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儒家
当然这只是立法原则，理论上的。要真的按照这个原则执行，还要很多路要走，而且它比起西方的古马伦在刻在玄武石上的那个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要晚了1250年。这可以看出人权也好法治也好在当时的差距，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进步在当时都可以伟大的进步。
统治阶级内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个进步，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是掌握权力的人随心所欲地自己说了算，还是双方按照一个契约合同的规矩来论是非，掌握权力者，当然希望随心所欲。被统治者自然希望有个规矩可以据理力争。所以铸刑鼎这一件事受包括孔子在内的很多贵族的非难。为什么反对呢。晋国的大臣叔向一句话道破天机：：“民知有辟，而不忌于上。”民众知道了法的内容，就不再畏惧上面的人了。
中国的法制建设落后汉谟拉比法典1250年。后来的魏国李悝变法时，制定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从内容上来看分为法经》共有六篇，即盗、贼、网（或囚）、捕、杂、具。主要是刑法。没有民法的内容。而同时代的西方十二铜表法已经开始有涉及了民法的内容。
公元前359年，也就是铸刑鼎之后177年，商鞅制定的法又把人类的法制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试图不仅仅是罪与非罪契约合同的刑法领域，而在国家和民众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签署一个更加广泛，详细的契约合同。依照这个契约，被统治者的民众知道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如果解决纠纷。统治阶级则由统治者变成仲裁者；整个国家在法的协调之下，自主的运转。所以从云梦中看，商鞅制定的新法，大到王位继承，官吏赏罚，罪与非罪的认定处罚，小到农忙放假，种子保管。制造成器物的尺寸大小，无所不包。中国的法制一下子跳入了大民法的境界。比起西方的大民法，《罗马法典》要早了800年。
统治阶级内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个进步，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是掌握权力的人随心所欲地自己说了算，还是双方按照一个契约合同的规矩来论是非，掌握权力者，当然希望随心所欲。被统治者自然希望有个规矩可以据理力争。所以铸刑鼎这一件事受包括孔子在内的很多贵族的非难。为什么反对呢。晋国的大臣叔向一句话道破天机：：“民知有辟，而不忌于上。”民众知道了法的内容，就不再畏惧上面的人了。
中国的法制建设落后汉谟拉比法典1250年。后来的魏国李悝变法时，制定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从内容上来看分为法经》共有六篇，即盗、贼、网（或囚）、捕、杂、具。主要是刑法。没有民法的内容。而同时代的西方十二铜表法已经开始有涉及了民法的内容。
公元前359年，也就是铸刑鼎之后177年，商鞅制定的法又把人类的法制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试图不仅仅是罪与非罪契约合同的刑法领域，而在国家和民众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签署一个更加广泛，详细的契约合同。依照这个契约，被统治者的民众知道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如果解决纠纷。统治阶级则由统治者变成仲裁者；整个国家在法的协调之下，自主的运转。所以从云梦中看，商鞅制定的新法，大到王位继承，官吏赏罚，罪与非罪的认定处罚，小到农忙放假，种子保管。制造成器物的尺寸大小，无所不包。中国的法制一下子跳入了大民法的境界。比起西方的大民法，《罗马法典》要早了800年。
虽则心中忐忑，孟子却从来没有退让致歉的习性，振作心神，一开口便气度沉雄：“大道至真，不涉得失。末技卑微，唯言利害。以利取悦于人，以害威慑于人。此等蛊惑策士，犹辩真伪之说，岂非天下笑谈耳？”
“孟老夫子，尔何其厚颜也！”张仪站在当殿，手中那支细亮的铁杖直指孟子，“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杨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末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做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平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唯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竟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
