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3】续上文

和平时期，国家机构的人员编制总有一种在裁减膨胀中不断扩大的趋势，越是地方经济贫穷落后，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实际上，1953年底全军高干会议制定的两年内全军员额裁减到350万以内的目标也没完成，截至1956年底的统计，部队员额仍在410万以上。
因此，1957年1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实际裁减员额就不是预想的70万，而变成了133万，为适应1957年大幅缩减后的国防预算，就需要1957年复员战士高达83万，这些兵基本是1953年前的老志愿兵。这下压力就太大了！

1957年1月7日至26日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由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代表军委做作整编、裁军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军队高干降薪，军委副月薪450元降至400，大军区级降40元，兵团级降23～28元，军级降12～19元，师级降5～9元。
--在全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陆军战时编制师改编为两种平时编制师。分期裁撤预备师，撤销公安军，空军与防空军合并。
上述内容和方案，在会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高层基本达成了一致。会上就是解释说明、统一思想、进行政治动员，但内部仍阻力很大。和平年月，无论降薪、裁人，还是拆庙，每一件都是极微妙的事情，何况这次要三件一起搞，谁不想日子越过越红火？ 矛盾大的原因，在于军队不仅要裁员，剩下的人也要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建设。无论怎样，只要彭还在位置上，这个“黑脸”就得他来唱。毛可以表态全力支持彭的工作，但彭并不能什么矛盾都上交，或者简单粗暴地滥用毛的授权推行改革。如此，彭不但事干不成，自己也会把人得罪光后，黯然下台。彭手中的武器只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身作则”。
1月26号会议最后一天,老总做总结发言,这个言并不好发。从纯粹理性的角度，一个部门领导没有理由在部门大会上公开要求本部门牺牲自己的利益去顾全大局，但这一天，老总必须站在毛的角度上去讲。
这一天的讲话，老总首先扼要讲了本次裁减整编的政治意义，强调军队局部利益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之后，老总将发言重点放在本次裁减整编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上：编余干部和复员军士和士兵的如何安置处理，彭强调，对每一个人军队要负责到底，妥善安置。
对编余干部的保留深造或专业处理办法上，老总给出原则：对有战斗经验的、有技术的、身体强健的、适合在军队继续服务的，分别送个军事业务学校或文化学校加以深造，这类干部应该适当保留，包括各科学校学员在内大约保留10万至15万人。年老体弱的干部，或转到地方担任轻便些的工作，或退休养老，应当很好的进行政治解释，采取负责到底的态度，在地方没有适当工作安插之前，仍留军队学习。
对复员军士和士兵的地方安置处理上，彭强调同样的要求，负责到底。如对无家可归的军士和兵，彭提出，在自愿条件下，应根据可能的条件，设法军营附近安置生产就业。实际上，因为老志愿兵脱离生产多年，家庭情况各异，复员数量大的原因，这部分才是最难安置的，从部队动员教育到回乡安置，地方上接收安置，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良后果。
老总在发言中也说了自己准备交班的意向，这应该不是计划好的发言内容，但也不是老总心血来潮说说，彭八大前后多次提出将军委工作交给其他人主持的想法，个中原因很复杂，但干的不舒心肯定是一个原因。
浴血奋战三十年，老总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对这支军队充满了感情。发言最后颇动感情地说：“我们的许多战友为革命而献身，他们有什么享受可言！开始在湘军一起组织救贫会的和平街起义时的战友黄公略、李灿、邓萍、张荣生、李力等同志都牺牲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说道这里，语言哽咽，讲不下去。会场上将帅们人人心有戚戚然，但困难不会因为同志们的感动就消失。
矛盾的核心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地方更穷。1957年的新中国，地方经济不发达，城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安置军人满意的就业岗位并非易事，而客观上“吃皇粮”的军队不但稳定，薪资福利也好于地方，没有特殊原因，没有谁会愿意离开部队到地方。
和平岁月，百工见弃，行武独尊，绝不是什么好事。1957年建国初，这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国民经济还处于恢复期。但如果到了1969年，甚至1979年，整个社会还是这样，那就相当的病态了。

1961年1月底，胡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ywujun1969 2017-08-16 15:30:20
1961年1月底，胡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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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在借胡乔木之笔，再次表示自己对“大跃进”的观点，以及责任问题的看法。
但在1961年底，执行国家计划的高指标粮食统购任务，遭到地方的严重抵制后，被迫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在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时，毛面对现实，也不得不退让。

