结束时，也未对彭总错误做结论。之后组建新军委，他依然被任命为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而且这以后，主席再也没有轻易寻事整过彭总，直到彭总自己发现有道德制高点可占，主动向主席发起挑战。
也在这一段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在继续发展壮大。1944年5月，鬼子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进攻河南得手后，中央于7月25日发出《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部署的指示》，指出，北方局已决定由太岳派2个团赴豫西工作，冀鲁豫分局已派1个营加强睢(县)杞(县)太(康)阵地，新四军第5师抽7个连沿平汉铁路线向河南发展。同时，华中局提议在新四军第4师抽5个团，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睢杞太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各部队按中央指示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河南省被鬼子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但著名战将彭雪枫在歼灭只有1000兵力的国民党苏北挺进军28纵队时，不幸中流弹牺牲。
鬼子攻下长沙、衡阳等湖南重要城市后，主席又酝酿了又一项大胆战略决策，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考虑到该行动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故这一行动直到10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才作出最终决定。最终决定是，派王震、王首道分任司令员和政委，率著名的359旅主力（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南下支队于11月1日从延安出发，经过4个月长途跋涉，于1945年3月26日，解放平江县城，正式进入湖南。但此时，鬼子已濒临失败，国民党军已经学会了八路军到敌后去的办法，将主力部队遍布于湖南敌后。见南下支队到来，国民党军很容易就调动72师、99师等六万多正规军，从东、南、北三面向平江城逼进。面对不利敌情，南下支队放弃平江暂退鄂南。6月，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再次渡湘江沿粤汉铁路南下挺进广东，在与几十倍于我之国民党军周旋下，终于在8月底，到达广东南雄县百顺一带的预定与东江纵队会合的地区。但此时鬼子已投降，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江纵队被敌阻隔，无法会合。经中央批准，王震决定率南下支队北返中原根据地，在湖南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最终未能完成。
南下支队征战之时，新四军第5师于1944年7月底，北上挺进河南敌后。到1945年4月，他们开辟了东到汝南、西至竹沟、南自信阳、北达舞阳的东西宽70余公里、南北长近100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8000余人，一度打通了与华北八路军联系。但由于5师领导过于强调“以巩固为主”方针，派出的北上部队有限，未能很好完成控制中原战略任务。为了加强该处领导，中央于1945年8月12日，同意成立鄂豫皖中央局，以徐帅为书记。主席是希望徐帅率四方面军旧部，在鄂豫皖重振雄风。但不想三天后鬼子突然投降，5师失去了预想中的经略中原宝贵时间，徐帅遂未到任，而由郑位三代理书记。
与此同时，美军观察组又转达了美军欲在东南沿海发动登陆作战的计划，并要求新四军配合。为此，主席与少奇、陈毅于1944年8月3日，联名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12月，粟裕指挥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发展东南。到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
苏浙军区所在之地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防地，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从2月14日至6月23日，国民党军向苏浙军区发起三次大规模进攻，新四军被迫进行还击。在粟裕卓越指挥下，他们屡战屡胜，共歼灭顽军12300余人。从8月上旬起，苏浙军区积极展开对鬼子大反攻，在浙西和苏南，共解放县城10座，拔除日伪据点100余处，使北起京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迄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至此，苏浙皖根据地人口达到370余万，苏浙军区主力及地方武装发展到近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