“孟老夫子，尔何其厚颜也！”张仪站在当殿，手中那支细亮的铁杖直指孟子，“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杨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末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做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平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唯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竟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
又是孔老二，他愣是把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煽呼成了人间贵人，反而把辛勤劳作、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人们踩在了脚板底下，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谬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至今，如果不出现一位和那位老人家一样，把读书人赶进“牛棚”的有德之人，恐怕这种思想还会影响我们很多年。它如毒瘤，渗透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们教育的失败，本就不缘于这种腐朽的思想呢？术有专攻，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我们时下的社会都被影响成什么样了？学化学的去做了文秘，学生物的去做了二奶，学土木工程的去做了销售，学工商管理的去做了盗贼，最可恨的，让学文艺的去坐了台。反之，去医院才见过医学为何物的管理了卫生，连车辆几个轮子都搞不清楚的去管理交通，连火车都没坐过几次的当了铁道部长。
这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拜孔老二所赐，演变到今日，早已是只认文凭，不认贤。连厨房切菜的帮厨都需要大学本科了，简直是疯狂得令人发指。学以致用早就被人遗忘到云里雾里，人们削尖脑袋去求取的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一纸空文。做什么没有关系，只要附身符在手，你就有可能摆脱农民工的卑微身份。农民工身份的卑微不是我再说，而是大家都在这么想。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谬论该和那位圣人一样，收敛入棺吧，人活着，本无贵贱之分，不要再把自己的衣食父母比作蝼蚁，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有一次活着的权力。
我们教育的失败，本就不缘于这种腐朽的思想呢？术有专攻，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我们时下的社会都被影响成什么样了？学化学的去做了文秘，学生物的去做了二奶，学土木工程的去做了销售，学工商管理的去做了盗贼，最可恨的，让学文艺的去坐了台。反之，去医院才见过医学为何物的管理了卫生，连车辆几个轮子都搞不清楚的去管理交通，连火车都没坐过几次的当了铁道部长。
这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拜孔老二所赐，演变到今日，早已是只认文凭，不认贤。连厨房切菜的帮厨都需要大学本科了，简直是疯狂得令人发指。学以致用早就被人遗忘到云里雾里，人们削尖脑袋去求取的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一纸空文。做什么没有关系，只要附身符在手，你就有可能摆脱农民工的卑微身份。农民工身份的卑微不是我再说，而是大家都在这么想。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谬论该和那位圣人一样，收敛入棺吧，人活着，本无贵贱之分，不要再把自己的衣食父母比作蝼蚁，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有一次活着的权力。
于丹《〈论语〉心得》对孔子作出了正面评价,孔子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孔子的思想毒害了中国2000年,难道孔子还要继续毒害中国人?
胡适和鲁迅在上个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的启蒙运动没能使中国人摆脱孔子的影响。那些大儒们仍然想方设法为孔子翻案。那些坚持真理和维护正义的人,应该站出来!
孔子的思想有利于统治阶层,不利于平民百姓,而且与现代先进思想背道而驰。 孔子不喜欢法律,认为老百姓懂得法律不利于统治;孔子禁绝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
虽然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有其政治目的,但"批孔"的根本思想是正确的。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应杜绝讲中国历史和中国所谓先贤们的学说，这些历史和学说毒害了当今的人们，应该更多地讲那些宣传自由、民主、博爱的学说。
胡适和鲁迅在上个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的启蒙运动没能使中国人摆脱孔子的影响。那些大儒们仍然想方设法为孔子翻案。那些坚持真理和维护正义的人,应该站出来!