李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胡乔木有“两面性”，或者另外一种说法，他是“士”和“仕”相结合、既统一、又矛盾、常反复的人物。作为一个参加庐山会
议、有切身体会的当事者，胡乔木对庐山会议上的一些是非曲直，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毛泽东作古后，乔木可能认识到，真实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庐山会议这段历史，对党和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981年，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正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包括电力、煤炭、石油三部）的组长。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记得方毅的发言，说毛泽东是个暴君。胡乔木看了我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长篇发言的简报，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写《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原来是内部发行，后来他又赞成公开发行。当年盗印版就有五种之多。在这件事情上，我很感谢胡乔木，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很难写成和得到出版的。

普罗米修斯受难时，给人类的箴言："人啊，你当自救"

基于二十大斯大林个人崇拜专权对国家人民党的伤害，56年，刘邓彭等人在党的八大上，曾经一起努力过。然而59庐山彭倒台，66年刘倒台，党内在面对领袖错误决策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却形不成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合力，眼见着这艘大船也来越快地偏离航线。

下面是刘主席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彭总时的发言主要内容。刘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二是所谓“个人崇拜”问题。

刘的讲话，当然一开头就说：这一次全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他就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他说：我想，革命的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或者是八分成绩两分缺点错误，或者是一分、一个指头，总而言之会有的。刘少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谈到近两年有人建议不要再搞运动了，彭、黄、张、周就是反对搞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顶住这种议论。

刘这篇讲话最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赞扬毛。他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说：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从（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那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还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的时候，我们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在那个时期彭德怀同志是反对在党章上写那一条的。在（苏共）二十次大会后，他是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但是在不久以后，在北戴河讨论八大党章的时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没写上去，彭德怀同志提议要加上这一条。早不久你在西楼提议，反对唱《东方红》，反对个人崇拜等等。等一下在北戴河那一条没写上去，他又提议写上去，很明显你这是假的。他的那个意思是从反面讲的，上一次写上的时候我就反对的，这一次你们还不是刮掉了？！我现在提议写上，你们又不写，那么至少你们要犯错误，要作点检讨。当时我的答复是这样，我说七大那个时候有必要写这一条，八大这个党章没有必要了，可以不写。我想我是积极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我现在还要搞。我现在还要搞小平同志、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以后我还会要搞。对彭德怀同志的威信，我也没有损伤过。如果说他去掉点个人野心，多有点马克思主义，我想我也可以替他搞点个人崇拜的。我这个人是搞这一行的，是犯这个“错误”吧！这不是为了对某一个人好，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好争选票。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威信跟党的威信、阶级威信是不可分离的。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因此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党的、阶级的、革命的、人民的领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处。（毛泽东：现在英国那些国家的党很困难就是这个道理）是呀！工党有威信，共产党没有威信。（毛泽东：印度也很困难）尼赫鲁有威信，高士没有威信，印尼苏加诺有威信，艾地没有威信。至于讲什么在纳赛尔那些地方，伊拉克那些地方，都有这个问题。刘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文章，恩格斯说了“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刘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建国后，尤其1956年后，毛本人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极强的摇摆性，胡乔木这样的身边人都搞不消。
57年初毛提出双百方针反左，胡跟不上被批，胡改了，后面毛又突然转而反右。
59庐山，毛开初倡纠左，胡主持写大会会议纪要力倡求是纠左，彭信印发后，胡又被批，紧急转向过关。
61年面对经济危局，毛再倡全觉兴调登研究之风，派胡去家乡湖南调研农村实情，胡给毛写湖南及韶山实情，毛不悦。胡心力交粹，请休长假，此师从陈云。

列宁说过的一段名言：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公开承认错误 ，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作为政治领袖，毛建国后27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是非非的标准，只能看实践的结果。

韩钢：“周惠谈话”辨伪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其波谲云诡，打出一个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次逆转，而为史家和世人关注。1980年代以来，官方陆续公开了一些档案文献，数位亲历者也先后发表了回忆录。最引起关注者，就文献而言，要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就回忆而言，当推李锐先生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需要强调的是，《庐山会议实录》绝非仅凭记忆之作，书中的大量叙述，如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两次中常委会议的发言、数十次小组讨论以及会间印发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当年的笔记和会议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文献史料的公开和亲历者记忆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许多被颠倒的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许多以往模糊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者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当然，研究没有终结，任何来源真实的新史料(包括回忆)，任何言之有据的新观点，都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忆)应当是可靠的，观点应当是严肃的，否则，只会使历史真相变得模糊甚至混乱。

