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大跃进造成的1960年严峻国内经济形势。1961年胡乔木就遵毛泽东之命赴专程赴毛的家乡湖南韶山调查。田家英去的四川。

下去调查后，胡乔木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4份材料：
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
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
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
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

“大跃进”中到底非正常人数是多少，恐怕永远没有确切数字，但毛家乡的情况，可以管中窥豹。尤其，这是胡乔木奉毛的指派下去调查的。下面贴出第一个胡的材料

胡报告中，说的是毛的家乡湘乡县。胡实地看的几个大队死亡率三年来都在20%左右。
按县委的说法，1960年死亡2万，病7万。湘乡当时人口不过40万左右。至于县委这个说法有多大水分，无法考证。

下面是胡乔木给毛的另一封信，毛家乡韶山公社食堂，大跃进后，在农民的强烈要求下，一百一十二个，全部解散。

1961年5月，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胡认为毛让他们去农村调查实际情况，应该是要开始纠“左”了。于是，胡就顺便谈了庐山会议时，当时刘少奇曾经想
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让胡向毛提出建议，胡当时没说。

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已经尘埃落定，毛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但胡此时提出实属不智。毛泽东听了，作何感想？只能增加对胡的不信任！跟当年不汇报陈云的建议一样呀。
好在胡是曾是陈的秘书，两人私交很好。但刘就不一样了。胡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只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

令胡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与毛两人间的交谈，“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的文件”，在当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竟然传的尽人皆知。

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

在小组会议上，胡乔木作了《大跃进中理论宣传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发言中，刘少奇不时插话。在胡乔木谈到了《人民日报》在报道和宣传上的失误时，刘少奇说，“全国许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
胡乔木说，人民日报的水平很低，特别是在理论方面。报纸宣传上存在的很大的问题是简单化、片面性、主观主义。比如，讲高速度，实际上是超高速度，不符合总路线精神，把多、快、好、省割裂开了……高速度和稳步前进是否可以统一起来呢？我有一个想法，是可以统一和应该统一的。人赛跑的时候，要跑得快，还要跑得稳，如果不稳，跌了跤，就不可能快。再如，讲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觉悟、共产主义教育等，讲这些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其作为国民教育方针是不对的。劳动人民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表现共产主义风格，但不能作为普遍的持久的标准。
刘少奇接着说，“把先进的口号当做当前的政策，把前途教育当做当前的政策教育，是错误的。”
刘还谈到，“当前的困难，天灾人祸两个都有，且在很多地方，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你讲天灾，群众不承认”。

是年八月，毛批准胡病休。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
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像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每年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
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若说“大跃进”的积极意义，就是给以毛为核心的中央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经济工作绝不能“冒进”。
从1962年以后，即使是文革期间，工农业经济工作上再未出现的“冒进”和左倾。
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农业六十条，取消农村部分供给制、解散食堂，生产权和分配权，由公社下放到生产小队，就是在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呼声下做出的。
生产权和分配权，由公社下放到生产小队，实质是变相地宣告人民公社解体。
另外，与此相伴的是，行政建制上，乡一级干部则从国家编制剥离，转入集体所有体制下。

@红旗迎风飘P 2017-08-29 09:35:41
在农村到底是包产到户这种小农经济模式好还是搞大规模的农场式模式好，这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看，再说粮食生产那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所以也不能只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我认为包产到户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就是要搞那也只是暂时的搞一下，过渡而已。现在没有一个80后的农民在家种田的，现在在地里干活的都是50多多的老人在耕种，种那么几分田连自已都养不活，谁种啊，宁愿在家躺尸也不愿种地，在外面随便......
-----------------------------

建国初是太急，推进农村合作社，刘少奇强调一定要出于农民自愿，才真正符合千差万别的农户情况，如果政府出面，难免出偏差。
搞公社，就太理想化了。

“大跃进”应该是党内一线毛与二线领导之间关系埋下裂痕的主要根源。

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是个可以开放讨论的复杂问题。但从党内历史资料看，“大跃进”后，毛纠正错误的决心是真诚的，否则不可能有农业六十条，也不可能有七千人大会，和之后的工农业经济调整，毛之后搞文革，也在没查收经济领域。
尤其在陈云“病”休，刘邓被打倒，毛在文革中对周有什么不满，只要不能确信有人可以取代周相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毛都忍下了，按毛的性格，这个不容易。
分歧就在，毛不承认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认为二线领导具体工作的责任更大！站在毛的角度，毛认为，我给了你们这些人能给的最好的福利待遇，给了最大的工作支持，出了问题也没追责，可你们干了些啥，出了事却要我兜大头？

刘邓等人的看法则是，毛领导经济工作，江郎才尽了。原来碰到分歧，我们都听你的，“大跃进”的事实证明，建国后你老人你家的观点，很多是错的，尤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法途径方面，更是错的离谱。

刘邓，包括周陈，都内心是这个看法。但人都不是圣人，毛也不是。
尤其是刘，毛制定的接班人，对毛有看法，周、陈、邓指出来，可能问题不大，
刘指出来，尤其在全党大会上、政治局小会上，刘公开地说，就让毛感情上及其受不了，你要接我的班呀。
我认为，后来的中南海泳池边，毛批刘动摇，顶不住，是憋了很久的心里话。“五一六”通知中“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毛就是根据刘对自己的态度，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如果刘不是接班人，刘“大跃进”后说那些话，基本也不会导致最后的悲剧。其实同样的话，更尖刻的话，陈云、邓等都说过。