孔子的思想有利于统治阶层,不利于平民百姓,而且与现代先进思想背道而驰。 孔子不喜欢法律,认为老百姓懂得法律不利于统治;孔子禁绝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
虽然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有其政治目的,但"批孔"的根本思想是正确的。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应杜绝讲中国历史和中国所谓先贤们的学说，这些历史和学说毒害了当今的人们，应该更多地讲那些宣传自由、民主、博爱的学说。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一开篇便以东方式的语言点明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西方启蒙思想.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
在其著作《劝学篇》中福泽谕吉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
相比起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开始，这整整落后了将近40年，所以才说五四的非儒反孔已经落后,令 中国在近现代一败再败。
现在，儒家孝子贤孙拼命污蔑五四先驱，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儒家的高大全。
然而，真正的反儒斗士早就已经出现了东洋，他还成功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就是早了这40年，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开了。而这1870年代至1910年代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一开篇便以东方式的语言点明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西方启蒙思想.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
在其著作《劝学篇》中福泽谕吉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
相比起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开始，这整整落后了将近40年，所以才说五四的非儒反孔已经落后,令 中国在近现代一败再败。
现在，儒家孝子贤孙拼命污蔑五四先驱，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儒家的高大全。
然而，真正的反儒斗士早就已经出现了东洋，他还成功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就是早了这40年，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开了。而这1870年代至1910年代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怪圈”的忧思
同样，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社会一再重复地陷入绝境的周期律， 对我国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陷入“反孔尊孔”这个死循环的“怪圈”， 毛泽东也有着深刻的认识：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在同毛远新谈批林批孔的问题时是这样分析的：“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就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得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搞陈桥兵变，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
同样，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社会一再重复地陷入绝境的周期律， 对我国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陷入“反孔尊孔”这个死循环的“怪圈”， 毛泽东也有着深刻的认识：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在同毛远新谈批林批孔的问题时是这样分析的：“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就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得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搞陈桥兵变，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
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又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
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
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
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请来愚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值得今天我们所有工农大众和弱势群体们的深思！
黑格尔也曾说过：“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的这些话，值得今天我们所有工农大众和弱势群体们的深思！
黑格尔也曾说过：“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儒家祸国殃民，导致全民腐败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为什么只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这个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另一个周期律中。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学说的本质才造成的。
孔子尽管被儒家传人尊为是鼻祖，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又被后世的许多人美誉为是平民教育的首创者，但是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却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
所以，不管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还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任何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心全意地为皇权加官权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为皇权加官权服务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统治者，通过对被统治者进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制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达到接受、甚至是顺从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为什么只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这个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另一个周期律中。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学说的本质才造成的。