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庐山会议如此结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锐!张文披露“周惠谈话”，似乎要颠覆人们已知的历史叙述。颠覆已知的历史叙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据，如实地还原真相，还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张文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还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历史真相。
张文说依据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张本人并非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连党史研究室的来历都没有搞清楚(顺便说一句，张文对周惠的生平介绍也有误)。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成立四个月，两个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不是张文所说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8月，是撤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后组建的，也不简单就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1990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呢?说来也巧，“1990年代中”笔者恰在该机构供职。更巧的是，笔者的具体工作部门，是该室下设的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当属第二研究室的任务，但是笔者既没有听说更没有参与此事。会不会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询问第二研究室当时的负责人和同事，均未与闻。因此，这份源自所谓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究竟来自何处?真实性如何?大可怀疑。李锐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的叙述。与相关文献和回忆对照，“谈话”错误甚多，根本经不起史料的验证。
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178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2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说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续上）
李锐缘何写检讨?

第二件事，“谈话”称李锐8月11日发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盘认账”，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让二周“陷入极大的被动”。“谈话”还称，李锐此举是为了“反戈一击”，“立一功”。
这件事在李锐的书中也有记载，“谈话”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反倒是弄错了史实：李锐不是作发言，而是写检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更要紧的是，“谈话”故意“忽略”了李锐写检讨的一个关键性背景。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在会议第五组作检讨，分在第四组的李锐被人带到第五组同黄克诚对质。对质的问题本来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无关，但黄见李突然被带进会场，以为李已经说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动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况，揭出了关于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关于这一情节，李锐有详尽回忆：
黄克诚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住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经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庐山会议实录》，第281页)
黄克诚自述完全印证了李锐的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议论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阴差阳错的情节，揭出了“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接下来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和穷追猛打式的逼问，令李锐忧心忡忡：会议继续追逼下去，会牵连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悄悄对薄一波谈了想法：由他作交代、作检讨，人事关系只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因为这些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晦，绝不能再扯宽了。薄很赞同，还要他“先发制人”。《会议实录》，第285-286页)李锐这才写了检讨。
如此重要的背景，“谈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而不详细交代事情的原委，却渲染所谓“突然”转弯，给人印象似乎是李锐别有用心。

（续上2）
二周是如何“陷入被动”的?

据李锐回忆，他是8月11日上午交出检讨的，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关于这一点，李锐在书中已有回忆，坦承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日夜晚的活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谈话”称，正是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这个发言，让周惠和周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
如李锐所说，他的检讨的确交代了周小舟、周惠的一些言论，这是周小舟(肯定也包括周惠)对李“极其不满”的原因。如前所述，李锐当时的考虑是他和二周的活动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讳”，但不能让人再追查下去，因为有可能牵扯出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此举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事情做一个切割，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看来，李锐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但其本意不是陷入于不义。何况李锐的检讨除了交代二周，还交代了自己的情况。几十年后，李锐感慨：“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周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庐山会议实录》，第286-287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周、周、李而言，庐山会议期间最要害的问题，是7月23日之夜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私下议论。揭出这个问题，才是二周(其实也包括李锐)“陷入极大的被动”的关键。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李锐先后交代后，周小舟所在的第二组即追逼周小舟。有人问：黄克诚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说，现在是不是达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这些话你都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接着周交代了那天晚上的言论：“二十三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得多，周惠讲得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十八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到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当时黄克诚同志说，不能这样看，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83页)周惠也在当天承认自己“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一如他在检讨里所说：“我始终是隐瞒了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直到八月十日下午听说黄克诚同志已开始交代‘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时我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改变原来避重就轻、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的根本不够一个党员品质的错误态度”。(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自己当年的检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听说黄克诚交代之后，才“被迫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交代出“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的。
“最重要的真实情况”都揭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们“陷入极大的被动”呢?可以肯定，对周小舟、周惠(无疑也包括李锐)而言，8月10日才是他们的“黑色星期五”，他们正是在这天“陷入极大的被动”的；而李锐第二天才写检讨，显然与此无关。
“谈话”还称田家英不需要他(指李锐一笔者注)保护，毛和田情同父子。“情同父子”的比喻是否准确、是否严肃，另当别论。只说李锐担心牵连田家英一事，连对李锐不满的周小舟当时也承认。周小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说，“他(指李锐一引者注)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周在书面检讨里的这番话是否发自内心，笔者不好妄加猜度，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李锐的初衷，确实想避免牵连田家英等人。

（续上3）

李锐“夜闯美庐”?

