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在《天津日报》提出“教材（教科书）与讲授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问题。有以下5种说法：
1、大学教学根本不应有教材，应采取教师讲学生记的方式。这种方式最能促使学生认真听讲；
2、教材不应写成学生能读懂的，否则教师就没有可讲的了，教材是仅供教师备课之用的；
3、教材应写成学生能读懂的，但仍应由教师宣读，听教师宣读比学生自己阅读效果好；
4、教材应写成学生能读懂的，但不应由教师照本宣科，教师应提纲挈领地讲一讲，并着重讲解重点和难点；
5、教材本来就应是有分析有论述和纲领清晰的，重点和难点本来就应浓施笔墨加以论述，并非必须用嘴讲。换言之，教材应是无须再讲的，教师可以在学生自己阅读的基础上以答疑（对话）的方式解决个别学生的问题，并以练习和讨论等手段帮助学生进一步消化教学内容。
以上5种说法孰是孰非？

然而没有一位大学校长回答我的问题。
几年后，我在互联网上提出了“讲课是一种体力劳动”的观点。因为一次备课可以在多处多次讲课，通过网络可以向千万读者讲课。这观点实际上是上述孰是孰非问题的答案。然而也没有一位大学校长肯定或否定我的观点。
由于教育家们（包括有关官员）的不发言，我提出的问题真理性答案何在，至今被埋没中。而时间飞逝了28年。
而且当前教学中最流行的方式还是一位教师对几十名学生讲课。这是几千年以前的古老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显见了对我观点的排斥。
现在，我提出问题的真理性答案还要被继续埋没下去。
如果说教育家们害怕民众把对这问题的真话讲出来，恐怕并不为过。
现在我把问题再次提出。希望不同意见者与我展开认真的辩论。