孔子尽管被儒家传人尊为是鼻祖，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又被后世的许多人美誉为是平民教育的首创者，但是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却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
所以，不管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还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任何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心全意地为皇权加官权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为皇权加官权服务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统治者，通过对被统治者进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制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达到接受、甚至是顺从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的目的。
孙中山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令人称羡的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却是一盘散沙。而也正是由于一盘散沙，才导致中华民族屡屡地挨打，才导致中华民族屡屡地出现民族的生存危机。
然而孙中山尽管发现了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的这种现象，但是却没有找到造成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造成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学说所极力宣扬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就是由于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的盛行，才不仅造成了中国人只顾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民族成为了一盘散沙，而且更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因为没有真正的精神信仰并产生了强烈地投机心理而贪生怕死、特别是极易为物质利益所引诱而选择当汉奸。
而一个民族一旦选择了儒家学说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就必然会因此而丧失正义与正气，就必然会产生强烈地投机心理而造成民族性格的弱化，就必然会导致整个民族成为一盘散沙。
在我国的历史上，民族的性格一旦弱化之后，接下来的必然就是挨打，必然就是王朝的兴衰更替。
然而孙中山尽管发现了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的这种现象，但是却没有找到造成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造成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学说所极力宣扬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就是由于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的盛行，才不仅造成了中国人只顾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民族成为了一盘散沙，而且更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因为没有真正的精神信仰并产生了强烈地投机心理而贪生怕死、特别是极易为物质利益所引诱而选择当汉奸。
而一个民族一旦选择了儒家学说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就必然会因此而丧失正义与正气，就必然会产生强烈地投机心理而造成民族性格的弱化，就必然会导致整个民族成为一盘散沙。
在我国的历史上，民族的性格一旦弱化之后，接下来的必然就是挨打，必然就是王朝的兴衰更替。
兵家是开拓工具；墨家、法家是治国工具；炼丹家是发展科技的工具（还有很多家，都是），道家是提高人思想水平的工具。而儒家，一个专门目的在玩耍、提高人们享受水平的东西，居然占据中国人的思想达数千年
毛泽东文革是错，批儒却是一点也没错，历史的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懦弱儒教又将复兴了，中共现在又开始独尊儒术了，高中生（接近半个亿，以后还会继续）必读只有论语孟子，把墨子老子庄子放在哪里？全中国到处都是孔子学院，还有墨子老子商鞅吗？（从小学到高中，课文基本没有一篇墨道法）让高中生学论语孟子，第一用孝的骗局让更多的学生被教育折磨，扶持懦弱儒学，第二不让墨崛起，让侠客精神崛起反抗教育，第三不让法家老子揭恶批判思想崛起，来接恶批判教育，如此便让学生受百般洗脑，最终变成变成一个个官奴，所以儒家独裁学术必需结束
细数儒教主要有“五大”罪状：
一、皇权至上。
儒教在对皇权和民权的认同上是极力主张皇权至上的，从不质疑专制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首先认定天子是必须要有的，儒教只是努力使皇权成善。儒教《孟子》虽然有“君轻民贵”一说，但是这是对皇帝有利于牢牢掌握政权而言的，是谋略，是技巧。儒教的“君轻民贵”实际是遮羞布，即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老百姓连用名字也要避皇帝的讳，皇帝山珍海味、三宫六院，老百姓家都没有，路有冻死骨，哪里有“君轻民贵”一说？儒家是皇帝欺名盗世的帮凶。
时代在进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够为维护民权的思想和教义，绝对不能让儒教这种服务于皇权的教义再来荼毒我们的思想。中国要进步，要民主，要科学，要自由。
国家立法权属人民，属于全体被统治者所有，而不是皇帝。权利的来源应该是被管理者的集体同意，最高权力来源于最低地位者的同意。
法律的作用是保障人权，并且一视同仁。
二、宣扬正名
儒教讲究正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三纲五常”等等，在这种强大的道德理念面前，人的可塑性、创造性被极大抹杀。在等级森严，不可动摇的权威面前，下级只有服从的权利，没有抗拒的反驳的可能，没有民主可言，滋长了“一言堂”“家长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下级、臣民们剩下的就只能期待一位贤明的君主了。中国人的期盼“青天大老爷”的情节由此产生。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正名，要提倡“民主”。民主的力量是巨大的，是极其富有凝聚力的，秋收起义的中国红军最少时只剩下900人，人员还在不断的减少，不断出现逃兵，怎么办，进行了“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党领导工作，开展“三大民主”，士兵开始踊跃参与连队的管理，觉得自己是主人了，也不跑了，部队凝聚在了一起，虽然只有900人，但后来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这支具有民主精神的新型军队终于成为一支用精钢制造的铁拳，砸烂了国民党的大水缸。如果“正名”了，部队还是首长裁决一切，还会有红军么，还会发展么？可能早就消失在井冈山的丛林中了。