第三件事，“谈话”称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夜闯美庐，跪在毛的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说彭德怀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写给毛的信事先给张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出自张的手笔，而张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还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说受了毛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这番叙述，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简直就是一幕电影。这恐怕是“谈话”披露的最耸人听闻的“史实”了!可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史实”。据“谈话”称，此事是周惠听周小舟说的，周小舟又是听田家英说的。田、周、周均已作古，这耸人听闻的“史实”竟死无对证!
问题还在于，“谈话”的叙述完全站不住脚。按“谈话”的说法，李锐“夜闯美庐”是在他写检讨的前一天或前两天。如果是前两天，就是8月9日；如果是前一天，就是8月10日。9日晚上不可能，因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还没揭出来。10日晚上也不可能，因为10日上午追逼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议的主持者当即与各小组组长商定，当天晚上各小组继续开会，分别对周小舟、周惠、李锐进一步追查和批判。10日晚上李锐正在小组会上受到追查和批判，如何“夜闯美庐”呢?难道有“分身术”不成?
从李锐8月11日写的检讨看，也不可能“夜闯美庐”。按“谈话”所说，李锐“夜闯美庐”一是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论。如果真是这样，第二天李锐写出的检讨一定会有“夜闯美庐”时揭发的那些事情。但事实恰好相反，李锐的检讨无一字涉及“谈话”所说的那些彭、张的活动，甚至连张闻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于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李锐的交代并不比头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锐要是真“想反戈一击，立一功”，为什么第二天交出的书面检讨不写“夜闯美庐”揭发的那些事呢?这不是个“立功”的机会吗?反过来说，倘若李锐“夜闯美庐”，已经向毛告发了彭、张，第二天的检讨敢只字不提吗?殊不知，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常看重文字“证据”的。仅举庐山会议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泽东住处谈话。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给毛的复信中恰好透露了这个细节：“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毛如此看重证据，李锐能不写在书面检讨里吗?这只能说明，所谓“夜闯美庐”，子虚乌有。
还要补充一点，彭、张之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黄克诚还要早。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组被逼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种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组开会批判，有人追问彭“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彭也作了交代：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80-281、284-285页)张、彭的交代，李锐都知道，李与彭还分在一个临时小组(第四组)。彭、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问题，何需李锐“夜闯美庐”再作“揭发”呢?

（续上4）

“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谁扣上的?

“谈话”还称，“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这又不符合史实。如前所述，李锐在检讨里根本没有涉及彭德怀在庐山的活动，倒是说过这么一段话：“虽然我同彭德怀同志没有直接的活动关系，虽然小舟同志同彭的勾结我不清楚，黄、彭的关系我也不清楚，但由于以下三点，我是陷入这个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李锐：《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莫非这就是李锐对彭德怀的“揭发”?毛泽东就是凭李锐的这一点“揭发”，给彭德怀戴上了“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事实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毛泽东最早扣上的，而且在李锐写检讨之前早已扣上。据李锐回忆，7月26日以后，由于7月23日之夜的事情被告发，分组会内外已经传开“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的种种议论和传言。(《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如果说李锐所说还属于记忆，那么，毛泽东8月2日致张闻天的信则是白纸黑字的文献：“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还挖苦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也就是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军事俱乐部”的说法：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此后的分组讨论中，批判“军事俱乐部”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就在李锐写检讨的前一天，8月10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批语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自毛泽东，与李锐的检讨根本没有关系。有一个疑问，周惠当年的检讨交代过这样一个情况：“李锐有一天晚上到我们住处，他说，中央已注意到我们二十三日夜到黄处谈话这件事，说已经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想给主席写信……”(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说李锐写信，就是李锐7月30日写信一事。周小舟当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指李锐一引者注)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李锐后来回忆：“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二周的检讨和李锐的回忆，都说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经知道起草关于“反党集团”决议一事。而“反党集团”的定性，正是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的。1980年代中，杨尚昆接受采访曾经谈到此事：“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指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一引者注)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提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这些!史料表明：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在先，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后。周惠当年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已得知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怎么几十年后说是李锐的检讨才使得彭、黄、张、周戴上“军事俱乐部”帽子的呢?一个是当年的文本，一个是后来的记忆，哪个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么周惠记忆有误，要么干脆是张文虚构。
张文称，1990年代，周惠曾经对采访他的权延赤说，庐山会议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张文的信息来源何处，笔者不知。但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所见史料，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惠是相当宽大的，不许将周惠划入“军事俱乐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锐交出检讨的当天下午，毛在大会讲话，谈到了周惠：“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目)毛的讲话确凿无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没有划入“反党集团”。事实上，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也没有提到周惠。至于会后的结局，就周、周、李三人来说，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下放到浏阳县任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不是“谈话”所说的“广州分院”)副院长；李锐则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只有周惠官居原职，继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1年调任交通部交通工业局副局长。

（续上5）
庐山教训该如何总结?