如果批彭总59庐山是不懂人际，不合时宜，那么同样的逻辑也适应于刘，也适用于林，这合乎正常逻辑吗？

彭、刘、林是什么级别的人物，会不懂这些基本官场逻辑？本质上是高层政治生态、党内民主制度出了问题呀。
其实，任何看过彭万言书的人，只要还是理性的，都能看到彭信透露出的收敛、小心，点到为止，因为彭的观点，毛非常清楚。彭也了解毛的性格和当时的党内政治生态，所以彭的谨慎绝不是多余的。
彭自述中，也能看出彭写信前的内心“挣扎”，为其如此，才显伟大。
无论彭、刘、邓、林，不是不明白、不是没有智慧，不是 不懂得回避，甚至在“事件失控”后，不得不妥协乃至近乎苟且，但结局不由他们做主了。

对“大跃进”及以后的经济困难的政治责任，要么不追究，改正就好，如要追责，逻辑上，当然要按政治权力分布格局来追究，政治决策负决策的责任，执行负执行的责任。

建国后在中央集权制度框架下，既然是毛泽东是全党最高权力拥有者，当需要对全局性失误进行政治追责，当然是自上而下追责！
“七千人大会”上，刘的发言遵循的就是这个责任，不能再去往县乡一级干部头上扣责任了，中央来兜底。
但从毛对林彪发言的赏识激赞来看，显然毛对此点内心并不接受。如按林发言的思路，追责就必须再一次钦差大臣下基层调查，“自下而上”干了。

当然林的发言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要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就必须维护“毛泽东总是正确的”和“党中央总是正确的”的观念，但现实是毛和中央不是神，总要犯错，这就成了一个死结，国家人民何辜？

对于这一点，刘主席是否有清醒的认识？但林与周肯定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大跃进期间的粮食产量】虚报与瞒报
1957年粮食产量是3700亿斤。
1958年粮食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公布产量是7500亿斤。
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公布产量是5400亿斤。
由于估产偏高，导致征购粮食比58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1/3.
1960年粮食实际产量降为2870亿斤，估产是3700亿斤；比59年减少530亿，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我们能看到1958-1960年间，由于地方虚报，实际产量总是远远低于中央估计值，导致不切实际的计划和高征购！

而画皮在1960年底彻底戳穿，戏已经自无法演下去了。因为如还按地方的虚报，根本无法去安排1961年的计划了。
被逼无奈，1960年底，在周相和李富春的亲自主持下，经济和计划部门清查了1958-1960年三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上述三年的实际产量就是这么出来的，至于是否接近真实，只有天知道了。

基于上述核查，八届九中全会通过，1961年粮食计划定位2700亿斤，实际完成数为2950亿斤。

而诡异的是，1961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计划后，所有的地方对中央，均开始了粮食产量的“瞒报”，同样的干部队伍，从“虚报”到“瞒报”大转折，问题出在哪，明眼人一望即知。与其说这些人在保护地方利益，不如说在遵循官场规则，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但对政治领袖而言，自己创立的体制，如果连讲“真话”都困难，还怎么搞“计划”，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谁搞坏了党风？

[上述粮食产量数字均采用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

【关于大跃进三年的非正常死亡】
这个官方从来没有给出过宏观的数据统计。
但从中央及官方的其他出版物，并不是不可以推测，只是不够精确而已。

以1991年出版的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描述（329页）
“1960 年同1957 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

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
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 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 ‰，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胡绳文中，仅提了1960年一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

胡乔木1961年4月赴毛的家乡湘乡县调研，其提供的数据是湘乡县三年非正常死亡3万，其中1960年死2万，病7万。面对胡乔木，县委提供的这个数字有无水分，也无法辨认了，应该是个保守的数字。

全国2千县，数据可以估计。假如按1/3县发生严重饥荒，比照湘乡县，非正常2000万数字，并不惊奇。

1960年比上年全国减少人口10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702万。1961年全国总人口又继续净减少348万人。1961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当年精简职工798万，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城镇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少366万人，而农村人口只比1960年净增长18万。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下面这一篇刘主席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到了原始的出处是湖南农民。
刘主席也驳斥“天灾说”。

关于金冲及的《周恩来传》的裁减事实问题，这里只摘引部分（宋永毅文章）：。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的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对读者的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空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很多人不完全理解官僚行政体系中，官员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由什么决定。
其实就一条，决定自己升迁去留的考核指标是啥。
在四高指标一出，配合对各地区插红旗，拨白旗的搞法，什么是实绩决定升迁，什么是虚的，官员很清楚。
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工人，农民只能沦为各层官员的绩效奶牛，只有挤出人命后才会暴露问题。
58年的时候，官员和风细雨地工作，公社都很难成立，向况完成高指标。

@暧昧的想 2017-08-29 21:46:43
快把疯狗气死了。楼主，你要负责任！
-----------------------------

不过，真相说毛建国后在二线没有权利了，说啥没人听，也是一番高论。
按真相的逻辑，林彪在七千人大会的发言，才是真相。
不过林最后也挂了。

好吧，大跃进中，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高指标完不成地方官员会有什么下场？
高指标完不成的处理，才是决定地方官员对待农民方式的关键。

把高指标的出台过程说清楚，也就说清楚了决策责任问题。
把指标完不成的后果说清楚，也就说清楚了为什么地方大面积虚报的行为逻辑了。

说的太多也没有太大意义。

大跃进中，不需要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中央，一方面下达不造假就完不成的高指标，一方面要求基层干部工作中要反五风，和风细雨。
农民淳朴，但并不傻。地方干部难道看不出来”婊子和牌坊“不可兼得嘛。

那么，地方干部是勇敢地讲“真话”说完不成?还是进行数据造假，逼迫农民尽可能多的交出余粮，完成国家征购?那就看中央竖立什么典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