正名是民主精神的对立面。
一、皇权至上。
儒教在对皇权和民权的认同上是极力主张皇权至上的，从不质疑专制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首先认定天子是必须要有的，儒教只是努力使皇权成善。儒教《孟子》虽然有“君轻民贵”一说，但是这是对皇帝有利于牢牢掌握政权而言的，是谋略，是技巧。儒教的“君轻民贵”实际是遮羞布，即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老百姓连用名字也要避皇帝的讳，皇帝山珍海味、三宫六院，老百姓家都没有，路有冻死骨，哪里有“君轻民贵”一说？儒家是皇帝欺名盗世的帮凶。
时代在进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够为维护民权的思想和教义，绝对不能让儒教这种服务于皇权的教义再来荼毒我们的思想。中国要进步，要民主，要科学，要自由。
国家立法权属人民，属于全体被统治者所有，而不是皇帝。权利的来源应该是被管理者的集体同意，最高权力来源于最低地位者的同意。
法律的作用是保障人权，并且一视同仁。
二、宣扬正名
儒教讲究正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三纲五常”等等，在这种强大的道德理念面前，人的可塑性、创造性被极大抹杀。在等级森严，不可动摇的权威面前，下级只有服从的权利，没有抗拒的反驳的可能，没有民主可言，滋长了“一言堂”“家长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下级、臣民们剩下的就只能期待一位贤明的君主了。中国人的期盼“青天大老爷”的情节由此产生。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正名，要提倡“民主”。民主的力量是巨大的，是极其富有凝聚力的，秋收起义的中国红军最少时只剩下900人，人员还在不断的减少，不断出现逃兵，怎么办，进行了“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党领导工作，开展“三大民主”，士兵开始踊跃参与连队的管理，觉得自己是主人了，也不跑了，部队凝聚在了一起，虽然只有900人，但后来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这支具有民主精神的新型军队终于成为一支用精钢制造的铁拳，砸烂了国民党的大水缸。如果“正名”了，部队还是首长裁决一切，还会有红军么，还会发展么？可能早就消失在井冈山的丛林中了。
正名是民主精神的对立面。
三、人分贵贱
儒教对人进行了分类，“君子”是好的贵的，“小人”是坏的贱的，主张社会应当由君子来治理，小人是被治理的对象，仁者当居上位，愚昧、渺小、低级、弱智、卑鄙者当处服从听话的低下地位；由此形成了代表君子的官宦阶层，代表一般群众的“小人”阶层。这一观念貌似劝善，实际是利于统治，阻碍社会进步。人与人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君子”“小人”都不完美，只要不违犯法律就可以。
儒教的做“君子”同样一种手段，是一种人生策略，是为了做官的需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说做“君子”做的好，甚至可以治国、平天下！简直是痴人说梦，有几人能治国、平天下？大部分还不是都当老百姓。难怪很多中国人都不愿当“君子”，而乐于当不守规矩、占小便宜的“小人”，他们都是被骗后觉得当“君子”没有什么用，最后想通了不做“君子”了。
一切人都不要分什么君子和小人，首先都当作坏蛋来防范，通过制度防止他作恶就可以了。
记住是一切人！
四、灭人欲
儒教宣扬人要加强自身修养，要追求人品，而不是物质利益，君子当重德而不爱财，为自己谋利的都是小人。否认个人利益，主张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个人于是都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儒教对人强加义务，而不是申张个人权利，违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种“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出现了“官本位”思想，于是科学技术、工商经营这些有“人欲”的东西都变得不再重要，大家从小都直奔官位而去，儒家徒子徒孙千千万万，科学技术等“奇技淫巧”无人问津，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个人的私有私产应该和集体、国家的财产一样值得尊敬。追求私有财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灭人欲方面还体现在毒害妇女。如“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千百年来一直虐待者中国妇女。
儒教对人进行了分类，“君子”是好的贵的，“小人”是坏的贱的，主张社会应当由君子来治理，小人是被治理的对象，仁者当居上位，愚昧、渺小、低级、弱智、卑鄙者当处服从听话的低下地位；由此形成了代表君子的官宦阶层，代表一般群众的“小人”阶层。这一观念貌似劝善，实际是利于统治，阻碍社会进步。人与人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君子”“小人”都不完美，只要不违犯法律就可以。
儒教的做“君子”同样一种手段，是一种人生策略，是为了做官的需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说做“君子”做的好，甚至可以治国、平天下！简直是痴人说梦，有几人能治国、平天下？大部分还不是都当老百姓。难怪很多中国人都不愿当“君子”，而乐于当不守规矩、占小便宜的“小人”，他们都是被骗后觉得当“君子”没有什么用，最后想通了不做“君子”了。
一切人都不要分什么君子和小人，首先都当作坏蛋来防范，通过制度防止他作恶就可以了。
记住是一切人！
四、灭人欲
儒教宣扬人要加强自身修养，要追求人品，而不是物质利益，君子当重德而不爱财，为自己谋利的都是小人。否认个人利益，主张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个人于是都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儒教对人强加义务，而不是申张个人权利，违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种“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出现了“官本位”思想，于是科学技术、工商经营这些有“人欲”的东西都变得不再重要，大家从小都直奔官位而去，儒家徒子徒孙千千万万，科学技术等“奇技淫巧”无人问津，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个人的私有私产应该和集体、国家的财产一样值得尊敬。追求私有财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灭人欲方面还体现在毒害妇女。如“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千百年来一直虐待者中国妇女。
五、人治
儒家是标准的“人治”大于法制，最严重的话是“刑不上大夫”（《礼记》），这句话贻害千年啊！！！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一向淡薄的根源就在于此，人治的根源可能也于此。高官就可以不治罪了么？就可以逍遥法外了么？