庐山会议由“降温”始，以反右终，无疑是毛泽东翻的盘。论责任，也许很多人都有责任，但“很大的责任”、第一位的责任无疑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推不到李锐的头上。
说到这里，笔者想提及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下简称朱文)。朱文比张文稍早流传于网上，也是谈庐山变故的责任的，认为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人表达意见的时机、场合、技巧有缺陷，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朱文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分析庐山变故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笔者认同的，因为它有益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历史(当然，这种分析应该首先建立在对史实准确还原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朱文不是没有漏洞)。但是作者把他认定的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的“缺陷”当做“教训”，而且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这样的“总结”笔者不能同意。
彭德怀等人有没有缺陷，尽管可以讨论。问题是，即便有缺陷，把这种“缺陷”作为庐山悲剧的“教训”，首先就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相抵牾。
毛泽东早已宣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毛没有对言者预设任何条件。事实上，毛还多次鼓动党内同志：“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志们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怀写信前的一百天，毛泽东还号召党内同志批评他的缺点，甚至要求学习海瑞：“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4月5日)从毛泽东的公开表达看，他倒是希望党内批评不要顾忌“时机、场合、技巧”。其次还同中共党章相冲突。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有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有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党章没有对党员行使这些权利附加诸如“时机、场合、技巧”等任何条件。党章还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目)彭德怀等人无论有什么缺陷，至少没有逾越党内批评的原则和党章的规定，怎么能成庐山会议“沉痛而宝贵”的“教训”呢?
庐山之变的关键在毛泽东。胡乔木当时就私下提醒友好：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一语成谶，庐山之变证实了胡乔木的担心。在党内表达意见，本来是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所拥有的权利。毛泽东因个人不满彭信，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政治批判，侵害了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的正常权利，按党章本应受到批评和纪律处分。毛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反而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对彭等人严加处分。毛能够以一己之力覆雨翻云，深刻的原因是党内铸造了一套集权的权力架构和制度。这个架构和制度实际上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领袖因此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剥夺他人的权利，而这个架构和制度对领袖几无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党内权力架构和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弊端。这才是庐山变故的深刻教训。朱文曾谈到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在于“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笔者赞同这个看法。应该补充的是，仅有民主的“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还在于建立民主的“制度”。不从制度的层面“总结教训”，而去追究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甚至以为这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笔者以为，这是南辕北辙。
最后做一点说明。张杰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后，网上出现了一篇“党史专家金春铭”的文章，谈张杰“披露”的“周惠谈话”，对张文多有肯定，并称张是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笔者从未听说“党史专家金春铭”，但知道并且认识党史专家金春明。会不会是笔者认识的金春明教授?为核实此事，笔者与金春明教授取得了联系。金春明教授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也不大上网，既没有看过张杰的文章，更没有就张文或“周惠谈话”写过任何文章，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叫“张杰”的人。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笔者在此作出正式说明。