既然可以“刑不上大夫”，大夫们便可以为所欲为、鱼肉百姓、贪赃枉法了，群众监督也就失去了作用，因为你监督他，你就成为“小人”了，他可以调用一切行政力量对付你，搞不好他可以置于你死地，他仍然可以“刑不上大夫”。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派警卫人员把一家农民的“钉子户”磨坊给拆了。磨坊老汉在当地一纸诉讼把国家元首告上了当地法庭，法庭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重新把那磨坊盖起来，并赔偿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而那个“刁民”还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被遣送拘留的危险，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之后，那个磨坊，已经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绝对不可以在捡起“儒教”这堆陈年垃圾，中国需要出现一个掀起狂飙的“新思想运动”，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的、民主的、竞争的思想指引，这样才能科学发展。
儒家是标准的“人治”大于法制，最严重的话是“刑不上大夫”（《礼记》），这句话贻害千年啊！！！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一向淡薄的根源就在于此，人治的根源可能也于此。高官就可以不治罪了么？就可以逍遥法外了么？
既然可以“刑不上大夫”，大夫们便可以为所欲为、鱼肉百姓、贪赃枉法了，群众监督也就失去了作用，因为你监督他，你就成为“小人”了，他可以调用一切行政力量对付你，搞不好他可以置于你死地，他仍然可以“刑不上大夫”。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派警卫人员把一家农民的“钉子户”磨坊给拆了。磨坊老汉在当地一纸诉讼把国家元首告上了当地法庭，法庭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重新把那磨坊盖起来，并赔偿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而那个“刁民”还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被遣送拘留的危险，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之后，那个磨坊，已经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绝对不可以在捡起“儒教”这堆陈年垃圾，中国需要出现一个掀起狂飙的“新思想运动”，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的、民主的、竞争的思想指引，这样才能科学发展。
1961年春，刘少奇考察了湖南。虽然毕生的斗争经验已经使他性格变得非常坚强，但他还是被人民的赤贫状态深深打动了。到处是疲倦、辛酸和冷漠的景象。刘少奇私下评论说："这些问题不是由天灾害引起的。它们是人为造成的。"意思是毛泽东造成的。
务实派领导人于是决定开展一项支持农业的紧急计划，并执行一项松绑政策以调动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1月通过了"三自一包"的国内方针，以求消除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的后果。"三自"包括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自办私人小作坊、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一包"是农民承包政府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要求保证完成。在对外事务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和一少"政策："三和"是指缓和与"帝国主义、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冲突，"一少"是指减少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15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官僚阶级抬头和与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前景。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他毕生所做的动员群众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党将会失去群众基础，国家将再次沦落到要依赖苏联。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不愿进行继续革命的倾向感到忧虑。他觉察到他们中存在着追求安逸、寻求物质刺激和工资待遇的倾向，这无疑将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并促使个人主义抬头--与之相应，革命热情将会丧失，一个类似于苏共"官僚集团"的新官僚阶级将会产生。这些官僚将努力维护现状，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损害集体经济，培养出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毛泽东发觉这些倾向极其可怕。中国绝对不能仿效苏联模式，赫鲁晓夫的那套使政府"自由化"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极其有害，它们的影响必须予以消除。16
毛泽东同样担忧，年轻人中缺乏革命鞭策，教育制度不健全。文艺界中也存在危险的讯号：党员知识分子不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许多人似乎退回到了旧的文化传统。1962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山东发起了"孔子讨论会"，纪念这位哲人逝世2,440周年。在毛泽东派看来，这次活动是处心积虑地宣扬旧的"仁心"仁政观念，破坏"毛泽东加强政治斗争的成果"。17
为了扭转这些状况，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搞阶级斗争。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向群众学习。他们受鼓励去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真实面貌的作品。但许多人觉得"下放"运动是一场痛苦的折磨而非值得怀念的经历。
务实派领导人于是决定开展一项支持农业的紧急计划，并执行一项松绑政策以调动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1月通过了"三自一包"的国内方针，以求消除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的后果。"三自"包括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自办私人小作坊、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一包"是农民承包政府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要求保证完成。在对外事务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和一少"政策："三和"是指缓和与"帝国主义、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冲突，"一少"是指减少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15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官僚阶级抬头和与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前景。