@hu680225 2017-08-17 22:21:40
我在美言网和旗扬时事中说了几句实话，被斥之为美分之类，沦落到总机一类，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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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有些人，不给“不同意见者”戴上一顶帽子，分上一个类，就不舒服嘛。
总机一般是拿人“智商”开刀，只是风度差而已，反厚道多了。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4】续上文
从世界主要国家和平时期军费开支经验看，保持在占GDP的2％－4％区间内，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能够总体保持协调。二五期间削减国防开支，支援经济建设是个必然之举。实际上当国家真正富强起来，和平时代养军也不需要很大的GDP占比，如我国2014年军费开支突破8000亿，2017年突破10000万，但仅占GDP的1.3%左右，财政支出占比也不超过5%。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军队的现代化就是无源之水，这一点是当时政治局高层的共识。
57年初的军委扩大会议终于结束了，1月30日，彭总读毛著作时写了一则笔记：“一个共X产Dang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凡属这样忠实尽职的同志，时常受到打击报复。一些奉迎作伪者，反而受到奖励。” （彭年谱）
几个月来，在制定此次军改的“裁减军队数量和提高军队质量的方案”时，老总所经历和领教的“不可言说”之事，尽在这一则日记之中了。
只看一个相对简单的军队高级干部降薪，老总就承担了军内人前人后相当大的压力和指责。1956年12月14日和22日，老总两次召开专门会议，座谈和说明高级干部降低薪金的问题。彭德怀说： “薪金问题是个制度问题，又是个政策问题，应当郑重考虑。我们的原则应当是：一、有利于团结群众，不能超出群众生活水平太远；二、有利于内部团结内部，等级差额不能太大。应该参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分配劳动成果，不要忘记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先锋队。”
“我们的薪金政策，要从苏联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中吸取教训。军队要带头把薪金将下来，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很高，就是由于它很艰苦，过去没有任何报酬而英勇奋斗，现在薪金低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1980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复刊不久搞的一次讨论会上，反思文革社会“泛道德化”的负面危害时，强调社会主义同样应承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正当性，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见地的。
能够持久的、好的团队文化就是诱使每个人确信，有益于团体的东西也有益于个人。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利他主义者，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期待自己的无私忘我得到某种回报。如果团队中多数人的个人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团队要么异化，要么伴随团队文化崩溃而姐体。
纵观1957年，彭是大会小会，几乎逢会必讲：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强调艰苦奋斗，自我牺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光荣。而怕吃苦，不服从工作分配，闹级别待遇，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光荣，而是可耻的。彭总如此“说教”也是无奈之举。彭等人也不例外，当然希望自己和军队的付出，能够伴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和富强而得到回报。
高层虽有了改革共识，方案也达成了一致，但改革真正到了操作层面，触及到部门利益时，推进依然困难，改革者根本不知前方会出现什么暗流险阻。
2月26日～4月12日，彭离京赴南京军区视察工作。远离京城事务，外出视察对老总也是一种休息，彭行前交代，一般工作由黄克诚主持开会办理，重大问题请示贺龙办理。彭此行中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发生的对学院教学中”教条主义“程度的看法分歧，却意外地为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斗争埋下了一根火线。

黄当时是军委秘书长，另兼国防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等军中要职。黄在军委对于彭的作用，就如邓二代这个总书记在中央对于毛的作用一样。
黄大将于1952年10月调任总后勤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是毛彭均可接受信任的人。按黄自述：
“我在总后工作没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我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我就奉命前往，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到1953年，总后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我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我在总后的工作，全力放在军委、总参日常工作上。”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我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仍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总参和军委是一个办公厅，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ZD、邓XP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ZD为军委主席。毛主席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我虽不是军委委员，因工作需要，实际早就担负了秘书长的责任，帮助彭德怀做经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日常助手。1954年10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1956年11月才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委员。”

从黄的自述中，可以看到黄粟两大将关系微妙背后可能的原因。毛虽然欣赏简拔粟，但因”汇报门“一事的影响，彭聂均不太信任粟，军委总参日常交黄负责，陈赓、张爱萍、张宗逊等人分管总参各项工作，总参又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厅，粟裕几乎被边缘化，成了军史上最无实权的总长。

1954年成立国防部后，按彭主持的军委会议议定，全军工作由军委秘书长归口，即国防部口，总参对军委要经过军委秘书长。这样，粟的总参工作实际就归黄大将领导了，而总参又无自己独立的办公厅，粟岂不成了光杆司令。 实际上，军委高层人人明白，以彭的党军内地位，粟不存在与彭争什么权的问题。总参和国防部的争权，本质是粟与黄二人之间有些苗头要别。因为涉及到更上一层领导，大家都不说破而已。

八路军总部是机关，180师是野战部队，日美两军也不同。最后八路军总部大部人员脱险，就说明彭的当机决断无大错。
180师可不是大部破围。事实才是硬道理。

（转一下滕老的博文）

明年（2018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开国元戎彭德怀元帅诞辰的120周年及夫人浦安修诞辰的100周年，作为研究彭德怀历史的传记作家，本人计划推出一本图文并茂的新书《彭德怀照片全集》，以纪念我们景仰的彭总和他的夫人。
37年前的1980年6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一本《纪念彭德怀同志》，是彭德怀照片图集的最早版本，其中收有300余幅彭德怀历史照片和相关的历史文物照片。那时候，彭总冤案刚平反昭雪不久，由于历史的原因，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19年中彭总的历史照片几乎被销毁殆尽，任何部门都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收集齐全。1998年秋，在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有关部门又出版了纪念图集《彭德怀》，同前一本书的问题相同，彭总照片严重缺漏，特别是刻意回避他在文革蒙难时期的照片；个别图版的文字说明也有原则错误。数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彭德怀照片图集已荡然无存。
计划中的《彭德怀照片全集》有如下特点：
1、本人多年潜心研究彭德怀历史，精心收集了许多至今鲜为人知或是本人珍藏的彭总历史照片，如能付梓出版将是迄今为止最齐全的彭德怀照片图集，估计会比以往彭总图集增加30%照片量，这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2、以认真严谨的治史态度撰写图注，订正以往彭总图集中有违史实的错误描述。
3、纳入浦安修的若干照片，以新的史学视角实现彭总夫妇的历史融合。
4、全部为黑白历史照片，不采用彩色绘画作品，力求该书的低价位。
5、坚持实事求是、为史存真的原则，尽量收齐彭总生前的所有照片。
本人这一计划得到彭浦两家亲属的赞同。
鉴于目前出版界的现状，本人面临两大关：一、办理审批手续；二、筹措出版经费（在出版社不投资的情况下）。所以需要在关注彭总历史研究的广大读者群中预告此计划并呼吁大家的支持，以促成该书的出版。凡是给予实际帮助的朋友，都将在书中反映出你的贡献。