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他毕生所做的动员群众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党将会失去群众基础，国家将再次沦落到要依赖苏联。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不愿进行继续革命的倾向感到忧虑。他觉察到他们中存在着追求安逸、寻求物质刺激和工资待遇的倾向，这无疑将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并促使个人主义抬头--与之相应，革命热情将会丧失，一个类似于苏共"官僚集团"的新官僚阶级将会产生。这些官僚将努力维护现状，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损害集体经济，培养出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毛泽东发觉这些倾向极其可怕。中国绝对不能仿效苏联模式，赫鲁晓夫的那套使政府"自由化"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极其有害，它们的影响必须予以消除。16
毛泽东同样担忧，年轻人中缺乏革命鞭策，教育制度不健全。文艺界中也存在危险的讯号：党员知识分子不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许多人似乎退回到了旧的文化传统。1962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山东发起了"孔子讨论会"，纪念这位哲人逝世2,440周年。在毛泽东派看来，这次活动是处心积虑地宣扬旧的"仁心"仁政观念，破坏"毛泽东加强政治斗争的成果"。17
为了扭转这些状况，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搞阶级斗争。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向群众学习。他们受鼓励去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真实面貌的作品。但许多人觉得"下放"运动是一场痛苦的折磨而非值得怀念的经历。
1964年，在毛泽东夫人江青的主持下，一些新的革命文艺形式出现了--比如，戏剧《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但是，对这种新动向出现抗拒。北京市市长彭真公开表示爱好京剧，并赞助一些舞台作品，与江青的革命样板戏唱对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所成效，因为执行这场运动的党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不回应他的指导。毛泽东逐渐认定，问题不出在他的政策，而是出在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身上，他们狡猾地拖延、阻挠、歪曲、冲淡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坚持认为，大跃进以后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的路线错误，再加上1959-1961年的农业歉收和1960年夏苏联撤走技术援助。18
权威问题也变得很敏感。毛泽东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个拥有绝对决策权的最高中心权威--"中央"，而刘少奇一派人的行为则对这个信念提出了挑战。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无疑是这种中央权威的生动体现。19但是，如果党敢于违背他的意志，如果刘少奇执行另一套方针的话，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肯定要遭到削弱。
说到底，毛泽东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正在暗中破坏他毕生建立起来的权威、他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他的领导风格。中共越来越远离他，远离群众，而且不愿开展斗争去反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倾向"，农民"搞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滑向苏联修正主义的势头。毛泽东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中共和刘少奇能在他死后执行革命任务。他决心给予他们一场彻底的震撼，改变权力结构，促使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20
3.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据当时与毛泽东很接近的林彪称，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最早预见到了刘少奇及其一小撮人反革命阴谋的危险"，他想夺回党的"一线"控制权，但没有成功。21到1964年年中，毛泽东已经非常怀疑刘少奇是否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他认为刘少奇会背叛他，就像赫鲁晓夫背弃斯大林一样。22由于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刘少奇建议修复中苏同盟。这时，毛泽东在1965年1月25日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必须剥夺刘少奇的接班人资格及彻底打破党的组织，以便随后对中共进行改组。23
毛泽东想重新确立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革命路线和工作作风，激励年轻人，动员群众；他想同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和旧思想作斗争--他要通过一场直接的清洗来达到目标。对健康的考虑也许加剧了他的紧迫感。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所成效，因为执行这场运动的党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不回应他的指导。毛泽东逐渐认定，问题不出在他的政策，而是出在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身上，他们狡猾地拖延、阻挠、歪曲、冲淡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坚持认为，大跃进以后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的路线错误，再加上1959-1961年的农业歉收和1960年夏苏联撤走技术援助。18
权威问题也变得很敏感。毛泽东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个拥有绝对决策权的最高中心权威--"中央"，而刘少奇一派人的行为则对这个信念提出了挑战。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无疑是这种中央权威的生动体现。19但是，如果党敢于违背他的意志，如果刘少奇执行另一套方针的话，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肯定要遭到削弱。