深圳传记作家
滕叙兖

附注：
本人关于彭总历史的两本著作：
《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5】续上文
彭2月26日离京。2月27日，黄克诚主持临时军委会，根据1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启动1957年83万老志愿兵复员工作。首先出意外的也是这个83万老兵复员计划，遭遇了地方很大的阻力。
大规模复员计划开始执行后不久，全国有八个省因对本年复员的老志愿兵安置不易，怕闹事，纷纷要求推迟复员离队，导致员额裁减推迟计划不得不推迟。情况反映到军委，3月7日，黄克诚主持军委例会，讨论1957年国防经费使用概算，之后与国务院沟通变更57年度经费未获批准。中央要求军队要坚决执行2月15日党中央下发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内部挖潜解决问题。
计划推迟，但83万人的复员还是最终要完成。老总4月13日视察南京军区返京，立即与周相议此事，协调军地关系。
4月20～21日全国复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规格陡然提高，一面是要求各省、市转业建设委员会主任出席，另一面是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平常军方只是分管副总长、国务院只是分管副秘书长出席的会议，周、彭二人竟然出席并要发表讲话。
彭是全程参会。并在20日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调动复员军人的积极因素，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彭说：军队方面必须坚决执行“教育不成熟不送走”的规定，地方方面要做好安置工作。还指出复员工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一部分，把经过长期教育、政治觉悟较高、组织纪律性较强的兵员，有计划地输送到各个生产战线上去，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支援。
周相因外事接待活动，未出席20日的会议。21日，周出席会议，接见参加全国复员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负责人，询问各地对复员军人的安置情况，周发表讲话：复员军人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是很宝贵的资源，是国家可贵的人才，党政机关应极为重视这部分人才，要很好安置他们，安置不适当的，要予以调整。军队要加强劳动教育。以后任何人都要经过劳动，大学毕业生应派到工厂实习。复员军人回去后要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还指出，复员工作要分一分工：党委多注意领导，政府多注意安置，军队多注意劳动教育。
细看周、彭二人的讲话，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彭说坚决执行“教育不成熟不送走”的规定，周言军队要加强劳动教育，复员军人回去后要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其实二人都是一种作为领导讲话的低姿态，复员军人返乡后与地方肯定闹了很多矛盾，主责在谁不重要，但毕竟还是要地方配合安置，才能把工作推进下去。
周、彭这样的传奇人物、党国领袖出席会议，亲自开展动员工作，效果当然远远好过黄克诚、习仲勋两位秘书长出面。虽然接收安置工作繁重，难度大，但能被周、彭接见合影，甚至于握手交谈几句，在当时对大家工作绝对是个莫大的鼓励。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6】续上文

毛时代，国家赋予军队和军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尊崇地位，通常冠以“革命军队”和“革命军人”以示神圣，其收入和待遇也优于地方，在彭的年谱可以看到多例青年直接写信给彭，要求参军的记载。其实在毛的年谱中，也能看到多例社会贤达直接写信给毛，要求入党的记载，比如梁思成先生56年写信给毛，要求接纳其入党。
这些记载，反映了那个时代执政党竖起的主流价值观和追求，这种风尚的背面则映设当时党员干部、军人和工人，在一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当然地也享有社会资源的倾斜待遇。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国有经济占绝对主体，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个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就成了两重天。而不幸的是，农村和农民占人口多数却不在体制内。
群众有自己朴素的智慧，新的体制一旦确立，大家很快就理解，进入体制不但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儿女后代也跟着享福，在那个年月，这不是进入了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反之，就恐怕永远辛苦在路上了。
建国初，我军官兵的主体恰也来自农村。本来当兵在体制内，复员返乡安置就成了从体制内又回到了体制外，这个思想怎么转？志愿兵复员安置难，矛盾大，根子还是体制内外差别太大，城乡之间差别太大。
理想的办法，当然是要么给一大笔复员费，要么在城镇为其在体制内安置就业。但当时，这都不可能，国家正是因为财政穷，才要求军队裁员呀。彭总清楚内在的原因，所以一再强调裁减整编，要本着对每个人负责到底的精神。

随着部队干部转业和士兵复员工作的全面展开，随后爆发的“随军家属”风波，背后也是同样的原因。
“随军家属”风波的缘起是：1957年8月9日，总后部长洪学智给黄克诚提交了个全军随队家属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全军随队家属、小孩、保姆情况，1956年一季度33万余人，四季度60万人。使部队住房、医疗、入学、入托等日益紧张。现军官未婚者机关尚有30%，部队40%以上。家属已来队者机关10%，部队50%。建议军委对军官家属来队，军官住房、子女入托入学收费、医务机构编制、士兵家属来队等均应制定规章，否则，非队列人员来队趋势，将滚雪球式地日益膨胀。
彭看到报告后，颇感问题棘手。彭8月12日按计划要去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等地进行战役勘察，即委托黄克诚提交军委会议先讨论。
彭感觉问题棘手，原因在随军家属身份特殊，大部分来自基层部队的中下级军官，机关占比反倒小，处理不好影响会士气且靠军队一家也解决不了，而无特殊政策，地方无义务来解决军属随队问题。
军队官兵家属大规模随军，根子还是一个“经济”。按照1956年6月下发执行的《关于自七月份起调整薪金标准的规定》，中下层军官中，最低一级副排级月薪71.5元，正连级123.5元，正营级175.5元，正团级253.5元。而当时的物价水平，城镇8元即可保证基本生活线。另外军队还有额外的福利，比如军队规定薪金制实行前，军人超过3个以上的子女，每多一个额外补助每月20元，同时还可享受军人服务社的低价商品等。这样一算，一个排级军官就可轻松养活一大家人，如果家属在农村，为什么不随军，如果家属在城镇无正式工作，为什么不随军？轻易就颠覆了几千年来“好男不当兵”的观念。

8月22日，黄克诚主持军委会议讨论后（此时已达77万户，1958年1月底返乡30多万户，校官家属只有3万多户）），决定由总政先草拟一个动员家属还乡指示，提交军委审议。同时，彭于8月12日至30日赴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视察时，也顺路对家属情况作了调查。
9月下旬，老总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彭说：随军家属是供给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后来结婚条件放宽，加上薪金制实施，两年来随军家属增长很快，去年底已达60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可能到达500万人以上，住房、医疗、入托、入学矛盾日益紧张，一旦发生战争，既影响军队作战，又有疏散安置问题。现已停止来队，开始动员还乡生产。无家可归者，拟在军队近后方或远后方组建农场或其他合作社安置落户。这个问题不设法坚决处理，对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好处。
老总故意要把问题说的严重，是希望引起中央重视，帮助尽快解决问题，维持部队的稳定。彭说二五计划末“可能到达500万人以上”，也不算危言耸听。因为，如按最坏的情况10万军官每户5人随军，也就是500万以上。会后责成总政具体研究政策方法，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地方配套政策。
11月2日，彭随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苏联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委托陈毅主持军委工作。老总这一点非常谨慎，离京委托军委主持人，按惯例是在京元帅轮流，避免授人口实。
11月21日。陈毅主持军委例会，讨论总政治部拟稿的《关于动员军官家属还乡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通过后以总政名义下发。为配合这一举措，国务院于11月2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把拥军优属作为政治任务，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并规定了7项解决办法。
但这项工作还是留下很多遗憾，按彭年谱记载：
“总政指示下达后，全军很快出现了一个家属还乡高潮。指示虽也规定了可以留队的随军家属条件，但考虑欠周密，只强调了还乡生产一种办法。执行者急躁操切，一些可以不走的也被送还乡，有的回乡后生活无着落，又回流到部队；有的在旅途分娩或发生事故。”
彭德怀自苏联回国后，1958年1月16日主持军委例会，得悉已有30多万户还乡，并继续动员离队。按当时统计，校官家属只有3万多户，也有走了的。会议讨论认为校官家属走了不大合理，内部决定暂时不走。

那段时间，朱彭搭伙领导前方军分会和集总，军权失控了，毛有些躁切，人非圣贤。
罗当时的威望，军中资历，掌不住115师众将，上去很可能反害了罗，必须是陈光上，要么少点戒心，直接徐帅。所以毛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