说到底，毛泽东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正在暗中破坏他毕生建立起来的权威、他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他的领导风格。中共越来越远离他，远离群众，而且不愿开展斗争去反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倾向"，农民"搞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滑向苏联修正主义的势头。毛泽东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中共和刘少奇能在他死后执行革命任务。他决心给予他们一场彻底的震撼，改变权力结构，促使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20
3.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据当时与毛泽东很接近的林彪称，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最早预见到了刘少奇及其一小撮人反革命阴谋的危险"，他想夺回党的"一线"控制权，但没有成功。21到1964年年中，毛泽东已经非常怀疑刘少奇是否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他认为刘少奇会背叛他，就像赫鲁晓夫背弃斯大林一样。22由于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刘少奇建议修复中苏同盟。这时，毛泽东在1965年1月25日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必须剥夺刘少奇的接班人资格及彻底打破党的组织，以便随后对中共进行改组。23
毛泽东想重新确立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革命路线和工作作风，激励年轻人，动员群众；他想同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和旧思想作斗争--他要通过一场直接的清洗来达到目标。对健康的考虑也许加剧了他的紧迫感。
1964年，他已年届71岁，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并可能在该年秋天得了一次中风。他对斯诺说"他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1965年8月，马尔罗注意到他身边站着一名护士。毛泽东很有可能感到，他能用来纠正所看到问题的时间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是由上海《解放军报》总编辑姚文元打响的。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吴晗。吴晗曾当过大学教授，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24吴晗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海瑞骂皇帝"，用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撤职前不久。海瑞是十六世纪中叶的一位明朝官员，据说曾这样责骂过皇帝："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臣工都知道。一意玄修，只想长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25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历史剧，题为《海瑞罢官》，刊登在1961年1月的《北京文艺》上。在这个新编剧中，海瑞被描写成一个忠臣，他上书要将被富裕地主抢占的土地还给农民，遭到皇帝的厌恶，由此丢掉了巡抚官职。后来毛泽东一派的人认为，作者是用皇帝来影射毛泽东，用被罢官的海瑞来代表彭德怀。正如毛泽东后来在1967年12月21日说的那样："彭德怀就是'海瑞'"。26
北京市政府的另外两个人批评领袖人物时更尖锐。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理论杂志《前线》总编、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1954-1959年)的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从1961年10月10日到1964年7月期间，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个人用"吴南星"27作笔名，在《前线》杂志上联合发表了67篇文章，又被毛泽东一派认为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伟大领袖毛泽东。邓拓特别敢说话，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之间，他在《北晚报》上发表了置53篇文章，总标题为"燕子夜话"。发表在1961年6月15日的一篇"夜话"，用讥讽的语调把大跃进比作是建造空中楼阁。另一篇刊登在1962年7月25日《前线》上的文章"专治'健忘症'"中有以下这些话：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得了这种病的人......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是由上海《解放军报》总编辑姚文元打响的。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吴晗。吴晗曾当过大学教授，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24吴晗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海瑞骂皇帝"，用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撤职前不久。海瑞是十六世纪中叶的一位明朝官员，据说曾这样责骂过皇帝："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臣工都知道。一意玄修，只想长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25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历史剧，题为《海瑞罢官》，刊登在1961年1月的《北京文艺》上。在这个新编剧中，海瑞被描写成一个忠臣，他上书要将被富裕地主抢占的土地还给农民，遭到皇帝的厌恶，由此丢掉了巡抚官职。后来毛泽东一派的人认为，作者是用皇帝来影射毛泽东，用被罢官的海瑞来代表彭德怀。正如毛泽东后来在1967年12月21日说的那样："彭德怀就是'海瑞'"。26
北京市政府的另外两个人批评领袖人物时更尖锐。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理论杂志《前线》总编、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1954-1959年)的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从1961年10月10日到1964年7月期间，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个人用"吴南星"27作笔名，在《前线》杂志上联合发表了67篇文章，又被毛泽东一派认为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伟大领袖毛泽东。邓拓特别敢说话，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之间，他在《北晚报》上发表了置53篇文章，总标题为"燕子夜话"。发表在1961年6月15日的一篇"夜话"，用讥讽的语调把大跃进比作是建造空中楼阁。另一篇刊登在1962年7月25日《前线》上的文章"专治'健忘症'"中有以下这些话：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得了这种病的人......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